徽州地处山区，土地贫瘠，众多无田可耕的“剩余劳动力”，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环境下，除了外出经商与科举应试之外，别无谋生之路。
科举应试与“学而优则仕”，是封建时代最尊贵的生计，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金榜题名的几率非常低，很多儒者皓首穷经数十年，也未能在考场中如愿。而反观经商，一方面社会地位卑下，但另一方面也比较容易安身立命。特别是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大多数地区都属于原始市场，物资流通极不发达，社会只要大体安定，就基本符合“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只要敢于在市场上“跑马圈地”，就大半有厚利可图。
徽州儒学盛行，当地人大都自幼饱读诗书。徽州人在“儒”与“商”之间摇摆并行，可谓“难易双修”。经商是解决当下生计的务实之举，而习读儒家诗书，则是一条长远的处事兴家之道。
明朝万历年间，歙县盐商吴彦先，多年来在经商之余博览史书，并从中潜心钻研古今得失。在学有所成之后，他专门找当地的儒生“登门求教”，闲谈中，吴彦先将自己酝酿多年的古今得失之见娓娓道出，往往能一时语惊四座。商人附庸风雅与儒者交往是很常见的，但儒者大都觉得商人粗鄙无文，当儒者听到吴彦先随口道出的创见，居然远远高于自己时，其惊讶与欣喜，自然可想而知。得到了众多儒生引之为同道中人的亲近，吴彦先在当地商户中的声望，很快水涨船高，诸多商户慕名和他结交，吴彦先的产业由此迅速兴隆。
另一个名叫潘汀洲的徽商，早年曾粗读诗书，经商小有所成之后，便开始精研儒家典籍。儒生讲究“琴棋书画”，于是潘汀洲又学会了下围棋，而且棋艺颇为精湛。这些，都成为他与儒者和富商建立深交的资本。他曾得意地自夸道：“我的才华，最值钱的有三样：为儒可得甲第，为贾可以兴家，对弈堪比国手。”儒、贾、弈这三面的才能，在他身上相得益彰，使他由此广积人脉，不断把生意做大、做活。
徽商创业致富后，有不少人都乐于在家乡修建学堂。例如明朝的歙州人方迁曦，经商小有积蓄后，就与家乡父老商议，共同集资在当地的金山一隅，修建了学堂，供本地的青少年读书。有个名叫鲍志道的富商，一人出资三千金，在歙县重修紫阳书院，后来又捐资八千金，重修山间书院。方迁曦和鲍志道的善举，都被载入县志或宗谱，流芳后世。
清朝乾隆末年，原籍徽州的扬州地方大员曹文埴不愿与权臣和糰同流合污，以“奉养老母”为由辞职还乡。在他启程前，当地的徽州商人向他集体投书说：“家乡的书院，少年才俊越来越多，我们希望由您出面，将学舍翻新，以增其人，以励其志。”曹文埴颇受感动，欣然应允，他将当年鲍志道捐资修建的紫阳书院进一步翻修、扩大，命名为“古紫阳书院”。
徽商最高的理想，就是跻身于儒者和朝廷朝臣的行列中，由商贾转为业儒。
徽商家族往往令其最聪明、最具天资的子弟攻读儒家经典，备考科举，这与晋商家族多令其优秀子弟精研商务、继承家业，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思路。徽商致富后，往往不惜巨资为其后代子孙聘请儒师，期待其后人能通过仕途之路光大门楣。
一个名叫汪镗的商人，临终前面对守候在病榻前的几个儿子，叨念着：“我们家族过去是历代相传的耕读之家，为父习儒未成，无奈之下弃儒从贾。将来，为我们家族光大门楣的重任，就全靠你们了！”汪镗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遗志，被记录在家族的宗谱上，代代相传。
清朝初期，一个名叫洪庭梅的婺源人，贩卖木材经商致富，仍然慨叹自己命运不济。他说：“现在虽然几乎钱多得想做什么都可以，但终究是个庸碌卑微的商贩，真是自惭形秽啊！”
另一个名叫汪才生的盐商，尽管经商衣食不愁，仍敦促他的几个儿子发奋读书。他对几个儿子说：“千万别效仿你爹这没出息的‘贾竖子’！”一个商人竟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足见他尊儒贱商的思想是何等强烈，对儿孙科举题名以光宗耀祖的期许，是何等执著。
康熙年间，休宁人汪淳已经商十年，稍得薄利足以安身，便潜心研习八股，终于中第，被朝廷授予中书舍人之职。另一位商人子弟程晋芳，一边贩卖食盐，一边博览儒书，备考科举，但在考场上屡试不中。一直考到年近半百，他才如愿以偿，考上了进士。那一刻，程晋芳老泪横流，狂喜过望。著名才子袁枚为他题诗道：“束发便苦吟，白头方许入词林。”
据统计，明朝的徽州，涌现出392名进士和298名举人。明朝总计276年（1368—1644年），每三年一次科举考试，以此推算，群山封锁下的徽州，平均每个开科之年，都有7～8人榜上有名。在清朝，仅歙县一地，就有近千名举人，其中5人中了状元，4人官至大学士，28人官至尚书或侍郎。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徽商普遍具有“重儒轻贾”的情结，在其背后，是对封建官僚体制的极度崇拜。这无疑具有腐朽的一面，也是最终导致徽商衰败的重要原因。但平心而论，这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很难简单地评判对与错。
近代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综合取决于财富、权力与声望。但在官本位的明清时期，这三类因素并不是平行的，“独尊儒术”的封建统治权力是皇朝的根基，而一个人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皇权下的儒学。此外，中国任何封建王朝都不具备西方自古罗马以来的民法制度，商业资本如果不依附于社会声望乃至官府的权力，就无疑会被边缘化，甚至会“树大招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此中的残余，在21世纪的今天，必须进行批判；但回顾百余年前的徽商历史，不妨多一些同情和理解。
此外，反观以广州为中心的潮商，虽位于朝廷钦准的通商口岸，占尽天时地利，但潮商整体缺乏儒学底蕴，在明清五百余年来，其影响范围大抵只限于南洋沿海，难以同徽商并论，直到近代以后，方得大放异彩。至于晋商，虽大多“重商轻学”，但晋商的几个大家族之所以能“汇通天下”，依然离不开清末朝廷的支持。“大清朝，改中华”之后，晋商与徽商相继风雨飘零，无论“重儒”还是“重商”，至此殊途同归。
儒道与商道，是徽商合二为一的两个侧面。“进而为儒，退而为贾”，不仅造就了一代代“贾而好儒”、仁义为先的徽商巨富，也造就了很多彪炳史册的鸿儒与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