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婚后的头几个星期就是在如此不顺心的环境中度过的：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的态度粗暴无礼，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摆出一副教导者的神气，那些我不感兴趣的人经常讨厌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妨碍我和丈夫单独相处，复杂的事务老是搞得我忧心忡忡。我甚至感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也受我们的生活条件的影响，似乎也跟我有些疏远了，——这一切使我感到十分压抑和苦恼，我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怎么了结呢？凭我当时的性格，我明白，结局可能是个悲剧。事实上，我热烈地爱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但这不是肉体上的爱，不是年龄相仿的男女之间可能存在的那种情欲。我的爱情纯粹是精神上、思想上的。这还不如说是崇拜，对一个天才横溢、具有非凡崇高的精神品质的人的倾倒。这是对一个经受那么多苦难、从来没有体验过欢乐和幸福、被亲属们遗弃的人的揪心的怜悯，他一生对亲属照顾备至，他们本来是应该以爱和关怀来报答他的。我一心想望做他的生活伴侣，分担他的工作，改善他的生活，使他获得幸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成了我的上帝，我的偶像，我觉得自己乐意终身向他膜拜。但是这一切都是高尚的感情和幻想，它们可能被当前严峻的现实所粉碎。
周围的环境逐渐使我产生误解和疑虑。有时候，我好像觉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不再爱我了，他看出我是多么空虚、愚蠢，根本就配不上他，说不定他还后悔跟我结婚，但不知道怎样来纠正已经铸成的错误。如果我确信他已不再爱我，那么，尽管我热烈地爱着他，我的自尊心也不允许我继续留在他这儿。我甚至觉得，我应该为他作出牺牲，离开他，因为我们的共同生活看来给他带来了苦恼。
有时候，我怀着深切的痛楚发觉自己在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气，他，一个“探究人心的大师”，眼看我生活得如此苦恼，却不努力减轻我精神上的负担，而硬要我整天和那些枯燥乏味的亲戚们打交道，而且庇护那个如此仇视我的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
有时候，我怀念我和他在婚前度过的那些美好的、令人迷醉的晚上，痛惜我们憧憬的幸福生活未曾实现，看来，将来也不会实现。
偶尔，我为失去先前宁静的家庭生活而感到遗憾，那时候，我无忧无虑，也用不到发愁和生气。总之，种种最幼稚的忧虑和真诚的苦恼使我忐忑不安；在我那不成熟的头脑中疑窦丛生，无法消释。我还没有正确的人生观，性格也未曾定型，这就有可能招致不幸。我会忍受不住家人之间的龃龉，冒起火来，以缺乏根据的责备和怀疑刺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使他怒不可遏。有可能发生一场严重的争吵，在此以后，十分倔强的我自然不会再留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儿了。应该记住，我属于六十年代那一辈人，我和当时所有的女性一样，把独立看得高于一切。虽然我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爱情至深至笃，但是我未必会下决心主动跨出和解的一步。我还有着稚气未脱的虚荣心，不愿意让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看到我认错而嘲笑我。也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不愿意跨出我们之间和解的第一步，他当时对我的爱恐怕没有像以后那样深。由于他的自尊心和尊严受到伤害，部分地也由于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的谗言，他起初会放弃和解。我们之间的误解就此与日俱增，从而和解也成为不可能了。每念及此，我便心惊胆战，不知事情将如何了结：要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不可能和我离婚的，因为那时候要离婚得花很多钱。这样一来，他今后就不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可能有他一生想望的家室和子女。同时，我未来的生活也将是不幸的：我把过多的希望，获得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结合上，要是这一黄金般的憧憬不能实现，我该多么伤心啊！
四摆脱
但是命运不想剥夺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后十四年中享有的巨大幸福。我记得那是大斋节第五周的星期二，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转机。这一天照例是以不愉快的事开始的：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阴险地作弄我，使我主持的家务中显出了漏洞（几乎整所房子里找不到一支铅笔或者一盒火柴），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生起气来，大声呵斥可怜的费多西娅。家里来了一些令我厌烦透顶的客人，我不得不“款待”他们，给他们“解闷儿”；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则照例对我说些放肆无礼的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得特别沉静和忧郁，几乎不跟我讲话，这使我十分难受。
这一天，我们准备应邀到迈科夫家度过晚上。我们的客人们知道这一点，吃了中饭就立即走掉了。但是由于整个白天心绪恶劣，我头痛得厉害，神经异常紧张，我怕到了迈科夫家，一谈到我们的家庭生活，我就会放声痛哭起来。因此，我决定留在家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试图说服我，而且似乎对我的拒绝感到不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没有踏出家门，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就来找我，责备我过于任性，“激怒”了他的父亲。他声明，他不相信我头痛，而认为我是为了要惹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而故意不去的。他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娶我是干了件“大蠢事”，还说我是个“糟糕的主妇”，大手大脚地花用“公有的钱”，临了，他说，在他看来，我们结婚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病发得更厉害了，而罪魁祸首就是我。他讲了许多放肆无礼的话以后，就从家中溜走了。
这种惊人的无礼之举使我忍无可忍。他还从未如此残酷地侮辱过我，竟然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病情的加重归罪于我。我气恼、痛苦到了极点。我头痛得更厉害了，我倒在床上，伤心地哭起来。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来了。原来他在迈科夫家坐了一会，想念我，便回家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家里一片漆黑，就问费多西娅，我在哪儿？
“太太躺在床上哭呢！”费多西娅神秘地告诉他。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着慌了，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本想瞒住他，但他苦苦哀求我，而且语气又那么温和，使我的心软了下来，于是我便一边号啕大哭，一边告诉他：我的日子很难过，他家里有人欺侮我。我说，我觉得他不再爱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征询我的意见，又说我为此感到如何伤心和痛苦，等等。我很少哭得这样伤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越是安慰我，我的泪水就越是扑簌簌地往下掉。我把郁积在我心中的苦恼、怀疑和困惑和盘托出。我那可怜的丈夫听着，惊愕地望着我。原来他一直认为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对我特别殷勤，根本就没想到他竟会侮辱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切地责备我，怪我为什么不向他吐露实情，为什么不向他诉苦，把继子的行为告诉他，又为什么不立即采取行动，使他不敢对我说无礼放肆的话。他还向我保证，他热烈地爱着我，而且觉得奇怪，我怎么会想到他已经不再爱我了。最后，他又坦白地告诉我，我们目前这种忙乱的生活同样使他苦恼不堪。过去，他也有年轻的亲戚来访，但不经常，因为他们待在他那儿感到寂寞；可现在他们却来得频繁了，他认为这是由于我对他们殷勤、热情，他们待在我们这儿感到欢乐的缘故。而且他认为，和年轻人作伴，参加他们轻松、愉快的谈话对我来说是件十分有趣的事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也时常怀念我们先前促膝谈心的情景，对如今由于经常有客而捞不到时间交谈感到惋惜。他还说，他最近有意到莫斯科去一次，现在经过我们这样一谈，他终于决定去了。“我们去，当然，一起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我想带你去看看我在莫斯科的亲戚。我对维罗奇卡维拉的爱称。——译者注（妹妹）和索尼娅索菲娅的爱称。——译者注（外甥女）谈到过你，我希望你们相互了解，彼此喜爱。而且，我想试试再向卡特科夫预支点钱，用这笔钱和你一起到国外去。你可记得，这是我跟你的理想啊！你看怎么样，这理想也许会实现吧？我还准备向卡特科夫谈谈我的一部新小说。这在信里不容易谈清楚，当面谈就完全不同了。即使国外去不成，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要建立新的生活制度，不让我们俩都觉得讨厌的那种忙乱现象出现，毕竟容易一些。那么，上莫斯科去吧！你同意吗，安涅奇卡？”
哪里还用得到征求我的同意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那么温柔、善良、亲切，就像他在婚前那样，我的全部恐惧和疑虑都烟消云散了。婚后几乎第一次，我们俩在最倾心的交谈中单独地度过了整个晚上。我们决定不拖延行期，第二天就走。
翌日，亲戚们，特别是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听到我们要走，都感到吃惊和不快，但是他们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终会拿到一笔钱，以为他是为他们而作此行的，所以也就不劝阻我们。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在和我们告别的时候说了许多尖刻的话，并且宣布：他要从我手中把“疏于治理的家抓到自己手中，把它整顿得井井有条”。我没有生气，也没有反对：能够摆脱他的折磨使我太高兴了，即使是暂时的。
我们的蜜月
五莫斯科之行
大斋节第五个星期的星期四，我们一清早就到了莫斯科，下榻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喜欢的久索旅馆。由于旅途劳顿，我们决定这一天不着手办事，而去看望伊万诺娃一家。这次访问使我十分紧张：在所有的亲戚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喜欢妹妹维拉·米哈伊洛芙娜·伊万诺娃和她的一家。还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过，如果我为伊万诺娃家的人所喜爱，他就会感到幸福。其实，我也想望这一点，我担心第一个印象会对我不利。我挑了一条漂亮的淡紫色连衣裙和一顶雅致的帽子，把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装束始终是满意的，而且觉得我今天显得很美。他的赞扬无疑是过甚其词，但是使我高兴，精神振作。
伊万诺夫家住在测地学院，到他们那儿得穿过整个城市，起初顺着米亚斯尼茨基街，随后顺着波克罗夫卡走。途经乌斯片尼亚圣母教堂（在波克罗夫卡）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要走下雪橇，在一定的距离内观赏教堂的风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其推崇这个教堂的建筑，他每次来莫斯科，总要乘车到这里来望一眼。过了两天，我们路过的时候，就仔细参观了它的外景，而且到里面逗留了一会儿。
我们离伊万诺夫家越近，我的心就越感到惴惴不安。“如果他们对我的印象不佳，那可怎么办？”我提心吊胆地想，“这会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多么伤心！”
替我们开门的仆人说，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伊万诺夫（1813—1868），康斯坦丁诺夫测地学院的医生。（妹夫）和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外甥女）不在家，他马上去通报维拉·米哈伊洛芙娜。
我们走进一间很大的客厅，里面摆满了古老的红木家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桌上拿起《莫斯科新闻报》，我则着手仔细观看放在同一个地方的相册。过了很久，维拉·米哈伊洛芙娜还没有来。她大概觉得穿着宽大的长袍不便出来见初次会面的亲戚，于是就动手换衣服，这得花不少时间。过了约莫半小时，大厅的门突然哗啦一声打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像旋风似的跑过了屋子。
“维佳，维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喊道，但那男孩没有停步，却奔进了另一间屋子，高声叫了起来：“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年轻太太，不戴眼镜！”
有人立即对他发出嘘声，他便不作声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知道这一家的习惯，马上就猜到是怎么回事。
“等不及啦！”他笑着说，“打发维佳来看一下，我妻子是什么样儿的。”
最后，维拉·米哈伊洛芙娜终于出来了，对我的态度非常热情。她拥抱我，吻我，请求我爱她的哥哥，并且照顾他。她的丈夫和长女索涅奇卡也来了。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用矜持的语气向我们道喜并且祝愿我们幸福。索涅奇卡向我伸出手来，亲切地微笑着，但是默不作声，一个劲儿地打量着我。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打开隔壁房间的门，说道：“孩子们，过来祝贺舅舅，见见新舅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