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一个作家从文学自发到文学自觉，大抵会经历一个从模仿生活再到高于生活的渐变过程，这中间，作家包括创作经验在内的精神世界都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剧变，并可能在生活经历和创作经验的相互促进中迸发出超验的奇异灵性。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更加独立的自我意识和比较成熟写作经验而又专一于散文创作的周先生，便愈发显得世事洞察、思想深邃、语言老辣，在他为我们呈现的五彩斑斓的文学世界里，更多的是一篇篇质朴、厚重、枯涩、耐品的能“被称之为作品”的力作。
我们知道，包括元小说在内的后现代派小说由于强调世界的不确定性、差异性而淡化客体描述，在意语言的叙述本身，注重“回到文学本身”，这种刻意于“怎样写”的写作影响甚至曾撼动了整个文学的传统基础。那么，作为以散文形式抒发情感的散文语言的表述究竟还能走多远，文字还能凭借什么安放我们躁动不安的灵魂和永无休止的欲求。对于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每个作家的反应肯定各不相同。但很显然，周先生对技法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自有应对，他在创作中努力回归语言的自然、清新和淳朴，使“真”成为他散文的灵魂、透视人生的法宝和创造文字的基础。同时，对农民的深厚情感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思考以及对中西方文明的鲜明对比，使他对现代农民精神有了历史考量的现实依据。其实，要真正理解“回到文学本身”的问题，就要明白它是对过于强调“文以载道”进行消解的本意，显然，这带有一种矫枉过正的意味。但要真正理解“回到文学本身”，散文更应使感染力成为体现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借以抛弃大众经验和审美需求的口实，更不应据此使文本远离情感和心灵，在文字间做言不由衷、语不及物、句不及意的往来旅游。
当然，周先生能做到这些，也与南阳的小气候不无关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正是后现代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完善阶段，后现代的多元视角颠覆和异化了现代主义那些系统化、规范化的东西，它承认世界的不确定性奠定了对差异的充分尊重和多样性写作的哲学基础，使文学的艺术个性的创造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小说的形成来看，它所表现出的戏仿、拼贴和反讽，虽然存在割裂思想的语言碎片化倾向，但用尝试形式的变化来对抗正统和权威，使人们可以重新认识和评估价值，获得剖析自我、直面人生的更多可能，也可以使我们更典型地反映荒诞的社会本身，满足人们的更大精神追求。而且它消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以多元思维促使我们因看到事情的复杂而显得更有意义。所以，福柯相信“话语……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实，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从不同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接近它”，这就有可能实现对霸权话语的更有力的批判，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国际语境。就这一时期的南阳文坛而言，后现代主义作品虽然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代表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也曾风靡一时，为数不多的先锋创作和实验也折射出一些时代特点，但绝大多数作家是现实主义手法，这同样也为周先生的散文本土化写作，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泛的学习借鉴的适宜语境。
这样说，并不表明周先生安于现状和拒绝接受新思想、新形式。其实，一个要在文学之路走向更为高远的作家，如果要获得更大的创造力和自信心，就必然要有更大的勇气否定自我，而且要承载新的精神资源和指向新的思维向度，以遏制思维定式的僵化趋势。我们知道，人们的经验世界一个来自生活、一个来自内心，而高于生活的本真，其实就是来自内心的艺术感悟和心灵灼照的结果。周先生固然“不想取巧，而又……怯于维新”，且自认为“作品多没有巧妙的构思，缜密的章法”，但不想取巧的他在语言方面还是颇有心得的，比如他交替变化的长短句的节奏感、韵律感以及准确使用动词的敏感性，都成为他散文风格得以确立的最重要标志。不想取巧不等于平铺直叙和没有构思，不等于对五彩缤纷的生活照单全收。他认为，“小说仗虚构、散文靠剪裁”，“散文写人，重作者主观情感的抒发”。这，或许是他散文情真、意悠、不留雕琢痕迹的更高境界吧。事实上，周先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从《铃铛，丁当，丁当》到《豆的系念》、再到《桥的呼唤》，他用传统的文化记忆来激活和挖掘本土的文学宝藏，以独特形式体现周氏散文写作方式的改变，特别他的创新更多表现在对语言的个性化锤炼上，尤其他正视现代农民的精神世界并给予传统意义上的充分关照，使他的散文创作走向了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更高层面。
不惟如此，“世间唯有想象：它们是唯一的存在，它们以想象的方式认识自己”（费希特）。撇开意识形态不说，费希特的这句话，对我们认识文学模式、开拓文化视野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作用。诚然，文学创作的形式是最需要想象力的，它强化着我们试图改变生活的冲动和创造性，为我们统一精神与物质世界找到一个平衡点和制衡器。于是，周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中展开想象的翅膀，翱翔在自由奔放的书写时空中，想象是他组合艺术生活中真实人物和结构文本的黏合剂，是他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中蕴涵东方文化和契入西方精神的制胜法宝。这，足以碰撞并迸发出更为绚丽的思想火花，从而为文学创作产生新的裂变元素。
但毕竟，文学创新和一切创造一样是极其艰难困苦的，于周先生来说同样并不那么轻松，加之他由于“受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文学观念影响太深”，所以，尽管他也曾“大着胆子变了几变”，但终归“有点儿万变不离其宗，差不多还是那么个模样”的味道，这如同文化塑造人的过程，虽然人在这个过程中的理性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具体的言行却因观念意识的制约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长久的磨炼甚至是痛苦的蜕变才可能“腹有诗书气自华”。也更因为，作家写出自己的特色不易，但改变既成风格，实现新的转换更难。正像巴赫金所言“在每一种新风格中都可以看到对某一既有文学风格的所谓反应因素，这种因素是一种内在的论战，也可以说是对异己风格的隐蔽的反风格化……”那样。尽管如此，周先生还是有意识地在《皇天后土》中尝试了新的言说方式并成功实现转型。当时，他为了获取素材，曾多次进驻农村而得以与农民近距离接触，努力以全新的视角去观察、体味、挖掘农民的现实人生，并以新的文学表达形式呈现给世人。从1989年《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其散文《饭场记事》开始，周先生相继推出了一批此类文章，最终结集出版了使他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扛鼎之作——《皇天后土》。可以说《皇天后土》是他写作技巧和思想日臻成熟的重要标志以及代表性作品，它所表征的不仅有语言创新和文体转换的意义，更蕴涵着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世道人心沧桑巨变的沉重感。
历史告诉我们，话语权历来是社会阶层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实质变化的突出表现，掌控主流话语权的主体和言说方式的改变，某种程度上昭示着社会生活和语言风格的剧烈变化。而土地与国家的关系，早在《诗经·小雅·北山》中就有反映，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见，土地自古以来属于掌管国家“公器”的王所有，与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似乎关联不大，而且历史上话语权从来为占有土地的强者——统治者所专有。作为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文化人，周先生在尝试新的文学语言的同时，特别关注社会变革、文化递进中生活方式及人性的嬗变，其作家的使命感使他能够在《皇天后土》中赫然为农民立言、颂德、讴歌，这种见识、胸襟和悲悯的人文情怀重塑了中国农民的历史形象，也由此使他为农民行使话语权的文本创造有了文化建构的意义。
他的《皇天后土》选取性格各异的农民，展示他们的文化心理和行事方式的差异而带来命运的迥然不同，再现了众生的悲欢、岁月的无情、大地的深沉，使悠悠岁月的绵延深长，茫茫大地的厚重载物，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显得更加实在、深刻、独到，体现出天地人、过去现在未来、社会自然思维的相融相谐、相辅相成。他写农民的朴实无华、大仁至爱、生老病死、酸甜苦辣、所思所想、所念所盼的无怨无悔，有祸福相依的达观明智，有积福行善的因果报应，更有前途命运的不可捉摸。他写出了贫穷的无奈和富有的尴尬以及世事险恶、人心不足、笑贫恨富、嫉贤妒能等纷纭世事、庞杂人生，真切而感同身受；写出了人与命运的冲突、与信仰的对立，其中有希望、希冀和期盼，有愤懑、委屈和挫折，更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诤言和同情；写出了农民的顽强与拼搏、坚忍与艰辛、固守与退缩、绝望与挣扎的观念、意识、品性和民以食为天、以土为本的多舛命运。酽酽的乡情、浓浓的乡音、幽幽的乡思、淡淡的乡韵超越阶层、跨越时空，淡泊宁静，意味深长，雅致而厚重，内在而质朴。
在《皇天后土》中，思想的旷达、精神的独有、感悟的独特表现出作者对于不确定的世事更加洞明。于是，就有了《世道》中农民对阶层更迭的困惑、渺茫并张扬出不屈的生命意义；还有了《虎背》的至情大爱和沧海桑田的世事无奈，折射出人心向背、兴衰更替的世相本质；更有了《老驴》和《牛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神》《雷殛》则浸润东方文化与西方“自救有助”的差异；《日子》那优美的“风景画”，画出农民个性特征和群体精神的生存根基、演变动力；《扫坑》透出一种为虔诚赎去原罪的悲壮；《死河》使“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的智慧隐藏在老庄的伦理中；人整人的悲哀被《哭丧》中“……我要当我爹的（挨整）接班人”的黑色幽默，推向因人性贪婪而争来斗去的无聊中。这些寻常事、平常话的人情汇集和人格展现，使农民对压抑生活的反抗溢于言表，蕴涵着农民的“精、气、神”，透着农民的欢乐和悲伤、追求和梦想、奋斗和拼搏，也反映了人的褊狭、自私的劣根性及小农经济意识中的不同价值取向，昭示出人类不甘宿命的精神象征，见证文化流变对人的影响。
其实，无论你信奉何种主义，使用什么思想武器，任何的文本表达和创造都是作者对世界对人生的情感阐释，而且这种阐释是按照自己艺术观去创造符合自己内心图景的精神世界，“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关于对象的局部性的观点”（道格拉斯·凯尔纳），绝对真理从来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变化中的意义”（王治河）。所以，无论构建和消解，最多是把阐释变为阐释本身的乌托邦，即便如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不能使阐释归于消亡，因此，无论认识论的主、客体对立也好，或是本体论的主、客体平等交流也罢，都概莫能外。
既然如此，说人论事或以事喻理的《皇天后土》，当然应该可以能够营造从思维创新到文学形式、从传统表述到时代话语、从意象表达到言说方式这种述说农民的全新的精神家园，为农民在创造历史中抽象而宏大的具体地位作出新的注解。而且，它说的是父老乡亲的家长里短，论的是同质异构的文化渊源，是一个思想表述和凸显人文精神的再阐释。这种看破世相的人生启迪，是对农村社会中农民那种渴望美好、向往明天愿望的精神灼照，显示周先生跨越文学与品味人生的鸿沟，其写作的寻觅过程，呈现出上善若水、以弱胜强、使民不争、天人合一、天道酬勤、济贫救危等丰厚的文化资源，而且这个有着浓郁乡思、乡恋、乡韵的情感表达的散文本身，也成为中国主流话语的精神塑造、理念铸造和人性锻造的渗透、交融中保留下来的一份当代农民形态的文化标本，并最终凝固、定格为民族生存史中的一个生动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