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丈夫常去柏蒂宫，他为拉斐尔的《坐在圈椅里的圣母》而陶醉。同一位画家的另一幅珍藏于乌飞齐博物馆的画——《施洗者约翰在旷野里》也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神往，他往往长久地伫立在这幅画前。参观了美术博物馆以后，他必定去看著名的希腊雕刻家克莱芒的作品——《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像。[55]我的丈夫认为这座雕像是天才之作。
在佛罗伦萨有极好的图书馆和阅览室，里面放着两种俄国报纸，这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丈夫每天吃过午饭后就到那儿去读报，书则带回家来，一个冬天读着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作品[56]，他精通法文，读的是法文原著。
1869年来到了，它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我们很快就相信，上帝给我们夫妇赐福，我们可以重新指望得到一个孩子了。我们无限欢欣，我亲爱的丈夫开始像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他的关怀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当他读完尼·尼·斯特拉霍夫寄来的列·托尔斯泰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以后，把长篇小说中生动地描绘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的妻子由于难产而死亡的那一卷藏了起来，不让我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担心，死亡的情景会对我产生强烈、悲痛的印象。我到处寻找失掉的那一卷，甚至责骂丈夫丢失了一本有趣的书。他竭力为自己辩护，要我相信，书一定会找到，但得等到我们所期待的那件事完成以后。在等待孩子出生期间，费奥多尔·米洛伊洛维奇在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怀着恐惧、希望和胆怯的心情等待着。”《传记和书信》，页282。——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57]我们俩希望有个女孩，由于我们在想象中已经热烈地爱着她，因此事先就给她取名为柳鲍芙在俄语中，“柳鲍芙”（Любовь）的意思是“爱”。——译者注，我家和丈夫家都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医生嘱咐我要多散步，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每天去博博里花园（围绕柏蒂宫的花园），虽然还是一月份，然而那儿玫瑰花盛开。我们在此晒太阳，憧憬着我们未来的幸福。
1869年，我们的经济情况又像早先那样十分拮据，我们不得不忍受穷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长篇小说《白痴》的稿酬是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共计约七千卢布。但是其中三千我们在出国以前已经预支，作为我们结婚的费用。其余的四千则用于支付抵押在彼得堡的物件的利息，还要经常帮助继子和已故的大伯家，这样一来，落到我们手里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可是我们不仅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相当窘迫的境况，而且有时候日子还过得无忧无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称自己为密考伯先生，称我为密考伯太太。[58]我和丈夫相亲相爱，而现在又有了获得新的幸福的希望，我们的日子本来可以过得很美好；但是这时候却出现了另一种烦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过去两年中和俄国疏远了，他开始为此而感到苦闷。他在1869年3月8日写信给索·亚·赫梅罗娃《俄国旧事》，1885年，第7期。——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告诉她，他准备写长篇小说《无神论》[59]，信中写道：“我在这儿不能写；为了写这部小说，我一定得在俄国看和听，直接参与俄国的生活……而在这儿，我甚至失去了写作的可能性，因为身边没有写作的材料，即（提供思想的）俄国现实和俄国人。”[60]其实，我们周围不仅没有俄国人，而且根本就没有可以交往的人；我们在佛罗伦萨没有一个能与之交谈、争论、说笑和交换意见的熟人。四周都是陌生人，有时候甚至是对我们怀着敌意的人，而这种与人完全隔绝的状态往往使我们感到苦恼。我记得，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俩过着这种完全孤独、和人疏远的生活，到最后要么彼此憎恨，要么相依为命，度过余生。幸运的是我们属于后者：这种迫不得已的孤独促使我们更加心心相印，彼此更加珍视。
逗留在意大利的九个月里，我学会了少许意大利语，那就是说，与女仆交谈或者上商店购物，我掌握的意大利语已经够用了，我甚至能读《皮科拉》报、《瑟科拉》报，而且完全看得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忙于自己的工作，当然不可能学，于是，我就成了他的翻译。现在，由于家里即将发生大事，必须迁移到讲法语或者德语的国家，以便我丈夫能与医生、女助产士和商店里的店员们自由地交谈。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商量去向问题，希望到一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能在那儿与知识分子交往的地方。我给丈夫出主意：到布拉格去过冬，因为这地方与俄国接近，彼此关系密切。我的丈夫可以在那儿结识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并且通过他们，参加当地的文学和艺术小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赞成我的主张，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懊悔自己没有出席1867年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我的丈夫对俄国开始与斯拉夫人接近表示支持，他想进一步了解斯拉夫人。这样，我们终于决定上布拉格去，准备在那儿度过整个冬天。由于我怀孕，这就给旅行带来困难，我们便决定在去布拉格途中到几个城市稍作逗留。我们的第一个中休站是威尼斯，可是在途中换车的时候，我们在博洛尼亚停下来，到那儿的博物馆去参观了拉斐尔的画《圣采齐利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赞赏这个艺术作品，但是以前只看到过复制品，现在却幸运地看到了原作。我丈夫对这幅美妙的画看得出了神，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拖走，当时我很怕误了车。
我们在威尼斯待了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圣马可教堂的建筑惊叹不已，接连几个钟头观赏着饰有马赛克的墙壁。我们俩还去过总督府，它那奇妙的建筑令我丈夫神往；他为总督府天花板的惊人之美而心醉，天花板上的装饰画都出自十五世纪最优秀的艺术家之手。可以说，所有这四天我们没有离开马可广场，它不论在白天和夜晚都对我们产生迷人的印象。
七
从威尼斯到的里雅斯特我们乘的是轮船，那天风浪特别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我担心，一步也不离开我，幸而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后来我们又在维也纳逗留了两天，经过十天的旅程，我们才到达布拉格。可是到了那儿，我们却大失所望：原来当时在布拉格只有租给单身汉住的带家具的房间，供一家人住、比较安静和舒适的带家具的公寓根本就没有。要留在布拉格，那就得去租一套住宅，预付半年房租，此外还得购置家具和生活用具。这超出了我们的经济能力，经过三天的寻找以后，我们感到十分遗憾，不得不离开几天以来我们十分喜爱的金色的布拉格。我的丈夫想和斯拉夫世界的活动家们联系的愿望终于落空。我们只得在德累斯顿定居，那儿的生活条件我们是知道的。8月初，我们到达德累斯顿，租了三个带家具的房间（我的母亲在我分娩期间又来到这儿），这个住所位于该城市的英国人住区，在维多利亚大街五号。1869年9月14日，就在这所房子里，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大喜事——我们的第二个女儿柳鲍芙[61]出生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欣喜万分，把这消息函告阿·尼·迈科夫，并且邀请他做我们女儿的教父，他在信中写道：“我三天前生了个女儿，取名柳鲍芙，一切顺利，孩子大个儿，身体健康，是个小美人。”《传记和书信》，页206。——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62]当然，只有父亲的兴高采烈、满含爱恋的目光才能把一团粉红色的肉看作“美人儿”。
随着孩子的出世，我们家重又喜气洋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女儿充满柔情，照料她，亲自给她洗澡，抱她，哄她睡觉，感到自己那么幸福，以致在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啊，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没有孩子，敬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向您保证，这占据一生幸福的四分之三，其余的只占四分之一。”《传记和书信》，页287。——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63]
这一次也是阿·尼·迈科夫做教父，我丈夫选中了他心爱的妹妹维·米·伊万诺娃做教母。我母亲是代理人。到12月才举行洗礼：起初我害病，随后，德累斯顿教堂的神甫有公事到彼得堡去了。
我们在德累斯顿找到了一个拥有很多俄国和外国报纸的阅览室。我们还结识了一些长住在德累斯顿的俄国人，他们在望过弥撒以后经常上好客的神甫家去。在这些新认识的人中间有几位聪明的有识之士，我丈夫很高兴跟他们聊天。这是德累斯顿生活好的一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完中篇小说《永久的丈夫》后，将它寄给《霞光》杂志，该杂志把小说刊载在1870年的头两期上。这个长篇带有自传的性质。这是我丈夫于1866年夏逗留在莫斯科附近的柳勃林诺的回声，当时他住在一所和他妹妹维·米·伊万诺娃的别墅邻近的别墅里。通过查赫列比宁一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描绘了伊万诺夫一家。他描绘了专心致志于医务实践的父亲，终日为家务劳累的母亲，还有快活的年轻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外甥和外甥女以及他们的年轻朋友们。小说中的女友玛丽娅·尼基蒂什娜是伊万诺夫家的女友玛·谢·伊万钦娜皮萨列娃的写照；亚历山大·洛博夫则代表我丈夫的继子帕·阿·伊萨耶夫，当然，这一形象被大大地理想化了。甚至在韦尔恰尼诺夫身上有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的某些特点，例如小说中对韦尔恰尼诺夫来到别墅后发动大家玩各种游戏的描绘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此类夏日的晚会和演出的参加者之一H.H.方福赫特H.H.方福赫特，康斯坦丁诺夫土地测量学院学生。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年轻人中间就是这么快活和机智的。《历史导报》，1901年，第12期。——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869年至1870年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忙于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他想把它题名为《一个大罪人的生涯》。按照我丈夫的构思，这部作品得由五个篇幅大的中篇（各占十五印张）组成，而且每个中篇形成一个独立的作品，可以登载在杂志上或出单行本。在所有五个中篇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算提出一个他终身为之苦恼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关于上帝的存在问题。[64]第一个中篇的情节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四十年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方面的素材和当时的代表人物是如此了解和熟悉，以致他能继续待在国外而把这个中篇写出来。我的丈夫想要发表在《霞光》上的正是这个中篇。但是第二个中篇的情节发生在修道院里，为了写这个中篇，他就必须回俄国去。在第二个中篇里，我的丈夫打算把圣者吉洪·扎顿斯基[65]作为主人公，当然，用的是别的名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他拟写的这部长篇寄予很大的希望，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文学活动的最终成果。他的这一预见过后获得了证实，因为他想写的那部长篇的许多主人公后来都成了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但是当时我丈夫没能实现自己的意图[66]，因为他被另一个主题所吸引，他在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曾写到过这一点：“我对自己眼前给《俄国导报》写的作品寄予希望，但不是着眼于艺术性方面，而是着眼于倾向性方面：我想发表自己的一些见解，即使为此而牺牲艺术性也在所不惜，因为郁积在我的脑海和心头的东西把我吸引住了；哪怕出的是一本小册子，我也要把自己的意见一吐为快。”《传记和书信》，页28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67]
这就是187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群魔》。[68]我弟弟的来到对新题材的产生起了作用。[69]事情是这样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常读各种外国报纸（在这些报纸上往往登载俄国报纸上见不到的消息），他断定，彼得罗夫斯克农学院在短时间内将会发生政治风潮。[70]我丈夫担心我弟弟由于年轻无知、意志薄弱而可能卷进去，就劝说我母亲叫儿子到德累斯顿我们这儿来做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料想我弟弟的来临既能缓解我的乡愁，又能使我母亲安心，她在国外已经待了两年（有时候和我姐姐的孩子们在一起，有时候来到我们这儿），十分思念儿子。我弟弟一直很想出国旅游。他便利用假期上我这里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素来喜欢我弟弟，对他的学业、交友以及一般大学生们的生活和情绪很关心。我弟弟兴致勃勃地叙述着详情细节。这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脑海里就产生了一个主意：写一个描绘当时的政治运动的中篇小说，其中一个原型就是后来被涅恰耶夫谢尔盖·根纳季耶维奇·涅恰耶夫（1847—1882），革命家，密谋者，秘密恐怖组织“人民惩治会”的组织者。所杀的大学生伊万诺夫（在小说中姓沙托夫）。[71]在言谈中，我弟弟认为大学生伊万诺夫是个头脑聪明、性格坚强、彻底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信念的优秀人物。他真诚地喜爱大学生伊万诺夫；因此，当他后来从报上得知后者被杀时，他是何等的震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伊万诺夫在那儿被杀的彼得罗夫斯克农学院的花园和假山洞的描绘是以我弟弟的叙述作为依据的。[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