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
是岁，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谐。
菑川人公孙弘对策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则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则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距今业已2100多年，公孙弘同志就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
公孙弘同志的和谐理论，核心有两点：“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合德于下。”儒家的革命理论虽然有点迂，但是有一点很可贵，就是要求百姓做到的，先要求皇帝也做到。“躬率以正则遇（愚）民信也”，只要当官的能做到，老百姓脑子简单，怎么忽悠都行。
公孙弘讲述了和谐的五个阶段：“心和”、“气和”、“形和”、“声和”、“天地和”。
锐圆这方面学养差很多，只有乱解了：
“心和”就是心往一处想，互相理解。比如，面对高房价的问题，政府也承认房价高了，老百姓也考虑到政府开支好大，不卖土地根本支付不了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和公款用车，然后大家气就顺了，这样就达到了“气和”；不生气，不抱怨，然后行动就一致了，当官的不贪污，不腐败，当老百姓的不吐痰，不插队，这就是“形和”了；至于“声和”，就是全国说话都一个声音，没有杂音，上面唱“走进新时代”，下面唱“咱老百姓呀真呀真高兴”，让西方反华势力干着急，干瞪眼；这样坚持上N年，全世界不论总统还是国王，不论首相还是国务卿，开口没有“和谐”两字都不敢讲话，Hexie就和Kongfu一样，成为全世界人民都熟悉的词汇，这就到“天地和”的境界了。
公孙弘的和谐不仅是社会发展目标，也包括了经济和环境的目标，比如“阴阳和，风雨时”就是现在联合国都在关心和研究的课题，“五谷登，六畜蕃”就是今天的解决贫困和发展问题，公孙先生已经涉及了；“山不童，泽不涸”，就是环境目标，太湖变成“汰湖”，大家银子再多，没有水喝，岂能叫和谐发展？
其实不要天天喊什么创新，很多事情咱们中国都是“古已有之”，不能因为鲁迅骂过，就不敢强调。
到汉代，流行的政治理论渐渐把“王道”与“霸道”、“教化”和“赏罚”也对立起来了。这说明，国家渐渐从竞争心态趋向保守，大分裂时代或者改朝换代的时候，需要竞争，大汉立国初期，也有竞争心理，和谁竞争，和秦朝。一切政策都要考虑和秦朝有区别，改革前朝的弊端，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待到前朝已经成了遥远的老故事，朝廷没有了竞争的压力，政权内部就会自发地产生保守主义倾向，以政权稳定为主要考量。
儒家的思想理论非常契合这种状态下的政治要求，从古代的实践来看，儒家和皇帝都希望加强皇权，冲突之处就是儒家在强化皇权的时候，有约束皇帝的意味在里面，要求皇帝持正、公信、亲民和节用，但是皇帝的权力不受制约，这是制度设计使然，儒臣想制约皇帝，想实现“明君贤臣”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往往会大大地走样。
现在，我们都知道，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个道理，也是“古已有之”的。首先，对皇帝以下官僚的监督，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皇帝们在这方面也是各有心得，各有各的高招，从理论到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至于监督皇帝，咱们客观地讲，也不是没有考虑，儒臣们大树特树上三代“鸟生鱼汤”的光辉榜样，也制定了许多成文法则，比如言官制度，有官员专门负责纠正君主的错失，这些都不能说不够先进。另外，上一代皇帝只要稍有政治头脑，也知道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性，为了规范他们的行为，不惜赌咒发誓，铸铁勒石，搞了很多所谓祖宗家法，对后来的皇帝也有一定的约束。问题是，不论皇帝对官僚的监督，还是大臣对皇帝的监督，以及一些祖宗家法的执行，都是在统治高层内部互动，人民不能参与。
我们把明君、贤臣、昏君、佞臣排列组合一下：“明君贤臣”，黄金组合，天下大治；“明君佞臣”，逻辑上不通，比较少见；“昏君贤臣”，则处于治乱之间；到了“昏君佞臣”，则肯定要出乱子，荼毒天下。中国古代政治，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老百姓的经常性、制度性地参与。中国的老百姓不是不参与政治，只是参与的方式不是经常性的，不是制度性的，政治坏得不能再坏了，昏君佞臣层出不穷没完没了，怎么办？只好把现有的政权推倒重来，用揭竿而起的方式再来一次大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