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八七六年。我开的一次玩笑
1876年5月18日发生了一件事，我至今回忆起来几乎还感到胆战心惊。事情是这样的：在那一年的《祖国纪事》上发表了索·斯米尔诺娃索菲娅·伊万诺芙娜·斯米尔诺娃（1852—1920），女剧作家和小说家，曾先后为《祖国纪事》月刊和《新时报》撰稿。她是演员Н．Φ．萨佐诺夫的妻子。的新作，长篇小说《性格的力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很友好，对她的文学才能十分器重。他对她的近作也颇感兴趣，要求我在那几期杂志出版时，为他借阅。我总是在丈夫暂时摆脱《作家日记》工作的那几天，给他借阅《祖国纪事》。但是新出版的杂志通常只能出借两三天，因此，我老是催促丈夫赶紧把杂志看完，以便按时还给图书馆而不致罚款。4月号也是如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完长篇小说以后对我说，我们那亲爱的索菲娅·伊万诺芙娜（我也十分欣赏她）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把一个男性人物写得很成功。[1]这天晚上我丈夫去参加某个集会，我安排好孩子睡觉后，就开始读《性格的力量》。在长篇中有一封某个坏蛋写给主人公的匿名信。信的内容如下：最高贵的彼得·伊万诺维奇阁下！《祖国纪事》，1876年，4月号，页[457]。——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2]
对阁下来说，我完全是个陌生人，但是由于我对您十分同情，因而胆敢提笔给您写这封短笺。我对您高尚的气度有足够的了解，可是您虽然高尚，而您所亲近的人却在卑鄙地欺骗您，每念及此，我不由得义愤填膺。如果她被放到外面，可能与你相距不止千里，她就会像只欢乐的母鸽，展开翅膀，高高地飞向云端，不想再回到自己的家。您放她自由行动，她却走向毁灭，掉进了别人的魔掌，在他面前，她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可是他那诱人的外表使她着了魔，他攫去了她的心，她觉得没有人的眼睛比他的眼睛更可爱了。她甚至对孩子们都感到厌恶，一心只想听到他的甜言蜜语。如果您想知道他——这个坏蛋是谁，那么，我是不会向你道出他的姓名的，您自己去考虑吧，特别要当心黑发男子。您要是看到有个黑发男子经常登您家的门，那就请您留神吧。那个黑发男子早就占了您的上风，只是您没有意料到罢了。
促使我向您泄露这个秘密的是您的高尚品格，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动因。如果您对我不信任的话，那么，您太太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颈饰，您去瞧瞧放在她贴胸的饰物中藏着谁的相片。一个您永远也不会认识、但怀着善意的人。
我该说明一下，最近以来，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丈夫的癫痫病很久没有发作，孩子们病后完全恢复了健康，我们的债务也逐步还清，而《作家日记》的声誉也在creszendo意大利语：日益提高。——译者注。这一切加强了我性格中固有的乐观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读了上述的匿名信之后，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淘气的念头：将这封信抄下来（改掉名字、父名，删去两三行），然后把它寄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以为他昨天刚读过斯米尔诺娃的长篇小说中的这封信，马上就会猜到这是个玩笑，于是我们俩就一起笑一阵。同时，我的头脑里还闪过另一个念头：丈夫如果把这封信当真，那么，我很想知道他如何对待这封信，把它拿给我看，还是把它丢在纸篓里？我照例一想到什么，就动手干。起初我想用自己的笔迹写，但是我每天都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作家日记》的速记记录转写为普通文字，他对我的笔迹太熟悉了。必须把玩笑开得隐蔽一点才行。因而我就着手用另一种字体较圆的笔迹抄这封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我写坏了几张信纸，才把信抄得字迹均匀。第二天一早，我把信丢进邮箱，邮差当天就把它连同其他邮件送到了我家里。
这一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多耽搁了一会儿，到五点钟才回来；他不想让孩子们等吃饭，就换上家常穿的衣服，没有拆信，就走进了餐室。吃饭的时候，气氛愉快而热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绪很好，有说有笑，回答孩子们提出的问题。饭后丈夫手里拿着一杯茶，照例走到自己的书房里，我则到儿童室去，过了十分钟左右，我才去探询我这封匿名信所产生的效果。
我走进房间，在我惯常坐的书桌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故意把话题引到需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的问题上。但是他神情悒郁，一声不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脚步仿佛有千斤重。我看到他闷闷不乐，倏地可怜起他来了。为了打破沉默，我问：“你干吗这么愁眉苦脸的，费佳？”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气愤地朝我望了望，在房间里又来回走了两次，然后走到我紧跟前站住。
“你戴着颈饰吗？”他用压低了的嗓音说。
“戴着啊。”
“把它拿给我看！”
“干什么？你看到它无数次了。”
“把颈饰拿出来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我明白我的玩笑开得过了分，为了使他平静下来，我就动手解开上衣的纽扣。可是我自己拿不下颈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按捺不住满腔怒火，便迅速向我走来，使足劲儿把链条猛地一拉。这是一条很细的链条，是他自己在威尼斯为我买的。它顷刻间断掉了，颈饰就留在丈夫手里。他赶忙绕过写字桌，弯下身子，动手想打开颈饰。但他不知道弹簧在哪里，把颈饰折腾很久。我看到他的双手颤抖，颈饰差点儿从他的手中滑到台子上。我非常可怜他，对自己恼恨之极。我开口对他亲切地说话，要求让我自己来打开颈饰，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气冲冲地把头一摆，拒绝我的帮助。到最后，我丈夫找到了弹簧，打开了颈饰，看到其中的一面是我们的柳鲍奇卡的照片，另一面是我自己的照片。他茫然失措，继续端详着照片，一语不发了。
“嗯，找到了什么啊？”我问，“费佳，你真傻，你怎么会相信匿名信？”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向我转过身来。
“你怎么知道匿名信的事？”
“怎么不知道？是我自己寄给你的啊！”
“自己寄的，你在说什么啊！你真不可思议！”
“我马上把证据拿给你看。”
我跑到另一张里面放着这一期《祖国纪事》的桌子边，在杂志中间翻寻一阵，找出几张昨晚我试着在上面改变笔迹的信纸。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那么惊奇，甚至把双手一摊。
“这信是你自己编的吗？”
“根本就不是自己编的！完全是从索菲娅·伊万诺芙娜的小说中抄来的。你昨天晚上刚读过，我还以为你马上就能猜到的呢。”
“我哪能想得起啊！匿名信都是这样写法。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它寄给我？”
“只是想开个玩笑，”我说明道。
“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在这半个钟头内，我痛苦到了极点！”
“谁会知道你像奥赛罗莎士比亚同名剧作中的男主人公，因听信谗言，疑妻不忠而将她杀死。——译者注那样不经思考，就一头撞在墙上。”
“在这种事情上是没有思考余地的，可见你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和真正的嫉妒。”
“嗯，就是此刻我也体验到真正的爱情，但是我却不曾有过‘真正的嫉妒’，这都得怪罪于你：你为什么不对我变心呢？”我笑道，想要使他的情绪平静下来，“我请求你，对我变心吧。到那时，我会比你宽厚得多：我不动你一根毫毛，但我要把她，那个女坏蛋的眼睛挖出来！！”
“你老爱开玩笑，安涅奇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愧疚的声调说，“你得想想，弄得不好，会惹出什么样的祸事来！要知道，我在火头上会把你掐死的！现在只能说：上帝怜悯我们的孩子，拯救了我们！你还得想想，我即使没有找到照片，但在我内心也可能对你的忠实始终存在一丝疑虑，并将为此而苦恼终生。我央求你，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我在狂怒中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谈话间，我感到自己的脖子在转动的时候有点不对劲。我用手帕擦了擦，手帕上留下一条血印：显然，链条被使劲扯下的时候把脖子上的皮给擦破了。我丈夫看到手帕上有血，感到懊恼极了。
“我的天，我干出了什么事啊！安涅奇卡，我亲爱的，原谅我吧！我把你弄伤了！你痛吗，告诉我，你很痛吗？”
我开始安慰他，根本就没什么“伤”，只是擦破了点皮，明天就会好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是真的慌了神，主要是对自己的冒火感到羞愧。整个晚上他一再请求原谅，表示后悔，流露出无限的柔情。我也觉得极其幸福，因为我那荒唐的玩笑终于这样平安地结束了。我痛悔自己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受了痛苦，我根据经验明白，当我那亲爱的丈夫醋意发作的时候，他会达到何等疯狂、几乎失去自制力的地步。
我至今保存着那个颈饰和那封匿名信（1876年5月18日）。
二一八七六年。找寻母牛
1876年夏，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瓦格纳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瓦格纳（1829—1907），俄国动物学家，作家，著有《小猫的故事》等文艺作品，1876至1878年间出版过杂志《光》。他还写过有关招魂术的文章。教授率全家住在旧鲁萨。他带着雅·彼·波隆斯基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波隆斯基（1819—1898），诗人和批评家，先为《祖国纪事》、《现代人》，后来又为《当代》、《时代》等杂志撰稿。的一封信来我们家访问，给我丈夫良好的印象。他们开始经常见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位热衷于招魂术的新相识颇感兴趣。[3]
有一次，瓦格纳在公园里碰到我，对我说：
“嘿，昨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真使我感到惊讶！”
“什么事啊？”我好奇地问。
“昨天傍晚散步的时候，我想顺便上你们家来，可是走到十字路口，就碰到您的丈夫，我问：‘您去散步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不，不是散步，我去办件事。’
“‘我可以陪您一起去吗？’
“‘如果您愿意，就一起走吧，’他冷淡地回答。
“我觉得他心事重重，看样子，不想继续谈下去。我们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迎面来了一个农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问她：“‘大婶，你看到一头栗色的母牛吗？’
“‘没有，老爷，没看到，’她回答。
“他问到栗色的牛，这使我感到奇怪，我把他的提问归诸民间的一种传统说法——根据从田间归来的第一头母牛，可以推断次日的天气；因此，我认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之所以问到母牛，是由于他想知道翌日的天气。但是，当我们又走过一段街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一个碰到的男孩重复同样的问题时，我就忍不住问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问那头栗色的牛干什么？’
“‘怎么干什么？我在找它啊。’
“‘找它？’我感到惊奇。
“‘是啊，我在找我们的母牛。它没有从田间归来。我们家的人都在找它，我也在找啊。’
“这时候我才明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什么那样专注地察看道路两边的沟渠，而且显得心烦意乱的样子。”
“这有什么使您惊奇的？”我问瓦格纳。
“怎么不惊奇呢，”他回答，“一位大作家的头脑和想象始终被高级的思想所占据，可他却在街上徘徊，寻找什么栗色母牛。”
“显然，您不明白，可敬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我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但是个有才能的作家，而且是个最顾家的人，他对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看得很重要。您瞧，如果母牛不回家，我们的孩子们，特别是最小的一个，就吃不到牛奶，只能吃别人家的母牛的奶，而那头牛也可能有病。因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要到处去找了。”
必须提一下，我们并没有自家的牛，可是我们来到旧鲁萨消夏期间，附近的农民都争先恐后地想把自家的牛借给我们用一个夏季，指望到秋天牵回的时候，冬季瘦下去的牛会喂得肥壮结实。我们一个夏季付给农民十至十五卢布，但是碰到母牛死亡或者我们使它受了损伤，那就得付九十卢布。每个夏季总有两三次发生奶牛不与牛群一起从田间归来的情况，那时候，我们便全家出动，除了保姆和婴儿以外，都分头到各条街上去寻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深切地关怀着家里的忧乐，碰到上述情况，他也总是帮着去找，有两三回亲自把我们的牛赶回家，把它放进篱笆门。
三一八七六年。冬天。结交
这年冬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社交界的熟人增加很多。他在各处都受到十分殷勤的接待，这是由于大家不仅器重他的智慧和才能，而且珍视他那颗同情人们的一切苦难的善良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