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切行为均不能为自己所选择，而只能被意识或无意识中的原因所决定，这是王国维人生观中潜在的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实际上也反映出他对人的自为能力的悲观情愫，它既来自于其所受文化的影响，又缘于其内心形成的自卑感。尽管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自卑感，且此种自卑之感往往是内心想要寻求改进的，然而失恃（失母）的自卑情结却是很难找到改进之办法，甚至说是无法被改进的，这也造成了王国维一生挥之不去的忧郁性情。观看他的古今体诗，更多的都是自我沉郁之情的流露，如“飘风自北来，吹我中庭树。鸟乌覆其巢，向晦归何处”（《杂诗》）；“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杂诗》）；“南国秋深可奈何，手持红豆几摩挲。累累本是无情物，谁把闲愁付与他”（《红豆词》）；“门外青骢郭外舟，人生无奈是离愁。不辞苦向东风祝，到处人间作石尤”（《红豆词》）。
据笔者统计，王国维一生疾病不断，最后十年里，不仅他个人疾病缠身，其家人也是病患不断。这里的“病患”除了一些日常病症外，还有家人殇逝的情况。其实，早在1898年7月间，王国维青年时期，足疾即开始困扰他的生活：贱恙仍不见松，寸步不能行走，医者或云风湿，或云虚弱，几于无所适从。拟俟天稍雨，河水可通，或至省城大英医院医治，大约不能骤愈，甚恨。……卧病久不阅报，近事一无所闻，甚闷。（1898年7月25日）
弟患足疾甚剧，至寸步不能行动。（1898年7月下旬）
此间新延一医诊治，据云系鹤膝风，因三阴之气不足，风邪乘之，乃虚劳之报。原据云连针灸七次（五日一针），当可能行，现两腿渐瘦，所云鹤膝风似为不谬，颇为焦虑。（1898年7月31日、8月1日）
贱恙近延一医针灸，据云系鹤膝风，知念附闻。（1898年8月2日）
此四信均系王国维足疾一事。王国维之足疾并非现今之“脚气病”，而是程度严重得多，如诊断无误当为鹤膝风。鹤膝风是由禀赋体虚，调摄失宜，而致使足三阴亏损，风邪外袭，阴寒凝滞引起。王国维自幼体格瘦弱，素质不佳，再加上江南一带本就多水多雨，夏间更是有黄梅天气，闷热潮湿，患上此病也就不奇怪了。此时王国维仅22岁，患此慢性病可以说十分煎熬，且此种病虽然发于膝关节局部，但若病变往往会影响全身，中晚期如诊治不当则更为严重。王乃誉得知独子患此病，也愁苦万分：“静（儿）沪回，人极狼狈，腿病，竟不得起立。”王国维自己也颇为担忧，8月11日致函许同蔺道：“弟现在苦不能用心，又归后终日偃卧，久不握笔，心神难以收束。”且8月中下旬致函许同蔺时又说：“贱恙稍愈，近又患感冒，今已稍痊，知念付闻。”在患病之后三个多月间，王国维几乎都是卧病在床，针灸数次后才得以在室中“扶持而行”，实在是“颇焦闷也”！更让王国维意想不到的是，此足疾一直困扰他一生，在他中年甚至晚年也有复发。如1920年在致函狩野直喜信中他还提到足疾：“去岁弟患脚气，转地至津，一月而愈。”这里所说的“去岁”实际上是指1919年9月间复发的足疾：维足疾虽不进，亦不见退，服药四五日尚未见效，尚拟觅他医决定何病，如系脚气，或须作津沽一行，藉图良晤。
……
维亦病足，今年何足疾之多也！维之足疾甚与戊戌年相似，是年初至上海，盖是一种地方病，盖已二十余年乃重发耶？深思一至津，然未能定之，总须俟医生诊断决之耳。
“今年何足疾之多也”，王国维如此感慨是有根据的，此次足疾与戊戌年（即1898年）相似，自然会猜想是否为二十年前的旧病复发。果然，此次足疾之苦竟持续将近四个月，其症状之重甚至超过二十年前。
回过头去看1898年王国维足疾期间的诗稿便可以发现，这时期的大多诗稿基调十分沉郁，《杂诗》三首便是此时所做：西山扬颓光，须臾复霾雾。翛翛长夜间，漫漫不知曙。
（《杂诗》一，节选）
神光互离合，咫尺不得攀。惜哉此瑰宝，久弃巾箱间。
（《杂诗》二，节选）
柯干未云坚，不如栎与樗。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
（《杂诗》三，节选）
“西山”总用来意指理想之仙境，而理想之地却也是阴霾绵绵，连昔日辉煌的阳光也疲软无力。“翛翛长夜”无穷无止，究竟何时才能重见“曙光”？有道是“中道失所养”，王国维在苦痛之中又燃起了对生母的思念，此等无助谁能理解，此等“幽怨”又如何是好呢？然而，足疾只是导致王国维“性复忧郁”的一个方面，在最后的十年里，他个人与其家人之疾病状况更是令人惋惜。
据笔者统计，自1916年8月至1917年末，详细谈及王国维及其家人疾病的书信多达19封，几乎每月必有一次疾病，且持续时间很久甚至长达数月才得以痊愈，如王氏的伤风感冒、肠胃不佳，妻子的牙痛、神经痛，孩子的发热、疥疮等等。1917年3月间，即王国维接待日本友人之时，他正罹患肠胃疾病，且症状不轻：维近十日内肠胃亦不佳（按：此间罗振玉也正逢胃疾，亦是严重不堪），近日饭减三分之一，而大便犹稀薄，日三四次，维以为运动太少之故，而家人中亦有数人同患此者，不可解也。（1917年3月10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2页。
维十数日肠胃觉不适，初疑为伏案太多不运动之故。近数日大便乃多，且觉有异，昨晚乃发现红色物（今日亦同），与前年所患无异，他种症候亦一一相同。因思沪上日本医生不可恃，而宝隆医院等虽佳，万一治法有异，决不能听人调度。乃以前年患病历史并治法药名作一详函告西医林洞省（乃培老与少泉所常用者，其人能从人言），询以有无此种药，如有即请于下午来诊。渠谓此药须购之，现尚未来，既有此药则即日可愈。（1917年3月12日）
维针后大便三次，唯一次有红色物，今晨尚未下，殆可不见红色矣。（1917年3月13日）维肠病注射三次后，已不见红色。后复注射一次，现一切已复常，惟饮食尚须加甚耳。（1917年3月23日）
肠胃不好则牵制全身，苦痛亦是连通至心脑。王国维在函告罗振玉时曾劝道：“公疾渐快，然亦不宜急于望其全愈，总以使心与病相忘为宜耳。”王国维认为想要使疾病排出，最关键的在于令自我忘却疾病之苦痛。但这一点他自己也很难做到。王国维比较相信西医，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开明的，但看西医所需费用在那个时代极为昂贵，无形中增加了他的经济压力，而经济压力又反过来导致其精神压力增大。
诚然，肠胃病确实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小到人们往往不屑一顾，但小事却常常能引发大事。的确，“日常”是每个人的事，它不带有任何的褒贬色彩，当每个人将日常作为生存之基础时，会发现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很平凡，又都潜藏哲理。但人们同样会发现，往往那些最不经意的日常现象，才是导致我们人生发生重大改变的原因。以往的哲学研究忽视或轻视日常的价值，以为那些形而下的层面没有被研究的价值。但现在，我们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观察这个社会的运行，必须将“日常生活”纳入哲学范畴之中。亨利？列斐伏尔是倡导日常生活哲学化的学者之一，他试图使“日常”这个生活化的术语被哲学家所认同，使它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格奥尔格？西美尔在1896年的一篇论文中也谈到了日常的美学。这是一个激进的纲领，他这样说：“即使是最低等的、内在地丑陋的现象也可以消融于色彩和形式、情感与经验的语境中，这些语境为它提供意义。”[英］本？海默尔著，周宪、许钧主编：《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8页。无可否认的是，日常生活不再如过去那样被学界忽视，而且它的价值和影响正逐渐得到彰显。而疾病，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作为正常人身体出现的不正常状况，其对人们身心的影响，尤其值得被关注。
以下笔者大致列举王国维及其家人最后十年间（1916—1927年）的疾病状况，资料来源为《王国维全集？书信》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日期则为书信中日期：1916年（丙辰）——
7月4日，季英太夫人病危；
7月30日，维（王国维）患伤风，“人不甚适”；9月30日，维患伤风，“自初一起伤风咳嗽，三日未出”；10月28日，维患疥疮，“虽癣疥之疾无妨，然甚讨厌，以普通药肆中所谓一扫光者敷之，亦不能除根，殊可厌也”；11月6日，维牙肿不能饭，“疥疮已找西医，云十日内可除根”；12月15日，内人患病，亦发热，似虐，“体颇羸劣，饮食亦不佳”；1917年（丁巳）——
1月13日，维患伤风，前晚发热一次；
2月16日，维“伤风已愈，而尚有痰”；
3月10日，维近十日内肠胃不佳，“近日饭减三分之一”；8月23日，维牙痛；10月4日，内人产子，母子均健，但受风；12月25日，两小儿与一使女发热，内人则牙痛；12月28日，舍间五人生病，腹泻等；12月31日，家中病人尚未退热；
1918年（戊午）——
1月1日，小儿退热，内人胃疾已愈；
1月7日，内人牙痛未断根，已持续个把月；1月11日，内人头部充血；2月8日，内人自中旬末发寒热二次；
5月27日，维患伤风，胸膈疼痛；
6月5日，维病未愈，仍有咳嗽及骨痛；
6月21日，维的第五个小儿患感冒；
1919年（己未）——
3月10日，维处一外甥一次儿一女均患流行性感冒，后日“增小女儿二人，女仆一人”，维“咳嗽恶寒似有欲作之势，然已不作”；8月17日，维戚潘君月初病十余日不退寒热，第四儿亦发热数十天，“不能饮食”，与温病相似；9月10日，四小儿伤寒又复甚重，维“心绪甚劣”；9月16日，四小儿伤寒复发，“又热一星期余”，至十八九方退；9月30日，维患足疾，“与戊戌年相似”；1920年（庚申）——
8月7日，王潜明之妻“热日减，未能净尽”，脚下生一疮，溃决出脓；8月，维去岁所患之脚气病，“转地至津，一月而愈”；1921年（辛酉）——
2月6日，维眼疾，“病目已十余日，尚未全愈”；1923年（癸亥）——
5月23日，维患伤风，有发热；
6月7日，维患感冒；
7月17日，维上体小有不适，系肝家不和；8月上旬，维患阿弥巴赤痢，由西医注射两次而愈；1924年（甲子）——
1月27日，小孙女殇去；
3月11日，维患感冒七八日；
7月31日，维患感冒数日；
1925年（乙丑）——
1月31日，维连日感冒，近已愈，但不敢出门；3月7日，小孙女忽有惊风征兆，有热度，饮乳呕吐；3月22日，小孙女热度高至三十九度以上；1926年（丙寅）——
10月26日，王国维长子潜明卒于上海；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没有将王国维好友之健康状况列出，尤其是至交罗振玉、沈曾植等人，尽管从书信往来中可知他们身体状况并不如意，尽管有些友人之死对其震动很大，如罗振玉之子的去世等，但是对王国维个人身心影响最大当然还是自身及其亲人的病。自然，这些数据只是我们了解他和家人身体状况的一个途径，因为书信不能涵盖全部生活信息，加上部分书信遗失更会造成统计的不完全。但仅就这部分书信记录来看，也能窥见王国维一生的健康状况，以及这对他的学术研究造成的影响。
早在1920年王国维足疾复发时，他就频频感叹人生之愁苦无奈：一别四五年，师友皆入老境，而维亦至中年，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
人至中年，生理功能逐渐衰退，伴随而来的是心理上的压抑与惶恐，总觉得一切都渐渐远离自己，开始有杞人忧天之念，而这其实就是对死亡的恐惧。王国维的至交罗振玉（1866—1940）、乙老沈曾植（1850—1922）等都比王国维年长得多，他的人际圈也都是以长辈为多，师友一个个生老病死，生性忧郁的王国维有如此感慨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死生聚散”实属无奈。
王国维治病通常采用西医方法，大概与他留学日本被西化不无关系。1916年7月间，刘季英太夫人患病且病情严重（季英是刘鹗四子，与罗振玉王国维故交），但她坚决不肯采用西医而执意中医，王国维如此记录道：惟病者不信西医，必服中医之药，而中药乃用珠粉，羚羊等味，久服恐非宜也。（1916年7月11日）
季缨堂上之病仍如故，恐亦中药石之害，否则无此理也。（1916年7月17日）
季英太夫人病势依旧无进退。病者不信西医，坚不肯服西药，前已延过乙老家常用之西医林洞省，乃既到而不肯使之诊视，此种坚僻，季英亦无可如何。又中药每剂须四五元，用珠粉、洋参、羚羊角，故病费每日需十元左右。（1916年7月18日）
季英太夫人之病前晚往候，已稍轻减，看来势虽凶险尚无妨（前病者因苦痛思自尽，幸被觉防之），好在现在不杂投医药，唯服木村之药，即有不测，现已略有布置，请放心为荷。（1916年8月7日）以上皆引自《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