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宏昌是“包干到户”的发起人，他和另外17名村民冒着生命危险，摸索出了一条农村步入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被国家领导人所采纳，而且在之后数十年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一直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毫不夸张地说，严宏昌等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家喻户晓的“商圣”胡雪岩，更超过了曾赫一时的江春、鲍漱芳、程霖生之流。然而，严宏昌这个名字，在闪耀一时之后，很快变得暗淡、低调，以致逐渐被大多数人淡忘。
严宏昌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他的商业眼光，在改革开放前夕，乃至之后的十几年里，无疑是非常超前的。
早在1973年前后，他就意识到了“大锅饭”的弊端，甚至是“大家一起饿肚子”的根源。他开始外出闯荡，从修铁路抬土方开始，拉起了一支建筑队伍，沿着铁路修建住房和桥梁。只有初中学历的他，率先通过打工，让自家的经济条件明显好转，并被广大村民视为能人，推举为村长。
严宏昌等人“包干到户”的第一年，就尝到了甜头。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此外，严宏昌在自家承包的田地里种花生，一年内油料总产量3.5万斤，相当于之前全村20年产量的总和。那一年，小岗村总计交售粮食6.5万斤，这是该村自合作化以后，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而交售给国家的2万斤油料，超过任务80倍。这一年，小岗村归还贷款800元，这是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这18家“包干到户”的先行者，人均收入已然达到了400元，是1978年的18倍。
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严宏昌，下一个目标就是带领小岗村从单一的农业，步入农、工、商的多元化协调发展，从更为广阔的市场中寻求利润。
严宏昌没有像大多数农民那样小富则安，他把挣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扩大生产。直到1989年秋后，他才盖起了瓦房，因为一些领导来到小岗村视察，惊诧地发现这位“小岗村首富”，居然简朴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自家的吃穿和住房都马马虎虎，把所有的资金，都想方设法用于扩大生产和投资工商业项目，让全村的父老乡亲共同受益。
为了在村里修路，严宏昌率先拆掉了弟弟严富昌（就是“十八个红手印”中的“严付昌”）家里的猪圈，为此兄弟二人几乎失和。这期间，严富昌的孩子结婚，严宏昌送上了2000元份钱，但严宏昌之子严余山结婚时，严富昌故意只给了100元。连严宏昌的堂兄严俊昌（也是“十八个红手印”的参与者），也时常对这位思想太过超前的弟弟难以理解，甚至与他发生激烈的争执。
1984年，严宏昌看到了中央“发展商品生产”的“一号文件”，顿时喜出望外。他决定在村里兴办工厂，让小岗村走上以工商业致富的道路。但首先反对他的，就是堂哥严俊昌。严俊昌说：“作为农民，钱只能从地里找，不要异想天开！”兄弟二人甚至在媒体记者面前展开激烈的辩论，几乎让严宏昌下不来台。他长叹道：“没文化就是不行啊！思想太守旧，是没有出路的，应该走出去看看！”
严宏昌力排众议，先后兴办了塑料制品加工厂，原料是廉价收购的废品。他把加工好的成品运送到浙江出售，短短几个月内，净利润达到了十几万元。就在小岗村里很多乡亲都跃跃欲试的时候，严宏昌的塑料工厂，被当地的领导紧急叫停，他们对严宏昌说：“不应因为这一个工厂，让全国上下都觉得小岗村出了问题！”
严宏昌的塑料厂，就此无疾而终。但他并没有气馁，到了1985年，小岗村大丰收，严宏昌把大量的余粮，运送到江南地区出售，又发了一笔大财。他用这笔钱作为资金，找了一些敢闯敢干的乡亲，共同办起了养鸭厂，这一次，他要与日本商人合作。县领导多次嘱咐严宏昌“在老外面前不要随便说话”，这让严宏昌感到很无奈。
说干就干，严宏昌与日本商人合作，动员全村人都养鸭子，买鸭苗的钱由严宏昌代为支付，他不图世俗的名利，只求让全村父老一起过上好日子。他看准了烤鸭的市场需求，更希望由此学到日本商人在冷库设备、物流管理方面的先进技术。然而，就在养鸭的生意越做越大，全村人都尝到甜头的时候，这个初具规模的养鸭场，再次被当地领导叫停了。
这期间，严宏昌的家人，在上海买了一块金属外壳的高档手表给他，这样出门在外也好有点儿面子。严宏昌对此很不赞成：“钱应该用来投资，让它保值、增值，在市场上不断‘钱生钱’，不应该让这么多钱，都‘死’在这块只会不断折旧的高档手表上。”严宏昌的这番话，在21世纪的今天，对于那些乱买高档物品、毫无理财意识的“月光族”来说，依然颇有“当头棒喝”的警世意义。
1991年，严宏昌应邀到上海参加经济会议。他在会场上侃侃而谈，力主打破思想禁锢，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一些与会者问他：“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严宏昌幽默地回答道：“我是农村大学地球系的学生，永远毕不了业，活到老学到老。”
此后，发展市场经济越发成为旗帜鲜明的国策，在各大城市股份制的现代企业纷纷兴起，全国各地的农村也纷纷走上了农、工、商共同发展的道路。严宏昌昔日的创见，在短短几年之内，几乎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常识。
小岗村一直在稳步发展，但严宏昌感到自己的知识水平，已经远远不够了。多年来，严宏昌一直在做实业投资，但都没有做大、做强，他发现自己终究是个普通的农民，小岗村面向市场的深入发展，需要更有知识和魄力的新一代商业人才。
严宏昌，这位昔日的先知，逐渐融入普通人的行列中，不再光辉耀眼，甚至被很多后来者所超越，也被大多数人所淡忘。这，也许是一切先行者最终的宿命，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最好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