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门派传承个案研究
从两位洋老师及其中国弟子说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站在历史前台的无疑是陈独秀、胡适和蔡元培以及他们的反对者梅光迪、吴宓和陈寅恪等人，但在其背后其实隐约可见他们各自导师的影子。在胡适，是大名鼎鼎的杜威。在梅光迪和吴宓，则是白璧德。后者在中国名气虽不如杜威，但其学说见解一点不逊于前者。这两位美国“洋老师”也许当初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学说在经由他们的中国学生发扬光大后，竟然会在古老的中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影响至今也没有消失，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提醒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历史上的文化变革或者重大事件时，不应忽视从文人的师承关系角度进行思考。
从历史上看，文人之门派传承在文学变革过程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有关研究却相对薄弱。已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个作家之师承或同门关系；或将门派传承问题简单等同于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忽视了二者的差异；或更多关注门派传承与文坛派系之争的关系，过于看重其消极作用，却对门派传承的积极意义关注不够。更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很多西方文人的文学观念被其中国弟子以各种方式绍介过来，对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有关研究却相对落后。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门派传承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前后文坛上新老作家共同努力，各种风格流派辈出，营造出的一派繁荣景象。另一方面，近年来伴随着很多大师级文化人物的逝去，有个性的门派日渐衰落，门派传承关系也被有意无意淡忘忽视，导致有特色有明确文学主张的文学流派日益减少，具有鲜明风格的作家群体呈衰落态势，理论研究方面更是缺少有特殊个性的学派。这显然不利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本章试图从文人的门派传承角度，论述这一因素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以及研究门派传承在今天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并重点以在近代以来至1949年中国文学变革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章太炎及其弟子、胡适及其弟子等文人群体为主要论述对象。
在中国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文人之门派传承关系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文化对维系“学统”和“道统”的强调有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思想和过于看重伦理道德的思想观念有关；与长期以来传统对文人个性、个体意识的压抑和过于强调继承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想有关；也与文学和教育在历史上一直保持密切互动关系，强调“尊师重教”的优良学风有关。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变革进程中，就有从曾国藩到俞樾、从俞樾到章太炎、从章太炎到鲁迅、再从鲁迅到孙伏园、胡风、黄源、萧军、萧红、柔石等一批文人这样一条清晰的师承关系线索，它几乎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迁历史同步，堪称奇迹。与此类似的著名门派传承关系还有很多，例如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梁启超再到蔡锷、杨树达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胡适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及“学衡”派文人群体等。据《康门弟子述略》的不完全统计，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实际上康有为的弟子数量应该更多，只是其早年所收弟子因缺少资料无法准确统计而已。康有为的受业弟子多达120人，并有拜门弟子15人，私淑弟子10人，其中如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唐才常、马君武等都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于这一门派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在政治文化领域，除梁启超外他人对文学变革的影响相对较弱，本章不予具体论述。此外，近代以来门派之间关系错综复杂，门派之间界限有时分明，有时又相对模糊，对此这里也无意做梳理工作，而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对门派传承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关系进行阐释，这是要首先予以说明的。
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与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对于维系文化与文学传统有极为自觉的意识。在《圣哲画像记》中，针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曾国藩从维系中国文化“道统”和“学统”之延续性角度，列举了上至文、周、孔、孟，下至顾、秦、姚、王等历代三十二位中国文化与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并把他们视为门派传承关系中的重要链条。自然，曾国藩本人也是维系中华民族“道统”与“学统”中的重要一环，并与龚自珍、魏源等人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的进程。此外，门派传承中的另一现象——同门关系也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变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方面的好例就是章（太炎）门弟子以及胡（适）门弟子，他们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文人群体，其成就与其同门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密切呼应有直接关系。正是这种源远流长、脉络清晰的门派传承关系，使得文人群体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从事理论研究时，都呈现出比较鲜明的强调“师承”与维护“同门”利益的特点，而当维系师说与坚持个性独立方面难以两全时，他们也都表现出了矛盾和困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西方文化的进入，传统的门派传承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其具体表现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文人丧失借助师承和同门等关系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迫使知识分子寻找新的立足之地。该文称20世纪初比较知名的48位报刊主笔、编辑中，就有42人拥有功名，本属于士人阶层，但在废除科举后不得不进入新闻界。新式教育的出现和西式学堂的成立，在开启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导致文人之门派传承脉络日渐模糊淡化。随着传统的“座主”与“门生”以及“同年”关系不复存在，产生了基于现代教育体系的新型同学关系。从师承方面说，由于学生受教育层次增加、所学习专业范围扩大，则可被其认可为“老师”的人数亦大大增加。如被俞平伯认可为自己老师者就多达近十人，而钱玄同更是既拜章太炎又拜崔适为师，全不顾两位老师学说的截然对立。虽然有不少个案说明近代以来师生关系仍类似于古人的“师徒如父子”，但从整体看，师生关系日趋淡薄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伴随西方文化的进入，“洋”（西洋和东洋）老师开始活跃在中国文化和文学领域。他们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培养出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人物，如杜威之于胡适，白璧德之于梅光迪、陈寅恪、吴宓和梁实秋等；或者作为现代中国文人的精神导师，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批评甚至日常生活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如罗素例如章太炎晚年弟子曹聚仁就坦承他的思想一半受章氏影响，一半来自罗素。参看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年，第96页。仅就个人生活而言，罗素身为有妇之夫却携其刚结识的女友一起来华，确实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很大震动，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发模仿“罗素式婚姻”的热潮，可参看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63页。、泰戈尔、罗曼？罗兰、萧伯纳等。整体上看，现代中国文人对于这些“洋”老师的态度以及对其文学观念的阐释，不仅较之对待“本土老师”有较大差异，且心态也较为复杂。一方面有崇洋与守旧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又受传统尊师情结影响，对“洋师”（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基本以尊重为主。在吴宓日记中，即有很多对白璧德以及吴宓所景仰之穆尔等美国学者的评述，不仅赞赏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观念，也有对他们高尚人格和魅力的赞美。不过吴宓后来对此有新的见解，认为若仅仅从耳濡目染白璧德的风采角度，其实一个学期时间足矣，没有必要转学到哈佛学习三年，更重要的是学习白璧德的学说。而白璧德对陈寅恪、梅光迪和吴宓等中国弟子也寄予希望，愿他们回国后能有所成就。此类内容很多，可参看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8、91、196、212页等。至于“学衡派”诸子如何走向白璧德，以及白璧德如何期望其中国弟子将其学说发扬光大，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此类成果很多，如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高恒文：《东南大学与“学衡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单篇论文更多，不赘。不过在这里我们主要从吴宓等人日记中觅得一些材料，考察吴宓等成为白璧德忠诚之中国弟子的偶然与必然。
至于胡适在留学日记中与杜威交往的多次记录及对杜威的评价，表明胡适从杜威那里不仅学到了实验主义理论，还继承了其对公共事务的介入和人文关怀。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九》，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此页日记记载胡适正在室中读书，突然发现杜威竟资助和直接参与一妇女集会活动，胡适不禁大惊，以为“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此外，胡适日记中还有很多对其他“洋师”的评述，以及美国学者谈大学对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之内容的记录，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何胡适会来到北大及终生与北大有不解之缘。值得注意的是，留美时的胡适尽管乐意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但在评价培根和爱默生这两位文化大师时，却还是用中国传统的“道德文章”标准。胡适对前者明显流露出不屑而对后者表示敬意，就是因为培根的“有学而无行”，与爱默生相比简直有“霄壤之别”。后来胡适果然专门写了一篇《友谊论》，以“中人眼光东方思想评培根一生行迹，颇有苛词，不知西方之人谓之何”。
研究中国留学生与外国老师的关系，以往人们多从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或碰撞角度，其实如果换为从门派传承角度分析可能更有意义。这方面的文人个案还有傅雷、梁宗岱与罗曼？罗兰、瓦雷里等。另外文人对待其洋老师和本土老师的不同态度，也值得研究，如吴宓和钱钟书之间的关系，胡适、陈独秀等评价杜威，以及钱玄同、鲁迅等评价章太炎的态度与观点的变化等胡适对章太炎的评价有些复杂，早期留学美国时对章氏多取不屑态度，如“又有《章谭合钞》，取其《太炎文钞》读之，中有《诸子学略说》，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何也”。但回国后特别是在提倡“整理国故”后，胡适对章氏学说评价甚高，但也只是归于旧学殿军而已…当然还可以分析东洋老师与西洋老师对中国学生的不同影响，以及留学东洋与西洋者各自回国后的不同出路和成就等，如此才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英美学派”与“法日学派”之明争暗斗的来龙去脉。
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陈寅恪及吴宓等《学衡》派诸子和胡适一样，都曾留学美国，都对引进西方文化以振兴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极大兴趣。他们差不多同时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然而，胡适成了杜威的信徒，陈、吴等《学衡》派却成为白璧德学说在中国的鼓吹者，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此处笔者试图以陈寅恪和吴宓等《学衡》派人物在其书信和日记中对杜威以及胡适的评价为切入点，进行简单分析，以求对20世纪那些“洋导师”何以能在中国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原因，给予新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