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国容历劫重逢，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发生这样剧烈的变化。不但容貌变得我不认得了，而且丧失了语言能力，说话佶屈聱牙，格格不吐，完全像洋人生硬地说中国话。她本来健谈，却变得沉默寡言。又学会了抽烟，一枝一枝，接连不断，没日没夜，把自己埋在烟雾弥漫中。她绝口不谈过去的事，我一谈，她就用眼色和手势制止。有一晚，我靠窗坐着，窗上映着我头部的剪影，忽然一声锐响，我遭到了射击，没有击中，落在地上的是一粒小铅球，想必是邻家的孩子干的，那时这样的恶作剧很流行。国容惊魂甫定，轻声说：“我们给人家当做特务在审查，你知道吗？四面都有耳朵。”说时神情惨淡，和我泪眼相向，久久无言。我心里很难受，眼看她从肉体到心灵，都给生生地摧残了。我在狱中，最牵肠挂肚的，就是怕她受不了这飞来横祸的袭击，更担心把她也拘禁起来，有一次听到牢房里仿佛有妇女说话的声音，再也摆脱不了那恐怖的黑影。我当时心有所感，常常构想些打油诗遣愁，为此曾有一首七绝，表示祝祷：
君是亭亭白玉莲，皎如幽谷出清泉。
我自泥泞君自洁，应得人天别样看。
有一次我得到她送的新棉鞋，情绪激动，另有一首：
莫道苍生正苦寒，谪居犹得试新棉。
名流千百无归宿，我在人间大有天。
我把这两首诗写在纸上给国容看。那天我们谈得很晚才休息。将近破晓，我在睡梦中被一阵钝重的抨击声惊醒，开了灯，只见国容躺在长沙发上，用毯子蒙着头，我过去揭开一看，我一生也没有经过这样的打击，天崩地裂也不会使我这样吃惊。
就在我写诗的纸上，她写了两行字：“亲爱的，我们是无罪的。我先走了，真抱歉。”她把诗用橡皮擦掉了，只是还留着隐约的痕迹，可以看出她的平静和坚定。惨剧幸而没有酿成，又招来了新的罪愆，因为这是“自绝于人民”的万恶行为。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还有缤纷的冷言恶语，鄙夷轻蔑的眼色。国容被送到医院抢救，医院里也是造反派当权，不但得不到正当的治疗，还受尽了白眼。“人生到此，天道宁论”，这是古人身陷绝境时无可奈何的呼声，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贴切的语言，能表达国容和我当时的处境。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有施行酷刑的野蛮传统，而且擅长锻炼罗织，但也想不出像“自绝于人民”这样刁钻促狭、不负责任的罪名！
人间毕竟还有温暖，国容年轻时的学生，不少走上社会后各有成就，始终没有和国容断绝交往，即使在那样万难的时刻，这是很可感谢的。有一位学生听到这消息，对我直跺脚叹气，说：“我一直有预感，她的坚持是为了等你出来，你出来了，她可能要出事。”我后来才知道，她曾经割过腕动脉，只是为了不愿抛下我在不明不白的诬陷中独自挣扎，她才自己动手包扎，在生死一发间救活了自己。她就是这样的脆弱而又坚强！
一场风波刚刚过去，作协就宣布全体下乡，到松江辰山劳动改造。自从发生那场意外，我没有睡过一晚好觉。我实在不愿意国容一个人留在家里，但又身不由己。国容倒很镇静，忙着替我准备行装，等我动身，她决定回娘家，依靠她父亲过日子。
《圣经·创世纪》里说，礼拜天是上帝赐予人类万世的节日。劳动改造另有章程，改为每月集体回上海，集中过四个休息日，因为下乡的不但有牛鬼蛇神，还有革命群众和工宣队、军宣队，他们的家都在上海。国容每月可以回家和我团聚一次。在寒冬的一月，我休假前写信和国容约定，准时到家，却发现室空无人，到处是灰尘，情况很反常。我满心惶惑，坐立不安，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正想出动打电话，听见了叩门声，我赶快开门迎接，进来的却是我岳父。他满脸愁容，强作镇定，说国容隔夜还在准备回家，睡下以后，却一直没有醒过来，现在已送到第六医院。是什么原因，他也说不清楚。又一次晴天霹雳击中了我，我一时目瞪口呆，手足失措，六神无主。
国容在病床上只是昏睡，经过三天的抢救，也没有醒过来。我和岳父最担心的是她再一次想不开，但彼此心照不宣，害怕说穿。医生给她洗胃的结果，证明没有服用过什么药物，才撂下心里的千斤重担。但医生同时明显地暗示，病人很难有苏醒的希望。我不分昼夜地陪着她，望着她宁静的睡容，时不时叫她几声，希望把她叫醒，她没有丝毫反应。因为痰多，喉头壅塞，医生给用了吸痰器，轰轰震响。我听着她艰难的呼吸，唯恐一口气上不来，心弦绷得要断。想起她为我所受的委屈，所做的牺牲，我再也忍不住流泪。
造反派立法森严，审查对象不许乱说乱动，走到哪里，就到哪里消毒，宣布身份。我像脸上刺着金印，在医院里到处看人眼色。我本来患痔瘘，下乡劳动又造成了痛楚不堪的脱肛，身心交困，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到第四天，国容依然昏迷，我的假期已经满了。我向工宣队请假，工宣队坚决不许。下乡的前夜，我整晚坐在国容的病床前，默默地向她告别。我深自歉疚，为什么那么卑怯，那么残忍，连给妻子送终的权利也不敢断然争取！岳父舍不得他爱怜的女儿，老泪纵横，劝我放心，他会来全力照顾。他已经为女儿料理后事，赶制了一套衬衣衬裤，说让她好干干净净地穿了去。我和岳父约定：万一国容不幸，就打电话或电报，我好赶回来给她送葬；如果病有转机，要尽快告诉我，但不要打电话电报，因为我再也经不起惊吓。
天毕竟比人宽厚，——“天无绝人之路”：国容到第七天，终于奇迹似的醒过来了。我在辰山收到了她的亲笔信，字迹歪斜潦草，难以认辨，写的是：“我醒过来了，请放心。毛主席万岁！”——那时正在盛行“早请示，晚汇报”，文件布告，都得引用毛主席语录，作为“最高指示”开头。医生确诊，国容患的是中毒性肺炎。一般的病例，昏迷过久，醒过来就会神志失常，记忆消亡，过去成为一片空白。国容醒过来，发现自己在医院里，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一个问号，说：“柯灵呢，他怎么不来看我？”她还记得我休假的事。护士指着我岳父试探说：“你看，这不是吗？”她说：“不，这是我父亲。”天可怜见！她还是国容。
我平生最怕烟味，也反对抽烟。国容沉湎烟癖的时候，我每月领到有限的生活费，总是先买好香烟，当做礼物送给她。因为我理解受难的灵魂需要缓解。经过一场大病，烟瘾自然祛除，使我感到欣慰。有一次我在辰山街上小店理完发，因为刚听人谈到吸烟的危害，就顺便到代办邮政的烟纸店里，就着柜台给国容写了封信，寥寥数语，敦劝她为了健康，万不要再沾香烟。刚写完，背后伸过一只手，把信抢过去了。我一回头，原来是军宣队的连长。他脸色铁板，和我作了如下的对答：
“你出来干什么？”
“理发。”
（他一瞥我刚刚清理过烦恼丝的脑袋）
“请过假了吗？”
“请过了。”
“写信请示了吗？”
“没有，是我临时想到的。”
他看完信，向柜台上一丢：
“以后写信，要经我们审查批准。”
我默然，把信封好，扔进了邮箱。
国容的体质完全损坏了，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才能勉强下床，但两脚已不能走路，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上楼下楼，都由我背着。
我刚出狱时，有朋友私下向我道贺，说：“你幸亏进去了！”那神情又像庆幸又像羡慕。我当时听了很不受用，心想你倒进去试试！但渐渐的也就释躁矜平，承认了这个欲哭无泪的事实。
十年一觉，噩梦总算结束了。像四十年前一样，我们又一度为振兴中华的美好希望所陶醉。国容在“四人帮”统治下已被迫从工作岗位撤退，腿部致残，失去行动自由，但并没有损伤她对生活的勇气与信心。繁琐的家务并没有束缚她的身心手足，她兴致勃勃地拿起笔，翻译了根据格林童话《灰姑娘》改编的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文学本，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修斯的名著《哲学与幼童》。在“文革”爆发前，她已在病中翻译出版了好莱坞二十部最佳电影剧本中的《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她的教学生涯结束了，但没有忘情教育。她翻译的作品内容，都和教育理想有血缘关系。
“事如春梦了无痕”，过去的阴影并没有破坏我们暮年的恬静心境，因为我们没有把这种惨痛的经历当做个人恩怨。但对大是大非，我们不能因年老而无所容心，因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文革”现象是人类文明的奇耻大辱，决不许重演！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被反复引用得老掉了牙，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提了。但忘记历史，掩盖历史，终将受历史的惩罚！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选自《柯灵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编后小语：
又是一个走过“文革”的人。
又是一篇有关“文革”的文章。
那到底是一段怎样的历史，竟发出了这样长久的哀鸣？好在，我们没有必要现在就搞个清清楚楚，因为悲剧从来就不会忘了重演。尽管它们出演的形式不一，但是学会如何应对那些身不由己的时代或是世故的突变，甚至小到家中的一次意外，都是人生的必修课。
作者与妻子一涌而下的大哀大痛的亲身感受，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十分实用的道理：尽管悲剧会一再重演，但我们会比上次做得更好。
走出作者，走进自己，也算是阅读的一个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