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浙籍文人为个案之研究
“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
作为小标题的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民国时期的浙籍文人，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民国时期浙江乃至国内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交融汇聚的中心，同时作为很多浙籍文人墨客的故乡或生活地点，杭州以及浙江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雷峰塔下、西子湖畔，不知演绎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也不知发生过多少令人慨叹的悲欢离合故事。杭州地处江南繁华之地，与上海这个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近在咫尺，以致很多浙籍和非浙籍文人与杭州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如果要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变化和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必然要对杭州这个城市以及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文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首先，中国历代文人至少从唐代开始，就已开始对江南产生浓郁的情结，而杭州在文人的心目中更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文人对于杭州，总有一种特殊的留恋与热爱：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长期以来，白居易和苏轼的诗词就被视为讴歌西湖的绝唱，因为他们几乎写出了中国历代文人对杭州、对西湖的全部思念、挚爱和眷恋。这种情感历经千年，不但没有消散，反而在20世纪中国文人那里得到更加有力的回应：你假如问我在二三月间看西湖上的微雨是什么色，那我可立刻答复你：“是淡青色的。”你休要笑我误会了，你也休要急急的改正我说：“你是错了，我问的是那时候雨的颜色，不是在问山水的颜色。”我其实并没错误，二三月间的西湖山水是深青色黛色乃至是紫霭色的，然而微雨蒙蒙中的西湖却是极准确的淡青色。这个淡青色，你还愿意称它是山水之色呢还是雨之色？在万花零乱的花丛中，红的白的是花，绿的是叶，青的是天。此时霏霏的降下了一番柔雨，却做了个研颜色的化工，你此时设或在小亭中闲眺，你还能辨别得出那里是红那里是白那里是绿么？你静静的领略，岂不是只觉得如晚烟似的一阵阵忽然泛红忽然转青的紫色么？
这是施蛰存所写之《雨的滋味》，除了语言改用白话外，字里行间所洋溢的对杭州对西湖的爱，其实与千年之前的白居易、苏轼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也是在西子湖畔的烟霞洞，与“小表妹”曹诚英度过了他一生最好的一段浪漫生活。即便是一向对杭州没有多少好感的鲁迅，在与许广平补度“蜜月”时，也选择了杭州。这样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
自然，当历史的车轮终于驶进20世纪的时候，杭州也和整个中国一样，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所以我们的论述，就从19、20世纪之交的1900年开始：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企图用立“大阿哥”即皇储的办法迫使光绪帝退位。她以光绪名义颁诏，称因不能生育子嗣，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诏书下后舆论哗然，上海各界人士联名通电反对并号召各省抗争。各国公使也提出警告，此项计划被迫搁置。
这年的1月25日，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名《中国报》）创刊，报名为孙中山亲定，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意。报纸公开鼓吹民族革命，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报道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曾全文刊登章太炎写的纪念会宣言，还发表了要国人警惕俄国侵吞国土的文章《中外关系论》等，一时影响极大，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
2月14日，清政府悬赏十万白银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并严禁民众购买和阅读其所办报刊。
也是在1900年，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于年初（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签发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颁予该校首届毕业生、后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的王宠惠，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教育开始步入收获季节。
1900年7月12日，住在莫高窟的当家道士王圆篆无意间在洞窟中发现了大批经卷、文书、绘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之后藏经洞经历了多次外国侵略者的掠夺，直到1909年清朝政府才将藏经洞所剩八千余件文物运往北京，存放于京师图书馆。
1900年8月14日，著名的《马氏文通》作者、语言学家马建忠去世。
同一天，八国联军向北京发起总攻。至16日晚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各国司令官“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这是中国首都数百年来首次为外国占领军洗劫。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给德皇报告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至于这一年和浙籍文人有关的大事，似乎可以列出这样几件：1900年，浙江图书馆创建。这可以视为杭州乃至浙江步入现代的标志。
1900年夏，章太炎著《訄书》初刻本出版刊行。《訄书》具有强烈的革命思想，反映了章太炎20世纪初的思想状况，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有很大影响。
1900年9月，由浙籍文人杜亚泉编辑出版的《亚泉杂志》在上海创刊。《亚泉杂志》为半月刊，内容介绍近代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知识，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办而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中文科学期刊。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杜亚泉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是如何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大战一场的。
1900年，33岁的蔡元培在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之后原本感情不和的他们逐渐关系和睦，可惜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人世。
1900年6月11日，沙孟海出生。
1900年6月26日，曹聚仁出生。
1900年10月30日，夏衍出生。
而在欧洲，1900年6月29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瑞典于1900年6月29日专门成立了诺贝尔基金会，并由其董事会管理和发放奖金。艾尔弗雷德？诺贝尔是位杰出的化学家，他一生中有许多发明，最为重要的是安全炸药。这项发明使他获得了“炸药大王”的称号，并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原希望他的发明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但炸药却被广泛地用于战争，使他深感失望和痛苦。诺贝尔在逝世前立下遗嘱，把遗产的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和学者。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些注定要在日后的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浙籍文人群体，从美丽的西子湖畔，迈出了他们走向辉煌的第一步。
“浙江潮”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
——《浙江潮》发刊词
江南地区，很早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地区。近代以来，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江浙一带又是最早得以接触了解外来文化的地区之一。以龚自珍为杰出代表的浙江文人，更是直接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篇章。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与文学资源以及江南文人特有的文化修养和文化品行，使得浙江文化与文学在与外来文化与文学发生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可以迅速获得新的活力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晚清至近代，无论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还是新式学堂的建立抑或新型传媒的出现，浙江文人都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的变化，鲁迅在接受科举教育后转而入西式学堂就是一个例证。之后，大批浙江文人或出洋学习，或进入西式学堂，他们互相呼应、互相提携，最终在20世纪中国史上，出现了浙籍文人群体占据民国时期文化与文学发展制高点的状况。以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周氏兄弟、马一浮、马叙伦、蒋方震、陈望道、沈钧儒、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蒋梦麟、马寅初、沈尹默、钱玄同、许寿裳、毛子水、茅盾、俞平伯、丰子恺、徐志摩、郁达夫、艾青、戴望舒、施蛰存、夏衍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使民国时期的浙江，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杰出文人群体的汇聚地。一部民国文化发展史，几乎就是浙江文人叱咤风云的历史。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领域：佛学、经学、近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人口学、军事学、修辞学、语言文字学，话剧、电影以及文学中的白话小说、新诗、小品文、杂文创作，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浙籍文人或以开拓者的身份引领潮流，或以成就最高者身份占据其制高点。
那么，这样一个成就辉煌的浙籍文人群体，又是如何诞生和发展壮大的呢？除却“偶然”这一历史进程中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因素外，还有哪些内在和外在因素可供讨论？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又在种种历史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且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伟大的辛亥革命时期。看看辛亥革命对浙江尤其是对杭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看看这些影响如何促使新一代文人群体的兴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武昌起义后，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多次集会聚议研讨浙江起义事宜，最后定于11月4日晚举事。11月5日（农历九月十五日）凌晨二时，杭州新军发动起义攻占省抚署，俘巡抚增韫及眷属等，陆军包围旗营。6日，杭州旗营投降，杭州全城光复，杭州知府英霖潜逃，仁和县知事、钱塘县知事均逃逸。当天上午杭州各界开会商议，推举汤寿潜任浙江都督，汪嶔为杭州民事长（即杭州知府）。军政府设参议会，推莫永贞为议长，陶成章、张恭、顾乃斌、吴思豫、黄元秀等为参议员。杭州光复后，全省各地闻风响应，旗兵先后归附。11月底，全省光复。
11月12日，浙江军政府通过会议决定派朱瑞为援宁浙军支队长，率军三千多人，与苏军沪军会合组成江浙联军，进攻南京，并于11月30日攻克南京。
1912年1月22日，仁和、钱塘二县合并称杭县，杭州民事长改称杭县知事，由汪嶔担任。同月，同盟会会员徐自华等募资重建秋社，并建风雨亭于西泠桥畔。
同年4月24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更名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招生六百名，设体操、师范、简易师范三科，后增设图画、手工、音乐等专修科。关于这所学校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其实值得大书特书，此为后话。
同年5月5日，鲁迅到北京教育部工作，开始其长达数年的单调苦闷的抄古书生活。
7月19日，秋社同人在风林寺召开追悼秋瑾烈士成仁纪念日大会，到会一千余人。主席徐寄尘报告烈士历史及建专祠、风雨亭经过。
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章太炎与马良、梁启超等发起筹办“函夏考文苑”，此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西方现代学术意义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其成立的初衷，就是以法兰西学院为榜样，树立其无上的权威性和科学性。遗憾的是此事夭折于摇篮之中，不然，相比今天人数已达两千的两院院士，入选“考文苑”的区区四十位学者理应更加受到国人的景仰。
1912年12月8日—13日，孙中山莅杭。8日下午他乘专车抵抗，朱瑞都督率众迎接，在行辕略微休息后，即赴马坡巷法政学堂出席国民党召开的欢迎大会，发表演说；9日上午，至风林寺前凭吊秋瑾先烈，在风雨亭书写“巾帼英雄”四字匾额及“江户矢丹忱，多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来吊侠女魂”楹联，并游览了西湖名胜；10日上午，赴江干考察铁路线，并去之江大学视察，游六和塔，下午赴拱宸桥参观商场；11日出游三天竺、灵隐诸名胜；13日，乘专车返沪。
1912年12月，位于西湖孤山的浙江公立图书馆落成，文澜阁《四库全书》移藏于此。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浙江文化也开始了其新的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