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вожу的发音存在，还不足以使我们确定这一点。确实，很容易确定与形态表象的联想，也能确定动词“现在时”第一人称的语音表象。但毕竟只有主要的中心语义表象还不够。这类表象首先可以通过邻接性联想或者上下文确定，也就是与其他的词语发生联系，或者以该语言集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交际为基础，借助于俄语的社会交流为基础。可以通过“从另一种语言的译文”来确定这一表象。接着，可以借助于类比性联想确定这一表象：或者任意地，根据说话人的内部动机确定，或者根据与言语综合体的联系确定。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形下，这一表象都是由语音交替确定的：
vzˇú∥vodi、vódut、vdi（вожу＼＼вóди，водят，вод）是一回事，而vzˇú∥vozi、vozut、vzi（вожу＼＼вóзи，возят，вози）却是另外一回事。
从这个角度而言，从与语义和形态联想角度，从语义和形态角度，从语音交替角度，从同一种语言思维领域中的词源性角度看，在俄语语言思维中就有这样的音位：
zˇ∥g（ж＼＼г）（могуможе）
zˇ∥zi（ж＼＼зи）（вожувози）
zˇ∥di（ж＼＼ди）（вожуводи）
120.从不同斯拉夫语言思维的对应关系角度，从多语词源的亲属角度，此外还从语义化和形态化角度而言，我们在俄语语言思维中有两个和两个cˇ。
1）共同斯拉夫语的，也就是在俄语语言思维中与g或者与i发生语音交替的。
2）与di和d发生语音交替的，专属于俄语的。
∥di∥d...
在所有的斯拉夫语言思维中也只有或者它的独具特色的第二类替代者对应着第一个。
视各个斯拉夫语言思维情况而定，在古教会斯拉夫语、保加利亚语中的zˇd，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的d或者（dz＇）或者j，在斯洛文尼亚语中的j，在波兰语和斯洛伐克语中的з（dz），在捷克语中的z等等对应着第二个zˇ。
1）共同斯拉夫语中的cˇ，也就是在语言思维中与k发生语音交替的cˇ。cˇ∥k（ч＼＼к）。比如пекупеч。
2）与ti和sˇzˇ发生语音交替的，专属于俄语的cˇ。
cˇ∥ti∥sˇzˇ。比如，свечу＼＼святи＼＼свещ。
在所有的斯拉夫语言思维中，也是音位cˇ或者它的独具特色的第二类替代者对应着第一个cˇ。
视语言区域的情况而定，在古教会斯拉夫语和保加利亚语中是sˇt，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是（t）或者c（ts），在波兰语、斯洛文尼亚和捷克语是c与第二个cˇ对应着。（请看111，112）
121.斯拉夫语言思维的音位s（在俄语中s，s），视其这样或者那样的词素存在情形而定，也就是从其形态化和语义化角度而言，对应着所预想的原始雅利安语状态两个不同音位。
1）s（古印度语或者梵语s具有一些变化。希腊语的s或者h，否则就是“送气音”或者“零音”。拉丁语的s或者r。德语的s具有一些变化。立陶宛语s）。比如，сон，сын，сад，сидеть，сухой...
2）k（古印度语的，希腊语和拉丁语k，德语的h，立陶宛语sˇ）。比如：срамсором，солома，порося，десять...
总之，如果它们不是以音位以及其他更细小的发音—听觉元素的形态化和语义化有意识的假设，或者哪怕是意识之外的假设为基础的，那么，所谓的“比较语法”和任何的词源性接近和假设都是不可能的。
试比较：《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习题集》，231—239。
122.在俄语语言思维中，下列现象首先被形态化：
1）按照发音力量，也就是按照重音，区分音节音位（元音等）。
2）在辅音时，区分舌面音（软音）和非舌面音（硬音）。
存在于nes∥nes（несу，несутнесет，неси）。
ved∥ved（веду，ведутведе，веди）。
zv∥zv（зову，зовутзове，зови）中的。
类似形态化曾是以新的pek∥pek、sek∥sek、pomog∥pomog、bereg∥bereg替换原有的pek∥pec、sek∥sec、pomog∥pomoz、bereg∥berez的原因，接着，在更晚时期成为了新的pek∥pek、sek∥sek、bereg∥bereg出现的理由，从而取代了pek∥pecˇ、bereg∥bere。
试比较：62，63，64，79，109，112，115。
123.在从语义上区分类似сад＼＼зад、там＼＼дам、кора＼＼гора、суд＼＼зуд、пал＼＼бал时，声带行为不同方法的差异表象被语义化：有时是声带的打开和浊音的缺乏，有时是声带闭合和绷紧，与此同时，还伴有产生浊音印象的颤音。
在语义上区分词语бытьмыть、бабамама、дядяняня、дамнам时，堵住通向鼻腔的气流通道的软腭提升的差异表象，及软腭下垂，气流进入鼻腔。
在语义上区分том＼＼там，дом＼＼дам，нос＼＼нас...сад＼＼суд，зад＼＼зуд...пал＼＼пыл，бал＼＼был时，口腔中不同方式差异表象被语义化。而这些方式决定了这个或者那个元音音素的印象，同时，保留了心理储藏器中的两个不同的，与它们的发音—听觉发现对应着的音位所有表象。
124.当然，语义化和形态化也反映在书写—视觉语言或者词语的书写中。但由于不能继续分解的元素划分不同，发生在视觉—书写语言中的与语义和形态化有关的联想和在发音—听觉语言中是不一样的。在书写中，在语义化情形下，我们拥有完整的、不可分离的字位差异（садзад，тамдам），正是这种差异被语义化。在形态化情形下，或者完整字位具有差异（ходитьхаживать，носитьнашивать，токточить，тревогатревожить...рукаручка，ноганожка...），或者这些字位，比如在俄语中同俄语书写法性质一致的字位可能没有变化。（请看93）音位形态化的差异是由下列字位确定的：несунесет，ведуведет，зовузовет...
然而，在发音—听觉语言中，并不是完整的、不可分离的音位被语义化、被形态化，而只是更细小的发音—听觉元素，即音位的组成部分（动素、声素、动声素）（кинема，акусма，кинакема）处于被语义化和被形态化的状态。
125.为了成为发音—听觉语言中的实际价值，发音—听觉元素只有被形态化、被语义化。然而，语言思维组成部分的书写—视觉元素不仅应当被语义化、被形态化，也就是与语义表象和形态表象发生联想，但前提是首先需要语音化，也就是与发音—听觉表象发生联想。
接着，无论在书写或者书写—视觉语言，还是在发音—听觉语言领域，所有这些心理内聚力（психическиесцепления），所有这些导致语音化、语义化和形态化的联想，都是社会化（социализация）一般过程的独立表象。因为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各个部分中，语言都只有服务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目的时才有价值。
126.作为语言思维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元素的字母（表）和“书写法”（请看：40—42，56，64，84，85—92，92—95）是以书写—视觉元素及其组合的语音化为基础的。狭义的正字法（40—42，84，92）也是与语义化和形态化有联系的。比如，родрот，просьба。
根据传统传递下来的e和ъ差异首先正是由它们的形态化（вморъвморе...）和语义化（естьъсть...елиъли...деньтънь）支持的。
мiр和мир的书写差异正是以i和u之间的区别语义化为基础的。
127.使用发音—听觉元素及其组合的形态化概念，我们能够分析一些纯语音性问题。
比如，解决了有关音位或者“音素”瞬间性和长久性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语言之外，在外部世界中，在自然现象领域，说出的内容可以不间断地延长，不拘于形式和比例。在人类分节音语言中，形态化音位的时间长度在最小极限和最大极限中波动着。超越过这个最大极限，它就成为语言外的内容，可能成为力学、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但又是完全与语言思维的心理—社会实质不同的东西。因为，在语言思维中它是没有被形态化的东西。
我认为正是针对发音—听觉元素的这个方面才适合于使用“分节音”（членораздельность）或者“发音”（артикуляция）的术语。
善于运用相对的语义化和形态化概念，以及与它们有关的社会化概念，对于适当弄清楚所谓的“语音规律”问题极其重要。
在书写—视觉语言领域，无论是在科学分析书写和语言之间关系时，还是在实践中解决与“正字法改革”有关的问题时，都必须考虑那些归属为语音化、语义化、形态化，当然还有社会化概念的联想或者心理内聚力的行为。
十二、形态同化（类推）和语义同化（“民俗词源学”和“民俗构词学”，意义）
128.在106—109小节中，在谈到用diˇni形式替换diˇne，接着以dna形式替换dne、dni时，曾经指出“音位”的一些变化。不能将这些变化看作是简单的、发生在部落语言史中的语音或者发音—听觉过渡，而应当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些变化，即这些音位在这个位置或者是特殊的形态成分，或者是完整词素（比如，上述的名词词干diˇn、dn∥den∥don各格形式中的e、i、a），或者成为多音位的词素组成部分（就像词素vod、nes、ut、ami、ov等等）。
129.语言思维及它的显现与接收，并不是简单的复现或者复制已经被掌握的东西，并不是像留声机和唱机那样，以无可挑剔的准确性重复着带给它的音响印象痕迹，而是在复现的同时，还在生产，也就是重新独立组合个体心理已经掌握的语言思维元素。这就是经常性的、不间断的“创作”，而这是使用所有语言表象时固有的现象。不管这些语言表象是否是借助于发音方式被发现的，是否是借助于听觉（音响上）途径被接收的。这样的创作不仅发生在句法领域，也就是在现成词语组合成语句和句子时，也发生在词素组合成词语时。
确实，有个别的词语和语段形式，只是复制自己的完整组合，而且正是因为经常使用，它们才会被记住和纯自动化重复着。比如，人称代词的“变格”形式（яменямнемною）等等，经常使用的名词变格形式（表示亲属关系的词语，表示身体某些部分的词语），经常使用的动词变位形式（就像есть，дать，быть，хотеть）等。总之，这就是语义上被联想的语言整体结构中所谓的各种“不正确性”。
但我们心理的绝大部分形式不仅是通过简单复制已经掌握的东西而产生的，而且是借助于生产、创作的途径，借助于独具特色比例的解决途径出现的。
比如，我们在得到动词变位形式（ведуведешьведетведемведетеведут...）的示例时，对于我们而言，为了用创作的途径，完全“正确”地补充所有其他东西（несешь，несет，несете，несут.［веду，ведем］：ведешь，ведет，ведете，ведут，=［несу，несем］：x，其中x=несешь，несет，несете，несут）。只知道两个动词形式несу，несем就足够了。
这里类比性联想推进了邻接性联想，而存在于语言思维中的心理语音交替或者相关交替成为二者的基础。
在平庸的语法书中，常见的有关一个形式构成另一个形式的规则和规定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但是，一般说来，类似规则和规定的制定者完全不懂语言联想的实质。
130.因此，我们发现，“形态同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它促进了心理使用（显现和接收或者没有这些社会过程）该语言部落或者该集体—个体思维固有的形态整体或者语段的过程。
但与此同时，被称为“形态同化”的经常性语言创作，不是去复制已经习惯的形态整体，而是根据其他更加强势的和占有领先地位的形态类型创造了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