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的革新最开始是出现了一种漏壶和机械钟的混合物。到了14世纪上半叶，机械时钟得到了发展，它们的使用标志着欧洲计时器的根本性变革，因为机械钟差不多是以统一的节奏敲响，一个小时的长度是相等的。在之前，欧洲时间的标准是太阳，所谓的小时是把白天的时间平均分成多少等份，白天时间长的时候，白天的一小时就长，夜晚的一小时就短，反之亦然。随着季节的变化“小时”也在变化，水钟很容易这样计时。但是机械钟就不同了，很难人为地改变一小时的长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人逐渐学会了接受新的时间标准，接受了每天的太阳在不同的时刻升起，对我们来说这是太自然的事情，但是对最开始的欧洲人来说肯定很难接受。
结果，新的机械钟成了旧的“教堂时间”的竞争者，不单单是时间的长短不同，所传达的信息也不相同。旧的修道院中的水钟并非公众的，它只为那些摇铃的人而响，那些声音并非现世的当前的声音，而是祈祷者的声音，因此被称为“牧师的时间”。
只有机械时钟的时间才能对正在不断增长的都市人口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范围内，中世纪的教会抵抗并拒绝新的机械时钟的时间。因为时钟的时间是世俗权威的重要象征，中世纪的人们想知道现在是午时经（天主教七段祈祷时间中的第四段）时间呢还是晚祷时间，而机械时钟出现后，人们会问现在是几时几刻，而且很快就以分钟来衡量时间了。
从水钟的“教堂时间”到机械的“世俗时间”的转变很快就导致了新的都市社会的出现。一开始，新的机械钟表吸引了富人和权贵阶层的注意，新鲜的钟表是他们炫耀性消费的最好选择，几乎欧洲每个宫廷的君主都以能够拥有一个钟表为荣。但是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机械钟表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民众所接受。
长期以来城镇已经习惯了用铃声来管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用钟声宣告市集的开始与结束。城市里还有下工的、工作的铃声，宵禁的铃声，开关城门的铃声等等。从这方面来看，中世纪的城市就是一个修道院景观的世俗化，同样通过铃声来确立时间秩序。
城镇之中的纺织工厂是中世纪最庞大的产业，其内部确立的时间秩序尤其严格。工作时间对工厂的盈利、公社的繁荣都非常关键。纺织业最先成了为出口而大规模生产的行业。首先超越了传统的手工工场，开始分散性的分工合作。梳羊毛工人可能在佛罗伦萨，而染工在佛兰德斯。这些工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出卖的只是劳动能力。他们每天早晨涌入染坊或者漂洗工场，从事加热染缸或者抡动铁锤等高消耗性的工作，这样的工作需要工人在厂房内全神贯注。而其他工作则可以在工人自己的家里完成，这样的雇员被称为外发（putting out），这些工人是根据工作数量而不是根据工作时间来付钱。外发能减轻雇主的负担，与工场的时间、纪律和监督相比，工人更喜欢这种自由，他们可以随意开始工作，结束工作，在他们自己的家里谁能向他们指手画脚呢？
机械钟表的时间诞生后，雇主就想把时间纪律强加于在家工作的工人身上。计件制已经涉及工作时间这个问题，雇主希望通过计件制度对工人产生金钱刺激，但是，实际上在家工作的工人对他们能挣到的钱感到很满足，当货要得很急的时候，雇主们就会发现他们很难让工人生产更多，如果提高单价只能让那些工人更加不积极劳作。所以他们就想把工场内的时间限制搬到纺纱和织布工人的家里，因此机械钟表就成了人们怨恨的焦点。
同时，在漂洗工场和印染工场里，钟表的使用也出现了问题。当时的工资合同规定：工人是按工作的天数拿工资的，而一天是多长，是由钟表时间决定呢，还是由自然时间所界定呢？雇主们当然希望他们付出的一天的工资能够得到工人尽可能长时间的工作回报。工人想知道：城市里的工作铃声为什么那么长呢？
他们怎么能相信工作铃声呢？整个城市就是由那些雇主的代表所控制的，工作铃声也是他们规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地方的工人就想方设法让那些工作铃声沉寂下去。1367年法国泰鲁阿讷地区的主教向工人们承诺会让工作铃声永远停止，以平息在城市和教区里引发的骚乱。但是消除时间信号的努力从未取得成功，很快欧洲就建立起来压制劳工的工资体系。
一旦工作时间是根据钟表时间而不是根据自然时间来界定，工人和雇主就对工作时间的长短非常感兴趣。机械钟表的时间是把双刃剑：它既限制了雇主的贪婪，又规定工人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劳作。在12世纪法国诗人克里蒂安·德·特鲁瓦的眼中，那些里昂的丝绸织工“生活在悲惨之中，雇主们压榨我们的工资变得富裕，我们就是为这样的人工作，我们在半夜里爬起来，成天不停劳作……”
虽然工人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到时钟身上，但是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控制工作时间的雇主们。而对人们的生活最有影响的是报时的钟塔，一开始，钟塔一个小时报时一次，后来变成了半个小时或一刻钟报时一次。这些巨大的时间的声音必然限制了权力阶层对时间的滥用。
早期塔楼时钟非常昂贵，虽然构造非常简单，但是当时锻造钢材需要不停捶打，非常耗费人工和燃料。而且当时浇铸钟表的过程非常危险。建造和安装一个塔楼钟表经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工匠们和体力工人们必须在当地安营扎寨。塔楼时钟建造完成后，需要一个驻地的技师专门保养，一个机械专家定期来访，而且需要不停地更换零部件。
如果人们想把塔楼上那个简单的计时器换成精致的天文钟，花费就更大了。中世纪留下来的记录表明，付给画家和细木雕工的工资数额越来越大，这些工资条是时钟作为华丽的时间信号越来越重要的见证。各种时钟争奇斗艳，有的表盘上排列着圣徒和主教，有的钟表，天使会随着太阳的升起而出现，有的在太阳升起的一刻会出现打鸣的公鸡。这些钟表呈现的时间给围观的人群上了一堂神学和天文学的课程，人们会迷惑到底是谁铸造了它。
华贵的钟表是对上帝创造性的模仿，这些机械装置就是缩小版的世界。结果，在世俗化的、都市化的中世纪晚期的世界里，钟表呈现为一种宗教信仰和现世信念的混合物，既是人类高超技艺的展现，人类大胆的象征和骄傲的源泉，同时也是宗教圣迹的世俗模仿物，对中世纪的旅行者有强大的吸引力。1382年，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在打败了弗兰德的资产阶级之后，想惩罚那些骄傲的制造麻烦的呢绒商，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库特赖——这个比利时西部城市的钟楼上的大钟带回了他自己的封地。
这些公共时钟，高高矗立在市场的顶端，史书对它们记载很多，但同时也让人们忽视了小型的私人使用的家庭时钟。很久以来，历史学家认为第一个机械钟表肯定是塔楼上的时钟，而家庭使用的钟表是后来技术发展之后，塔楼时钟的迷你版。其实当“心轴擒纵机构”发明之后，制造家内的机械时钟根本没有技术障碍，而且，机械时钟是修道院寝室内的闹铃改进的，本身就应该是适合在房间内摆放的，所以小型时钟很可能比大型时钟出现得还要早。
也许还有另外的可能性——我们已知的两种类型的时钟，大型和小型的从一开始就都出现了。首次提及家内时钟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13世纪末期，法国民间诗人让·德·梅恩续写的《玫瑰传奇》提到：穿过大厅和小室，他让钟表鸣响……但丁在他的《天堂》诗篇中赞扬“荣耀之轮”来来回回，几乎可以肯定是指房间内的时钟。
钟表的影响
到了14世纪末期，有几百台时钟在西欧运转，出现了几个钟表制造师。这些制造商为了争夺客户，不断寻找改进、提高产品质量的方法。历史上没有几个革新像钟表一样轻易。好像人人都欢迎它的出现，即使是那些深受时间所苦的工人也欢迎这些传达客观时间的时钟，它们总比那些雇主任意规定的工作铃声要强得多。1314年，法国卡昂桥头建造起塔楼之后，一个诗人写道：“我将赋予时间以声音，给每个人以快乐。”诗人、编年史作者让·傅华萨在1369年写道：“钟表，这个美丽的器具，令人愉悦又非常实用，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告诉我们时间。”
即使是诗人也喜欢新的钟表，这是机械计时法早期最令人震惊的一面，因为诗人无论从本性上还是从情感上，都对技术革新持怀疑态度。而且，机械计时法还隐含着控制、秩序和自我限制的种子，所有这些都是自由的敌人，是所有崇尚创造力的艺术家所厌恶的。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崇尚节制和控制，崇拜模范，到了中世纪末期人们很快就发现钟表这种新装置的潜力，它深深影响了个人观念的形成与人们生活和工作理念的界定。
机械钟表的发明和传播深深影响了欧洲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其重要性堪比后来的活字印刷术。首先，钟表能够小型化，一旦小到一定程度，就可以随身携带。要想做到这一步，需要一种新的动力，这种动力要类似螺旋弹簧在展开的时候会释放能量。这种装置在15世纪出现了，随之出现了新一代小型家内钟表。到了16世纪早期出现了可以拿在手里看的“手表”，非常方便随身携带。家内钟表和手表是国家时间私人化的基础，是现代性的个人和文明的标志。不管怎样，没有这种时间纪律，就不能让今天的社会运行。
另外，机械时钟准确性大大提高了，这是时间计量上革命性的飞跃。以前的时间计时器需要用持续的运动，比如太阳的阴影或者液体、沙子的流动来追踪时间的轨迹。而机械时钟测量时间是通过摆动装置。摆动的次数转化成时间单位——小时、分钟，最后到秒。从长远来看，受其先天缺陷的限制，日晷和水钟再改进提高已经非常困难，比如在夜里或者多云的天气就无法使用日晷。液体的流动也受到气温的影响。而通过钟摆测量法，在准确性上则前途无量。找到平稳的钟摆测量法花费了人类四百多年的时间。如今的电子时钟几千年里误差才只有一秒钟。
最后，钟表是所有机械的最初的模型，可以说是“机械之机械”。钟表是人类模仿上帝最成功的杰作，钟表制造业成了其他机械艺术的学校，美国科技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工业时代最关键的机械不是蒸汽机而是钟表……在现代技术中，时钟是最重要的机械，在每个时代都保持领先地位，它代表着其他机械所追求的完美。
时钟在欧洲发明，被欧洲垄断了大约五百年，围绕着机械时钟，欧洲建立起来了一种文明形态，而这种现代时间，现代的生活方式随着殖民扩张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蔓延生长，现代世界就这样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