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早一批出口到中国的汽车行列里，有一辆车不得不提，那就是“图利亚”（Duryea）。此车设计新颖，纯手工制作，车身为木质，产自美国，直隶总督袁世凯把它献给慈禧太后作为66岁的寿礼。据说，太后玩得尽兴，凤颜大悦便赏了御驾司机孙富龄一大碗米酒，结果孙富龄立即酒性发作，再无法掌控这个新玩意儿，于是一名突然冒出来的小太监便丧身轮底。中国历史上第一起酒后驾车肇事案就这么发生了。
由于是为太后效劳，这位蹩脚的司机并未因这件小小事故而受到法律制裁。如今的违法人士就没这种福分了。自2011年5月1日起，中国的醉驾者将面临一至六个月的刑期，同时吊销驾驶执照五年。导致死亡事故或伤及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醉驾者可能被终身禁驾，还要面临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刑事处罚。
入刑令让酒后驾驶成为不能碰、不敢碰的高压线。和在中国一样，美国人对醉驾的态度也有着变化的曲线图。
米切尔之死
自从汽车在19世纪末问世之后，醉驾就受到了关注。1904年，一位美国观察家在回顾了酒精导致的车祸之后，评论说，酒鬼是最不适合开车的人。因为车祸越来越多，测试血液中酒精含量的技术不断发展，有些欧洲国家通过了酒后驾车的相关处罚条例。
但是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1933年美国禁酒令撤销后，酒后驾车成了一个社会难题。当时美国的科学家把嗜酒定性为一种疾病，而不是一种恶行，酒品广告商宣传饮酒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消遣。二战结束后，城市蔓延，郊区生活发展很快，汽车逐渐普及，成为生活必需品。虽然当时没有人主张酒后驾车，但是醉驾成了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悲惨故事让醉驾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这位女作家1936年出版的畅销书《飘》卖出了80万册，让她的名字家喻户晓。然而灾难突降，1949年8月11日，米切尔被一辆车迎面撞上。当时43岁的米切尔正穿过她热爱的亚特兰大市核桃树大街前往剧院。突然一辆车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开来，而这片地区限速25英里，开车者是29岁的修·格瑞维特（Hugh D.Gravitt），一个下班的出租车司机，他开着自己的车径直撞上了米切尔，并把她拖行了15米。
车祸发生后，米切尔伤势严重。美联社拍摄的一张照片记录下了那悲惨的一刻：救护车到来之前，昏迷不醒的米切尔脸朝下躺在街道上。虽然米切尔被立即送进亚特兰大市最好的医院，但医生诊断后发现，米切尔脑部受伤，腿部骨折，还受了内部损伤，伤势严重无法进行手术，因此米切尔在车祸发生四个小时后去世。
米切尔的车祸是个大新闻，上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媒体发现肇事司机格瑞维特自1944年以来有过22次违章，包括7次超速，5次莽撞驾驶。而且，他承认在车祸发生前喝了酒，后来，格瑞维特坚持说只不过是四个小时前喝了一杯啤酒。逮捕格瑞维特的警官说，他们闻到过他嘴里的酒气，但是没有检查他的酒精含量。当地官员控告格瑞维特超速、醉驾而且错误驾驶，因为他把车开到了路的左边。
各大媒体对格瑞维特之前每次都能逍遥法外，从轻处理，还能继续开车表示震惊，《亚特兰大宪政报》8月13日列出了格瑞维特之前的所有违章事件。报纸的编辑问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他的驾照从来没有被吊销？为什么每次只需要付那么一点罚款就能了事？
美国公众非常愤怒，虽然有些人鞭挞格瑞维特，但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警察、法官还有公众的冷漠。一位读者给媒体写信说，亚特兰大发生了一起谋杀案，米切尔是被谋杀的。《纽约太阳报》的专栏作者评论说，警察和法院体系，法官和交通法，还有那个醉酒司机共同撞死了米切尔！
1949年9月19日，《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张入狱的格瑞维特和两个笑嘻嘻的警察在一起的照片，公众的愤怒又被点燃了。
一位纽约的妇女质问这两个警察：“一个有22次违规记录，要为一位伟大作家的死负责的人受到惩罚有什么好笑的？”
格瑞维特可能喝了酒这一事实尤其引起公众的敌意。《亚特兰大报》在其社论中说，让我们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对抗那些因为酒后发疯给我们带来的无数威胁吧！该报的专栏作家嘲笑那些陈词滥调的借口，他说，需要更多的媒体版面来告诉读者每天喝酒的司机杀了多少人，他还指责酒品类广告，认为这些美化啤酒的广告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很多媒体的大字标题是“必须阻止被车轮谋杀”、“酒鬼在车轮上”。就此，一些社会活动家看到了对付醉驾问题的机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内德·迪尔伯恩（Ned H.Dearborn）想就此机会，让公众像关心传染病一样来关心醉驾问题，他告诉美联社说：“是时候像隔离疾病携带者一样隔离交通杀手了。”
几个佐治亚州的名流以他们妻子的名义要求加强对醉驾和莽撞驾驶者的监管。佐治亚州童子军的领导人因为当地两个男孩死于醉驾者之手而愤怒，他们建议在1950年8月16日中午12点，默哀一分钟，称之为“米切尔分钟”。随后佐治亚州还成立了“玛格丽特·米切尔安全基金会”，这个组织致力于在中学和大学开设交通事故教育课，从而挽救生命，减少伤害。
米切尔之死还促使媒体对醉驾问题进行了第一次调查。1949年12月，《洛杉矶时报》发表了有关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的醉驾调查报告。1949年的洛杉矶有400万人口，因为缺少公共交通，路上挤满了汽车和行人。
《洛杉矶时报》的调查报告发现，洛杉矶警察在1949年逮捕了4500个醉驾者，几乎是1939年的一倍。不过这只是该市酒后驾车者人数的一部分。虽然有相关法律，但是这部分人只会受到很轻的处罚，因为法律很难得到实施，即使真的被定罪为酒后驾车也不会入狱。因为入狱的话需要检察官证明，被告喝了酒，是第二次犯事，而且对别人造成了严重伤害。《洛杉矶时报》记者在报道中生动描述了一位名叫“死亡约翰”的男子，这个伐木工人，有家有室，尽管在1938年酒后驾车撞死了两个人，但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他还是经常喝得醉醺醺地开车。1938年死亡约翰以误杀罪被判两年，1940年从监狱出来之后，一年内因为醉驾至少被逮捕了7次。其中还肇事逃逸、拒捕和无照驾驶。
在这些案件中，死亡约翰只要付了罚金就自由了。这篇报道发表的时候，他刚刚从监狱里出来，正在城市里自由开车。对此，记者说，死亡约翰之所以逍遥法外，是漠不关心的法官、没脑子的检察官、不准确的归档系统造成的。
醉驾从不是车祸的主因
米切尔之死让醉驾热闹了一阵之后就悄无声息了，酒后驾车还是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当时的人认为醉驾只是公路车祸的原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对美国交通安全专家威廉·哈顿（William Haddon，Jr.）来说，要对付车祸，首要的是推动底特律生产更安全的汽车，让市政府去除路边的危险物体，同时要求驾驶员和乘客系好安全带。他的方法后来成了危机处理的标准模式，也就是说改变车祸发生前、发生时和发生后的个人行为和环境因素，把风险降到最低。
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交通安全法，之后哈顿当上了国家交通安全局的首任局长。在1968年的一份有关醉驾的报告中，哈顿估计酒后驾车每年导致80万起车祸，2.5万人死亡。他要求公众自律，并且更加严格限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对醉驾的处罚也更加严厉。
但是生机勃勃的反醉驾运动并没有因此出现。大约十年之后的1977年，美国记者多丽丝·艾肯在调查发生在纽约州的两起车祸时发现，这两起车祸都是由酒后驾车引起的，醉驾的司机却被从轻发落，即便他们撞死了人，或者有前科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受害者被认为是自己倒霉，出现在了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所有的醉驾车祸被认为是意外事故。因此多丽丝建立了一个名为“清除醉酒司机”（Remove Intoxicated Drivers，RID）的组织。
三年之后的1980年，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经纪人坎迪·莱特纳13岁的女儿走在人行道上去参加当地的嘉年华，被一个已经有四次酒后驾车纪录的人撞死。这个司机最后一次因酒后驾车被捕是在此次车祸发生的两天前。警察告诉莱纳特，这个肇事者可能不会判刑，因为法律程序就是这么规定的。悲痛的母亲莱纳特因此建立了反醉驾母亲协会（MADD，Mothers Against DrunkDriving）。该组织现在依旧是最高效的议会游说团体。
两个同样强调受害者利益的组织，很快蔓延到整个美国。多丽丝和莱纳特成了热切的社会活动家，她们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努力让对醉驾宽容的法官和检察官出局，组织抗议活动，要求立法者通过更严苛的法律。这些组织运用道德批判的方法，展示受害者的悲惨故事，在宣传中，两个协会要求美国人把俗语“上路前的最后一杯酒”（One for the road）改为“朋友不让朋友酒后驾车”（Friends don’t let friends drive drunk）。
在反醉驾组织的积极活动之下，从1980年到1985年，美国通过了七百多个有关醉驾的新法律，醉酒的司机以前被看作叛逆者或者滑稽人物，忽然间变成了不法之徒。到了1985年，美国一年中因醉驾而死亡的人数下降到了1.7万人。
但是也有人不断批评RID和MADD的道德说教和法律——秩序哲学的逻辑。批评者认为，严格的惩罚条例实际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而这两个组织有成为现代的禁酒主义者之嫌；批评者认为，这两个组织反对的不是醉驾，而是喝酒这个行为本身。这些批评者还批评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高估了醉驾的死亡人数，因为喝了酒发生车祸，不一定就跟喝酒有关。
最近，反醉驾活动开始降低道德谴责的调门，致力于寻找保护公众生命的现实可行途径。社会活动家和政府官员借助技术的发展，比如醉驾锁来阻止酒后开车，而不是迫使人们改变饮酒的行为。他们资助降低醉驾死亡率的科学研究，这些课题包括立即吊销执照，增加酒精含量测试点，绝不允许未成年人酒后驾车等等。
人们对醉驾的态度也被1997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改变了。这份报告说，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和酒精含量0.08%一样危险。虽然手机的技术在提高，但是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还是会让司机分心。分心驾驶成了新热门话题。
一项研究也发现，边接听电话边开车的司机比血液酒精浓度高达0.08%（美国的法定限制值）的醉驾司机撞车的几率还要大，几乎将事故风险提高了四倍。边开车边发短信更是险上加险。日本在1999年成为首个严禁司机驾驶时使用手持移动设备的国家。2001年美国纽约州首先颁布了相关法律，之后又有七个州纷纷效仿。至今已经有30个州明令禁止了边驾驶边发短信的行为。
现在，许多人视“分心驾车”为昔日“醉驾”的代名词。
当明星酒后驾车之后，我们才会关注醉驾，公众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分心驾驶上。新的十字军运动能从旧的十字军那里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呢？正如当初针对醉驾的斗争一样，技术也许能助一臂之力，如谷歌等科技先行者已开始对无人驾驶车进行路测，这种车还能躲避事故。但是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前，醉驾问题还是会不时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