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中的那些事
新校园
这年的九月一日，周晓元正式上初中了。校园坐落在一条幽静、清洁、美丽的小巷子。听说这条巷子的居委会是福州市有名的“五好”文明单位，市里经常组织一些街道、居委会来参观、观摩。巷子两旁的房子墙壁粉刷得干净、洁白，有的墙壁上写着《文明公约》。巷子里每隔几米就栽着一棵小树或设有花圃，还摆放果皮垃圾箱，居委会还会经常组织人员检查街道两旁单位的卫生情况。学校坐落在这样的巷子里，学生感到特别自豪和有责任感。学生们走在这条巷子里，言行举止都会自觉遵守文明公约。
这所学校，听说原来是由一所军烈属子弟学校改建的。校园里有两座教学楼，一座办公楼和一座寄宿生的宿舍楼，还有简易礼堂、食堂、图书室、医务室及操场等附属设施。
在开学式和欢迎新生的大会上，女校长作了报告，向新生介绍学校的情况和要求，校少先队总辅导员林升明老师宣布校大队委的组成人员名单，周晓元也许是保送生的原因，被指定为校大队委的组织委员。
周晓元被分配在初一（3）班，初中的课程比小学增加了好几门，几何、代数、物理、化学、政治，特别是俄语，是市里的实验班，同学们对俄语课感到好奇和新鲜，见面都会说一声“搭娃里丝、赫啦勺”。
打赤脚上学，在当时学校也是一种时尚，不管男生女生都喜欢打赤脚。打篮球、踢足球的学生也照样赤着脚奔跑、跳跃、踢球，毫不逊色，周晓元本来没有打赤脚的习惯，看着很多同学都是打赤脚上学，有时也学着打赤脚，慢慢就习惯打赤脚了，似乎以打赤脚为荣。他们白天打赤脚，晚上用温水洗洗脚，穿着木履鞋，走在室内、室外或大街小巷，发出“噼啪噼啪”的响声，真是别有一番乐趣。
林升明老师
在课任老师中，周晓元最佩服的是上“政治”课的林升明老师。林升明老师有三十来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能洞察一切。他魁伟英俊，不时在考虑或思索什么。他除了担任初中阶段的政治课老师外，还兼任校团委书记，分管全校的校风校纪工作。他讲话时声音洪亮而有力，打着手势显得风度翩翩，似乎有外交家的风度。
他的政治课显得非常活跃和开放，同学们可以举手发言和提问题，也可用递纸条的方式提问题，他都能根据党的方针、政策，针对国内外的形势，进行分析、解答，使同学们心服口服，增长知识，提高认识，开阔眼界。
对一些爱调皮捣蛋的学生，其他老师管不了的都会请林升明老师出面教育。初一（3）班有个同学叫陈可玉，人很聪明、灵活，学习也不错，但就是爱调皮。上俄语课的是一位女老师，因陈可玉上课调皮捣蛋，做小动作，耍鬼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俄语课都上不下去，女老师都急得哭起来。班主任出面教育，好了没几天，又是老毛病重犯。班主任只好请林升明老师谈话教育。
林升明老师找陈可玉谈话，首先肯定他聪明、灵活的优点，同时指出他的缺点。林升明老师问他承认不承认自己的缺点，愿不愿意改正。陈可玉说：“我也知道这些缺点不好，也想改正，但就是管不住自己。”林升明老师说：“我允许你回去想一天，自己提出改正的办法来，明天来告诉我。”第二天，林升明老师再找谈话，陈可玉说：“老师，我想出改正缺点的办法了，就是每当我要做小动作或调皮时，就用手指甲硬捏自己手胳膊上的肉，捏到发痛为止，来提醒自己不做坏事。”林升明老师说：“那就按你想的办法试试吧！我相信你会改好的。”实验了一段，陈可玉果然改正了，成为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除了书记、校长讲话外，就是林升明老师作有关校风校纪的训话。他的训话极具吸引力，同学们都喜欢听。他会对近期学校出现的一些好人好事或有不良倾向的典型事例进行点评、表扬或批评，经常引用伟人、名人或英雄人物的格言、名句，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真是出口成章。
“高萨克”足球队
周晓元在上小学时就是足球迷，上初中后发现学校时兴打篮球、乒乓球和羽毛球，踢足球的很少见到。他和班上几个男生提议踢足球，有几个原来在小学踢过足球的都很支持。在教室楼的前面有一块篮球场大的空地。周晓元把家里的足球带到班上来，课余时间就在空地上踢了起来。班上没有参加踢足球的同学也在场外观战助威，有的当场外“指导”或点评，一时在学校掀起了足球热，有的班级也加入踢足球的行列。
到第二学期，参加踢足球的队伍发展到十多人，大家酝酿要成立一个正式的足球队。大家一致推举周晓元为足球队长，后来又讨论足球队的名称。当时我国与前苏联友好，尊称前苏联为“老大哥”，同学们对前苏联的一些英雄人物都很崇拜。大家常听说前苏联有一个民族叫“高萨克”，以勇敢、勇猛出名，似乎是勇敢、勇猛的代名词，于是大家把足球队命名为“高萨克”。同时，每个队员出钱统一买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的前面印上“高萨克”几个红字，背心的后面是号码，也是红字。周晓元是队长，可以优先挑选号码，周晓元认为“8”好看吉利，于是先挑选印有“8”的背心，其他同学也都各自挑选了自己喜欢的背心。
足球队有了响亮的队名和统一的背心后，士气大振，在校内所向无敌，成为全校独树一帜、赫赫有名的足球队。
平时练习时，队内分成两组，一组五六个进行对踢。周晓元一般在后卫的位置（俗称“二门”），指挥着全队的攻守，后卫一般不越过中线，但偶尔也会越过中线攻击对方的球门。前锋一般分为左、中、右，担任攻击对方球门的任务。
“高萨克”足球队除了在校内踢球外，有时也参加校外的友谊赛。有一次，周晓元约另一中学足球队在南门兜附近的体育场比赛。这个足球队的队长也是周晓元小学时的同学。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说是比赛，实际上也是在玩耍而已。后来，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在这里踢上几场球。大家在一起踢球，既锻炼身体，又增进了友谊。这种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亲密无间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真让周晓元留恋难忘。
对“右派”的困惑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作为初中生的周晓元照常上课读书。但后来他听说小学时的班主任李东白老师被打成了“右派”，使他深感困惑。在他的心目中，李老师是他非常尊敬的优秀老师。李老师总是教导学生要热爱党、热爱祖国，努力学习，做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怎么会成为反党的“右派”呢？有一天晚上，周晓元带着疑惑地问父亲：“听说我小学的班主任李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也就是‘坏人’了，但我相信李老师是好人，不会是‘坏人’。”爸爸说：“你年纪还小，不了解运动的情况，不管怎么说，李老师是你非常尊敬的老师，任何情况下你都要尊敬他，将来长大了也要帮助他。”
后来听说李老师被清除出教师队伍。有一天，周晓元在街上遇到李老师，看他苍老了很多，背也明显驼了，一副精疲力竭、黯然神伤的样子，手里还拿着厚厚的一叠稿纸。周晓元主动上前说：“李老师好！”李老师问了周晓元的学习情况，并嘱咐道：“你在初中也要像小学那样好学向上。”周晓元感激地点点头，就与李老师道别了。
李老师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后，靠给文印社刻蜡板度日，直到三十多年后才被平反，摘除“右派”的帽子，恢复人民教师的身份，但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所谓“钢铁元帅”要升帐，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学生在这年的上学期还是正常上课，到了下学期就在大好形势的推动下，也加入到“大炼钢铁”运动。周晓元所在中学的西边校区的操场上，建起了几座土高炉。在校领导的带领下，师生们不分日夜地战斗着，有的在烧火，有的在投料，还有的在运送材料，一些学生帮忙送水、送饭，不过大部分在旁观看或在教室里看书。
根据市里的要求，学校还抽调部分身强力壮的学生支援工业战线上的“大炼钢铁”运动。周晓元和班上十多个同学被抽调参加福建机器厂的“大炼钢铁”的劳动。被抽调上的同学都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他们根据要求自带铺盖和生活用品，像是奔赴战场一样。
到达福建机器厂后，十多个同学被安排在一间大房间，分两排打地铺作为休息的地方。厂区很大，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们分三班倒，夜以继日地忙碌着。这里的炼钢炉不像学校的土高炉，又小又矮，根本炼不出钢来。它有两三层楼那么高，是真正能炼钢的高炉，有钢水流出来。
周晓元跟班上的十几个同学的任务是帮忙运送矿石和各种材料。这项工作在厂里的炼钢环节中只算是辅助工作，但同学们不怕苦、不怕累，争先恐后地干活。每天劳动收工后，虽然腰酸背痛，但同学们都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休息之余，吹起口琴，唱起革命歌曲。
进入冬季，虽然是南方，但北风吹着仍有些寒意。有天轮到周晓元他们校的同学们上夜班了，年青人有朝气，干劲大，大家都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为荣，不顾汗水湿透了衣服，不顾鞋子磨破了露出洞口，都想多为“大炼钢铁”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劳动到深夜一点多的时候，他们已搬运了五六车的材料，正推着大货车的后挂拖车上一条小坡路。周晓元和另一位同学两手抓着后挂拖车的铁柄圆挂钩，其他六七位同学在铁柄的两边拼命地用力推车。大家喊着：“一，二，三，加油！一，二，三，加油！”当推到半路时，沉重的拖车突然向后滑下来，拖车铁柄的圆钩一下砸到周晓元的右脚指上，只听见他惨叫一声，就倒在地上两手抱着右脚打滚，嚎啕大哭，鲜血从鞋子里渗透出来。同学们见出了事故，急忙叫几个人把他抬到厂医务室简单地包扎一下，然后抬回住的房间休息。
天亮后，带队的魏老师叫两个同学送周晓元到省立医院检查治疗，经拍片诊断，他的右脚大拇指粉碎性骨折。医生用药膏包扎并用夹板固定他的脚指，并说：“要固定三四个月才行，幸好没砸到脚面，不然今后就成瘸子了。”
周晓元受伤后，就在厂区住地休息，隔天到医院换一次药。几天后，见同学们那样紧张地劳动，他就坐不住了，找到带队的魏老师说：“我受伤后不但不能参加劳动，还要拖累大家，真是惭愧。”魏老师说：“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魏老师还在一次全体同学会上说：“周晓元同学在劳动中表现突出，是大家的好榜样，受伤后，他仍惦记要参加劳动，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周晓元的父亲也在单位带队参加支援工业战线的“大
炼钢铁”运动。十多天后，得知儿子在劳动中受伤，才派人把儿子接回家养伤。
到年底，听说上级有新精神下来，全民性的“大炼钢铁”运动慢慢停下来了，人们发热的头脑也冷静了下来，一些炼钢铁的土高炉被拆除，各单位逐步恢复正常工作，学校也恢复正常上课了。
“困难时期”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出现明显的经济困难，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出现紧张局面。市里有关部门开始实行各种食品定量供应，发放了各种定量供应的票证。除粮、油、糖和布票外，连肥皂等日用品也要凭票供应，商场、饭店凡用粮食做的食品都要加用粮票才能买到，机关干部的口粮定量每人每月只有22斤，学生正在长身体，每人每月口粮为27斤。街上开始出现卖高价的糕饼店，就是不要粮票，但要比正常糕饼高出好几倍的价格。
这年的秋收农忙季节到了，学校组织同学们到郊区一个农场参加义务劳动，支援农场收割稻谷，每天早出晚归要走二十多里的路程，中午在当地吃一餐饭。同学们有的割稻子，有的打稻谷，还有的把稻谷挑运到仓库，虽然劳累辛苦，但同学们都当做这是向工农学习、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在劳动要结束的最后一天，学校领导也许觉得同学们普遍吃不饱饭，决定加餐让大家放开肚皮吃一次。所谓的“加餐”也就是蒸了很多馒头，让同学们不限量地吃，每人另加一罐白菜豆腐杂烩汤。这下同学们可开心啦，那吃饭时的快乐劲，真无法形容。同学们吃了一个又一个，也数不清自己吃了几个馒头，最后报“战果”时，普遍在七八个以上，就连一些弱小的女同学也自报吃了五六个。周晓元自报吃了十二个，听说有个高年级的大个子同学吃了二十个。
在那“困难时期”，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其困难，但仍然充满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各条战线上的人们都团结一致，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发愤图强、克服困难、共渡难关的精神，努力把经济搞上去。
1960年的“五四”青年节，也是“困难时期”愈发严重的时候，周晓元被校共青团团委光荣批准加入共青团，成为班上这次唯一被批准入团的学生。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周晓元的右脚大拇指被砸骨折了。过了一年多后，他虽然走路不受影响，但踢足球却受到严重影响，他经常做梦踢足球，但右脚用不上力气，为此暗暗流过泪。他喜爱踢足球，“高萨克”足球队的队友们也离不开他，经常怂恿他下场试试看，于是他改换做守门员，仍然发挥着指挥全队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