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的吟咏歌唱，深情的细节描写，更多隐喻、意象的跌宕起伏，使爱的完满追求变成了爱的宗教仪式，宗教般的虔诚成了消弭男女情爱对立的媒介，成了美好情感走向永恒的阶梯，成了心志表露和事业追求的内在动力。它所表征的精神操守和向内挖掘的艰难旅程，考验着廖女士的意志、才情和文字的掘进度，使我们体会到文字对情感的不同表述力量，在所指与能指的相谐相融中驱散着话语的言不由衷，尤其“过程是开不败的花朵”对爱成了爱本身的体味入木三分。毫无疑问，《微雨霏霏》显然构筑了她情感上的乌托邦，但更构建了她文学上的里程碑。
之后，她坚持自己的更高追求，在作品获得了一系列奖励后，又向着文学的更高峰努力攀登。这创作的第三阶段，是对存在的质询，回归到本体论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尽管奉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大师坚持利用通感、超验把语言审美演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大限度地把纯粹艺术的创造力和深刻性向纵深推进和扩张；也尽管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空间因《安娜·卡列尼娜》的杰出创造的难于企及而显得逼仄，但内容决定形式在当下仍然通行，文学还主要应当是通过塑造精神、启迪心智、浸润思想来干预现实生活。事实上，当语言和文本风格自成一家后，制约散文创作的深度除了创作主体的体验和感悟之外，就是思维深度和精神境界的高低，因而思想性始终是文学的根本问题。
面对众多选择，廖女士没有迷惑，她清楚自己最需要改变和应坚守的究竟是什么，她可以把握自己的意志、着眼点和创新方向，她能够向着自我设定的目标心无旁骛、义无反顾地进发。
即便如此，对于散文，她依然存在着叙述的角度、切入点、可信度和真实性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以及散文创作的视角转换问题。同时，创作主体在时空中的叙述行为的各种实验，也仍旧影响和制约着她对于不同文体的选择。在她对山的不同描写中可以感知这一点。廖女士虽然是女性作家，但她与她的有些作品却透着山的坚毅品格，山花般丰富而浪漫的情怀。她的前期作品主要是写给大山唱给山民的，她的喜怒哀乐是与山的情怀、山民的情感分不开的。当然，她的这些作品品格取决于她对生活的忠贞和热爱程度，取决于她对生活的关注和汲取营养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无疑，这些因素虽然都制约着她的创作，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对散文的执着和勇于对自我的一个又一个的否定态度。
有否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很快，2003年的《七色花树》为她赢得更大成功，她的执着和勤奋终于使她更加接近她的既定目标。《七色花树》使我们看到了廖女士又一次毅然决然的自我否定。这次否定是她对原来习以为常、得心应手散文写作形态进行的一次处心积虑的反叛，是在物象之上的大幅度的勇敢超越。这个无论在精神气度还是在语言风格以及写作技巧上都堪称她散文代表作的文本，以其多变、虚幻、玄妙的风格，使她坚定地走入到创作的另一个全新的天地。她要借此走向“人的内在，走向人的意识深处，人的意识与物的交流，人的幻想与梦——整个大千世界、人的纷繁的生活原本融化于人的意识与梦境之中”。
同样是基于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可，她在《七色花树》中用表现主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意识流去表达她独立的文学意识与审美向度，这使她与传统创作的疏离和阻断成为可能，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又为她使用当代前沿思想去观照社会和颠覆传统写作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哲学基础。这时，她对生活的深切体味，对世界本质的超验认识，对时空的三维空间、宗教三界的深思，以及对哲学层面的精神、人性和终极关怀等感悟交织出三位一体的多维性。
《七色花树》中的许多篇目，就典型地体现出以个人直觉本能为内容、以个体心灵表现为中心、在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感知中找寻非理性的根据，用虚构把文学所应该呈现的另一面更宽泛、充分地予以展现，并在这种展现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和心灵感受，使自己的散文表现出外在性、具象式特点的多元化面貌，从而进入到更加自由的创作境地。《七色花树》的成功，使廖女士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正如论者所言：“她所表达的已不是一般散文那样的离愁别绪、世事感叹，亦非对山水风光的肤浅赞美，更非卒章显志的豪言壮语，她表达的是诗思，是灵魂的本色本音，是对宇宙、生命、存在的至大致微的感觉和体悟，以及近期对眼下现实的关照和反思。”
按照人们对未知事物永无止境的认识来说，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的先导性不仅反映而且呈现事物的可能性。同样，文学的语言是把生活中的不可能以可能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所以文学虚构是能够与客观事物相依相存并永远存在的。写作最初都是模仿客观的写实，到一定程度一般要走向写虚，前者在意的是生活，后者注重的是文字和思想，如果能再向前跨进一步，就会脱离单纯的写实或单纯的务虚而进入到物我两忘、虚实相间的境界。文学一定意义上应该说是虚拟世界，太注重实际和太有逻辑性反而会束缚我们心智的开发和思想的表达。文学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更应该有感性，感性、感觉、感悟始终与文学有天然的联系，所以，虚构和想象是文学的艺术必然。《七色花树》之《持久下去的沙粒》的议论性描述更像是人生谶语。在这里，廖女士把意象融入意境，用陌生化来拓展语言表达空间，在自我建造的语言乌托邦中去探索人生意义和文学的各种可能。此时的语言已经不仅是思想的工具，更还是思想的指引者、领路者，情景交融在这里已变成了幻想和虚构，虚构使她把自己所操控的语言诠释到庄子梦蝶的境界。言此与语彼、思维和存在的交相辉映，不折不扣地践行着语言形式的功能意义。庄子梦蝶还是蝶梦庄子？我在她的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表述中真感到有点不知所云的味道，但这并不影响我欣赏和体味她那更为鲜活、空灵的文笔。
黑格尔在《美学》中强调：“形象的表现方式是作家的感受和知觉的方式。”所以，文学的实质就是形象的创造。庄子梦蝶给予我们艺术创造的启示是：本体的物象与镜像，无限度地增加了我们对于内容和形式再认识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如何表述它们之间关系的想象力。任何散文也都还是作者主观反映客观的独特体验的本真表现，是散文家的灵魂折射出语言艺术的意象表征。廖女士的散文创作从《华歌集》到《微雨霏霏》再到《七色花树》，经历了从解读生活实际和物象本体、到诠释灵魂深处的情感和心灵体验、再到纯粹精神上的意义转换，实现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新高，表达了她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特立独行的真切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