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研究对象曾经几乎是一样的，或者至少是接近的和相似的。随着时间流逝，它们发生了变化，没有一点历史上共同性的痕迹。比如，假如雅利安语系中只剩下了新印度语域、亚美尼亚语域、保加利亚语域和英语语域，那么很难断定它们拥有共同历史起源或者属于某一个语系。所以，认为某些语系和它们的分支不稳定和尚未成形，或者随着时间变化的观点是正常的。比如，一部分人认为乌戈尔—芬兰语言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另一部分人认为乌戈尔语言属于特殊的语系，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有共同的词语和句子结构，也就是在形态上具有共同性，但在历史上却与其无关。一些学者认为闪语系和雅利安语系，雅利安语系和乌戈尔—芬兰语系是曾经存在的共同语言状态的晚期变体。但是，根据通行的观点，如果考虑这些语系固有的形态结构和词根的话，未必就会得出它们有共同的历史源头的结论。路易·伯纳普特研究了巴斯克人语言和乌戈尔—芬兰语言之间的历史同源关系。彼得堡大学的马尔教授发现了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梅格列尔人—斯万人语言和闪米特语言之间的历史同源关系。所谓的原始语和每一个语系和语支原始的主要语言概念与谱系或者历史分类法的概念有联系。不应当将这些预测或者假设的语言理解为具体的事实，而只能将其看作是科学上的抽象，也就是语言独特性的汇总。或许，这些特性不是共时的，但它们早晚应当是所有具有谱系关系部落的语言祖先的语言所固有的。比如，当我们提到雅利安原始语时，我们认为它属于曲折型的，来自于一个中心的状态。这种状态只能是语言材料在历史上非常长时间演变的继续。语言亲属关系、部落和民族的联姻应当与种族、人类的亲属关系和联姻关系严格区分开来。在形态或者结构分类法的科学行为中反映了空间、时间和心理透视法则。我们详细地划分了我们熟悉的语言，而将其他的语言合在一起。所有现行的形态分类经常重复着一个错误，那就是认为个别形成统一体的语族固有的结构状态是稳定不变的。所有语言（从广义的年代方面而言，也就是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变化）经历了不同的形态状态：中心化的词语结构逐渐让位于分散的词语结构。分散的词语又合为一体，出现了新的中心化现象，接着又是新的分散，这个过程一直下去，没有尽头。虽然这些结论只是在全面观察雅利安语系基础上得出的，但却使我们有权利认定，在同一种谱系或者历史区域中，词语和句子的形态结构可以发生根本变化。比如，将《吠陀经》的古印度语或者较晚期的梵语与英语的结构，甚至于新发展阶段的东印度语结构进行比较，就能证实这一点。相对于现今的斯拉夫语（波兰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俄语等）和乌戈尔—芬兰语系或者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之间的语言结构而言，《吠陀经》的语言结构与我们在英语中遇到的语言结构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少。一般被认为属于雅利安语系的亚美尼亚语结构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爱沙尼亚语和其他乌戈尔—芬兰语言的结构。毫无疑问，在一些语族中（首先在雅利安语系）形态结构的历史进化速度远比其他语族形态结构的历史进化速度要快。是否因此就认为，那些只考虑同时代状态的某些语言或者某些语族的形态特点就是单方面的、不符合要求的？常见的形态分类认为一些语言只属于“孤立语”（单个词素），另一些语言只属于黏着语，而第三部分语言只属于“屈折语”或者“编插语”（将完整的词语编插到其他分开的词语和短语中间）。同时，我们在不同的语言结构中发现了同时使用两种甚至三种形态原则的情况。比如，俄语的стол、настол、стола、отстола、столу、кстолу、столом、подстолом、встоле、столы、настолы、столов、состолов、столам、кстолам、столами、надстолами、встолах等等形式，一边是划归为结尾的词尾以及处于心理语音交替中的词干最后的辅音л（стол）和ль，另一边是前缀的黏着形式（意义很明确的前缀от、над、на等等）。如果再加上уломберногостола、подломбернымстолом、вломберномстоле、вэтоммоемломберномстоле等形式，我们就应当认为这是“体现”或者“编插”，也就是将完整词语甚至短语插入到不能分解的句法整体内部，也就是所有简单或者复杂的变格形式和变位形式。这四个概念——“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编插语”还不能穷尽体现不同语言中丰富的形态原则，也不能支持密斯特里在施坦达尔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地球所有语言的分类法。
根据这个分类，有四类语言：
1）多式综合语。在这些语言中句子与词语混为一谈（比如，墨西哥语和格陵兰语）。
2）没有词语的语言。这些语言分裂为：a）孤立的、隔离的或者独立的词干（汉语、印度支那语）。b）只有词干的语言。c）词干加联合词缀的语言。
3）含有一些臆想词语的语言，也就是黏着型的语言（乌拉尔—阿尔泰语、德拉维语）。
4）含有实际的、现成的，同时集中了意义和“功能”的词语（屈折语—闪语和雅利安语）。
在施坦达尔之后，语言从心理角度划分为两大类：1）有形式的语言。2）没有形式的语言，也就是可以勉强地将强调物质和形式区别的语言与不强调这一区别的语言对立起来。所有部落和民族理解所谓的“实体”、“物质”、“内容”及所谓的“形式”之间的区别都是不同的。这一形式等同于相互关系，或者空间上，或是时间上的，或是社会的关系。所以，在所有民族和部落语言这个领域的区别中找到了表现，但只是潜在的，处于隐秘的状态中。维也纳大学已经故去的缪勒教授在自己的论著《语言学基础》中从梵语和欧洲语法角度，努力将地球上各种语言的资料汇总为一个统一体，描述它们的特点。缪勒没有追求将语言进行系统的分类，而是认为语言是“与以语言为载体的民族种族相联系的”。
他将这些语言排列为如下顺序：
1）毛发种族的语言——霍屯督人、巴布亚人、黑人、卡非尔人。
2）单色头发种族的语言——澳洲人、极北部的人（奥斯加克人、尤卡吉尔人、楚科奇人、虾夷人、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美洲人、马来人、上亚洲或曰蒙古人。
3）曲发种族的语言——努比亚人、德拉维人、地中海人。
只在欧洲就有如下语言区域（语系）：
1）雅利安语系以不同的形态变体得到了最广的普及。从相对古老的中心化结构立陶宛语和绝大部分各种各样斯拉夫语言区域的变体开始，一直到以英语以及日耳曼语域、罗曼语域（在斯拉夫语中，至少在变格方面，保加利亚语应当归属于这一新的形态类型）固有的最新分散化的结构结束。在欧洲雅利安语系包括了以下分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泛的罗曼语支、日耳曼语支和斯拉夫语支，凯尔特语支和波罗的海语支（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支、希腊语支。与此同时，属于另一个语系的亚美尼亚语支在数量和地理分布上要逊色一些。最后，还有伊朗语支。高加索地区的库尔德人和奥塞梯人就是这个语支的代表。属于西南亚的印度语支的茨冈人土语是雅利安语系的流动的和分散的一支。
2）乌戈尔—芬兰语系或者芬兰—乌戈尔语系。在欧洲中部，马扎尔人或者匈牙利人是其代表，在欧洲东部和北部，首先在俄罗斯国家与芬兰交界处——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及其他的部落（济梁人、彼尔米亚科人、切列米斯人、摩尔多瓦人等等）是这个语系的代表。
3）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严格地说是土耳其—鞑靼语系。土耳其—奥斯曼人、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其他部分的鞑靼人、楚瓦什人、卡尔梅克人、吉尔吉斯人、巴什基尔人等都属于这个语系。
4）闪米特语系包括马耳他岛的阿拉伯人，一些部落的小部分在高加索，还有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在“人为地”和在文学上使用以色列语。总之，犹太人在语言方面，属于这样一些部落，也就是首先属于日耳曼语部落（大部分）和罗曼语部落（以前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分散到土耳其和地中海沿岸为数不多的后裔）。
5）高加索语言中的格鲁吉亚—梅格列尔—斯万语系或许将属于一个包括闪语系的和含语语系更广的语系。
6）伊比利亚或者巴斯克斯语系，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但或许与乌戈尔—芬兰语系语言还有较远的亲属关系。
7）高加索语系，不包括上面提到的，属于很多完全独立的语系。这些语系是原有的，较为丰富的语言多样性的残余。（参考文献请看《语言与众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