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档案
我们常说，好的文字不必华丽，情真、情深就能感人。在新文学史上，那些来自一代代作家心灵深处的诉说，构成了一部民族和个人的精神档案。一段段凝聚着精神力量的文字，记载了历史的真实面貌，记载了个人的内心体验，也记载了美好的情感和伟大的人格。
新文学中有许多优秀的散文，描写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情感。这些文字亲切而感人，教我们懂得勇敢面对人生的挫折和不幸，永远怀着美好的希望去生活；也教我们体会和珍惜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爱——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读一读这样的美文，对一个人心灵的成长非常有益。
另外，文学也记载着人与大自然之间那不可割裂的精神纽带。大自然就像一个精神家园，丰富、宽厚，充满力量和美。人与大自然之间神秘又深邃的和谐关系，在张承志、张炜等人的散文中，得以生动地体现。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巴金
作者信息：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原籍浙江嘉兴。出生于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思想，走上社会，从事社会运动，1927年赴巴黎留学，1929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灭亡》，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家》、《寒夜》等作品被视为现代文学的重大成就。巴金晚年以五卷《随想录》震动文坛，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提倡“讲真话”，在反思“文革”这一历史悲剧的同时，对自己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人格力量。
一“到啦！到啦！”
接连的敲门声把我惊醒了。那个招待我们的波兰朋友阿来克斯在廊上大声叫着：“到啦！到啦！”我推开房门到廊上去，才看见火车停在一个冷清清的小站上。有两个铁路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在月台上谈话。此外便是一片静寂。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
“这就是奥斯威辛奥斯威辛：Oswiecim，波兰人读作窝西威安齐门，波兰南部的一个小城，在克拉科的西面，人口约一万二千。波兰被三国瓜分后，奥斯威辛跟克拉科一样也成了奥国的领土（它的德文名字是Auschwitz），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复国时才把它收回。么？”我看见阿来克斯还站在走廊的另一头，便提高声音向他问道。
“奥斯威辛。”他短短地回答，一面在点头。他不会错。这个地方他太熟悉了。他在这里住了五年。他的父母都死在这里。他的左膀上还留着一个永远洗不掉的蓝色号码。
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好像有一股寒风迎面吹来似的。“这个荒凉的欧洲小镇，就是德国纳粹屠杀过五百万人也有人说数目是四百万。这里的五百万是根据达为多夫斯基教授（Prof.Dawidowski）率领的调查团的专家们的计算，又据奥斯威辛火车站的一个职员斯旦纳克（Mr.Stanek）说。一九四二到一九四四这三年中间一共有三百八十五万囚人由铁路运到奥斯威辛来。但早在一九四○年德国纳粹就在奥斯威辛创设集中营了。的地方吗？”我惊疑地问我自己。
没有人下车。也不见有什么动静。阿来克斯的声音传过来：“先去餐厅吃早饭。八点钟下车。”我看表，刚刚过七点钟。从华沙到这里，我们只坐了七个钟头的火车。
到八点钟，我们全下车了：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阿根廷的代表们。苏联代表团中的尼古拉大主教也在这里，他的高帽，他的长须，他的黑袍，他的手杖在我们的眼里显得十分亲切，这几天来连他的声音我们也听惯了。
空气寒冷，我们的头上盖着一个阴沉的灰天，当地的居民到车站来欢迎我们，讲了话。好几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集中营去。在路的两旁我们看见不少的红旗，旗上现着白色的大字：和平。每一面旗有一种文字，我看到了用八国文字写出的和平。
车子停在集中营的大门前。我远远地就看见了作为门方高高地横挂在门口的那一行德国字：“劳动使人自由”。怎么！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我要笑了。但是在这时候我觉得脸上的肌肉在搐动。我笑不出来。
我们下了车，脱了帽，在纪念碑前献了花。然后大家默默地走进集中营去了。我们都不想说话，好像在殡仪馆中哀悼死去的朋友一样。阿来克斯给我们带路。我们一共是三十八个中国人。别的国家的代表们已经跟我们分开了。
二模范营
“我们现在走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了，”阿来克斯对我们解释道。“这一部分就是所谓模范营，是准备给人参观的。单从外表看，这里囚人的生活也许还要胜过希特勒时期德国的工人的生活呢！劳动使人自由，这是德国纳粹的一个大谎话！”阿来克斯的声音似乎是平静的，可是我觉得那里面含着强烈的憎恨。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一个打红领带的青年团团员，他给德国人关进这里的时候还只有十四岁的光景。五年的地狱生活应该给他留下了不少的痛苦的记忆，这里的土地就掺和了他的父母的血和骨灰。他现在还能够用平静的声音说话，这个勇敢的孩子，他的心太坚强了！
的确，从外表上看，这里好像是机关职员的宿舍，或者中产阶级的舒适的住宅。在宽敞的路的两旁立着二十八所红砖砌的两层的楼房。每一所房屋都带着同样的和平的外貌。墙头挂着牌子，写明房间的号码。门开着，它们泄露了纳粹的屠户们尽力想掩饰的秘密。这些房屋现在已经成为纳粹暴行的博物馆了。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件东西也是他们没法隐藏的，这就是那双层的电网，网上通着高度的电流，谁触到它们，就会得着死亡，倘使劳动使人自由，那么这些电网装来做什么用呢？”阿来克斯继续说，这一次他的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他的眼睛射出憎恨的光。
我也看到了那些电网，柱子有四公尺高，两道网中间有一公尺的距离。电网的里外两边都有一道简单的铁丝栏杆，在这道铁栏的一些矮木柱上，钉了长方形的木牌，牌上绘着一个骷髅，骷髅下交叉着两根人骨，画旁边用德文和波兰文写着“站住”。这就是所谓“安全栏”了。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电网
沿着电网，像鬼影似的耸立着一些瞭望塔，据说阿来克斯住在这里的时候，塔里面不分日夜都有纳粹党卫军在看守，他们准备着随时开起机关枪射杀那些企图逃走的囚人。
其实囚人是没有逃走的机会的。一个党卫军的头目弗立哥(Fritsch)上尉就对一批一批的新来的囚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警告你们说，你们不是到一个疗养院来，你们是到一个德国的集中营来，你们除了从烟囱里出去外，就没有别的路走出这儿。谁要是不喜欢这个地方，他可以马上走到电网那儿。倘使这里头有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活过两个星期；倘使这里头有教士，他们还可以活一个月；别的人可以活三个月。”
他没有骗人。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这五年中间有五百万人到过这个地方。可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的时候，集中营里就只剩了五六千个病重的囚人。德国的屠户们逃走时带去了五万八千个不幸者，其中有许多在中途就被枪杀了。的确有五百万人是在焚尸炉中烧成灰从烟囱里出去的。
三博物馆
阿来克斯把我们引进一所房屋去。博物馆的负责人出来招待我们。年轻的说明员领我们去参观每一间陈列室。说明员讲波兰话，由阿来克斯给我们译成英语，我们中间也有人用中国话解说给一些同志听。
参观开始了，我们由一个陈列室走到另一个陈列室，由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房间有大有小，陈列品有图片，有模型，有实物，有文字，有图表。每一所房屋有它的说明员。说明员不只一个，参观的人也不只我们这一组，跟我们同火车来的各国代表全到了。在一个大的陈列室里面，人可以听到各国语言：俄语、西班牙语、法语、匈牙利语。不同的语言解说着一个同样的故事：五百万无辜的人怎样在这里死亡。这不是故事，这不是空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对它表示怀疑，可是所有的人都带着惊疑和痛苦在问自己：怎么能让这种事继续进行了五年？怎么能够束手让那五百万无辜的人白白地死去？
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了。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痛苦的表情。我不断地听见人在叹息、吐气。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在刺着、绞着。我真愿意有一只大手来蒙住我的眼睛，可是我仍旧睁大它们，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们在注意地看什么呢？是人类的艺术的成就么？是近代科学的发明么？是大自然的美景么？是生命的奇迹么？我们是在参观？我们是在“学习”？不，我们在看人类的受难。
这里是毒气房的模型，那里是焚尸炉的照片。堆在这里的两吨头发纳粹撤退时，来不及运走留在仓库里的女人头发，一共有七吨，这里只陈列了两吨。使人想到那三万二千个欧洲女人的青春时期的美梦，放在那个玻璃橱里的用女人头发织成的床毯在向人控诉纳粹的暴行。这个房间有成堆的梳子，那个房间有成堆的洋铁杯；这里是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眼镜，那里是数不清的剃须刷子；皮鞋堆了一个房间，男人的、女人的、小孩的，分别堆在三个地方，这只是剩余的一部分旧鞋。在另一个房间里，一排长方形的木台上堆着无数的假手假脚，木台前有一道很低的铁丝栏杆，我们伸出手去，也许可以摸到这些曾经跟活人连在一起的东西，连残废的人也无法苟全性命。许多手提箱凌乱地堆在一个房间里，箱子盖上还留着用白色笔写下来的欧洲各大城市的名字。一个长长的玻璃橱柜中陈列着欧洲各国的纸币，这都是无辜的死者留下来的。他们从欧洲各国被骗到这里来，死在毒气房内，身子给烧成灰，埋在土坑里，洒在沼地上，抛在维斯拉河或索拉河中了。一个纪念犹太人受难的房间里，在那朴素的纪念碑前面有人奉献了大束的鲜花，碑的上方用犹太文写道：“要牢牢记住”。纳粹的一个头目赫斯曾经招认过：至少有二百五十万从欧洲各国来的犹太人被毒死在奥斯威辛—布惹秦加布惹秦加：（Brzezinka），它也有一个德文名字Birkenau。。布惹秦加离奥斯威辛有三公里，布惹秦加毁灭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附属机关，也就是它的连号。毒气房和焚尸炉都设在那个地方，但是它们在纳粹屠户们逃走的时候，全被炸毁或烧光了。我们看到一张焚尸炉的照片。在那里一共有十五个焚尸炉。每三个连在一起，炉门紧闭着，看起来好像是新式工厂里的设备，据说在这十五个炉子里每天可以烧掉三千二百具死尸。这种最新式的设备一共有四个第一焚尸所是旧式的。纳粹屠户们本来还要建造第六焚尸所，可是后来发现在空地上挖坑焚尸比较省钱，便不再添造焚尸所了。。有一个时期，这四个地方整天不停地烧着火，二十四小时里面烧毁了一万二千具尸首。但是毒气房每天却杀死更多的人。来不及的时候，屠户们就在冷僻的空地上挖个大坑，把尸首堆在坑里烧毁。我们在陈列室里看见了一个参加这种工作的囚人大卫·席木勒维奇大卫·席木勒维奇：这是一个在Sonderkommando（特别队）工作的希腊籍囚人。他的姓名是David Shmulevich。《德国人在波兰的罪行》第一卷（英文本，1946）中把他的姓名误写作David Grek，但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同书的法文本中则改正为“一个叫做大卫的希腊人”了。三张照片都是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偷摄的。偷摄的照片。第一张是一群女囚人脱光衣服准备进毒气房时的摄影，另一张是在土坑里烧毁尸首的情形。
站在这两张照片的前面，一个朋友抓住我的膀子声音发颤地说：“这怎么能够是真的？你得写，你得好好地写出来。”另一个年轻的同伴对着成堆的金丝发流眼泪。“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残酷的情景了。”第三个人说。这时候阿来克斯站在我们的旁边，昂起头，用坚定的声音给我们解说这一切可怕的情景。的确我们应该学学这个勇敢的青年，在敌人面前不应该示弱。
我们从楼下走到楼上，又从楼上走到楼下，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陈列室，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了，有什么东西压紧了我的心，我只想长长地吐一口气。
“这是十号，这是专门拿女人当试验品的地方。”说明员指着那道关闭的门说，阿来克斯为我们把他的话译成英语。“在这里面经常关着一百五十个女人一说是“五百个女人”。，纳粹的医生和教授们就用她们来做各种医学上的实验，每一个女人都要经过好几次的手术，最后的报酬是枪毙，或进毒气房。那些实验都是很可怕的，很残酷的。在这所房屋里头，被宰割的女人的尖声哀叫始终没有断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