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高皇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
上从破黥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张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通谏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通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
废立是国之大事，搞不好就会动摇国本。
要说起来，刘邦的后半辈子过得很辛苦，做了皇帝也没怎么享受，据说，皇帝的专车连四匹一样颜色的马都配不齐，何况他老人家天天价东奔西跑，不是平反叛，就是打蛮夷，我看还不如做亭长，没什么压力，革命小酒天天喝，村村都有丈母娘。
更不爽的是，刘皇上临到末了，连指定下一代领导人的机会都没得，郁闷！
一般而言，前任皇帝对后任有指定权。但是，除非皇帝只生一个好，只有一个仔，否则在确定谁是大位继承者的问题上，大多会争吵不休，搞不好还会动刀子，立长、立嫡、立贤、立宠，选项很多，皇上有决定权，宗室贵族、后宫外戚、勋臣疆吏以及太监术士之流，也都有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的权力。
刘邦是开国皇帝，权威应该更强，但是在立储问题上最后妥协，确实让我们感到有点意外。
这里面原因有三：
一、刘邦这个人豁达大度，从善如流，这是他的优点，从沛县起兵一路打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事情上，他都是先听大家的意见，很少和大伙拧着干。只要你说得对，我就听你的话，再来一个人说得比你更对，对不起，我就听他的。越是这样，他身边的人就越敢讲话，议论风生，讨论充分，这样，决策的质量就高。历史上有许多皇帝，很聪明，智足以饰非，文足以饰过，最烦心的就是臣子们比自己聪明，最爱玩的就是你说对了，我偏不按你说的办，这叫“圣心难测”，还真以为自己是龙子龙孙与一般人不一样。刘邦虽然在广告宣传上把自己包装成蛟龙和自己老妈“Make love”后的联合巨献，但不论做汉王还是做皇帝，都还能保证自己脑袋里面不进水，这真的是难能可贵。
二、刘邦的时代，皇帝的权威指数还不够高。周朝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天子、公、侯、大夫、士，虽然等级森严，天子也是等级中的一级，只不过是最高的一级。从秦始皇开始，创立了“皇帝”这个岗位，这个东西就不和贵族功勋在一起论高低了，皇帝超越了一切，不仅超越了功勋贵族，而且超越了人，直奔半神半人的状态。但是，在刘邦时代，皇帝权威的包装装修工程才开始不久，所以刘邦还没有到口含天宪的神圣状态，大家看着他从亭长成长到皇帝，也没有那种战战兢兢的样。
三、刘邦是从平民到皇帝，吕后的老爹、兄弟在他的公司里有原始股，他的功臣们，也多是贫贱时的故交相知，这帮人的势力很强，加上上面的两条原因，所以他们敢和刘邦对着干。自从吕后从项羽营中返回，表面上看是萧何在打理内部，但萧何只是一个执行总经理，真正在家里行使老板决策权的还是吕后，这帮子功臣宿旧已经习惯了吕后吕大嫂在刘邦不在时当家，戚夫人没有权力基础，赵王如意还是个孩子，他再肖乃父，大伙儿也不会认同，大家认可的还是孝惠帝，这孩子，差点在战争中丢了小命，也算是有功于国的。
在反对刘邦易储的人当中，除了刘邦老家的徐淮势力集团以外，还有留侯张良和叔孙通。
张良一直支持吕后，后来他们父子就直接加盟吕党了。张良是老贵族，不愿意折腾，希望稳定交接。叔孙通本来是个滑头鬼，但在废立问题上表现得这么忠烈，变成了一个标准的诤臣，我怀疑是后来儒家系统拥有话语权以后，把一切成绩都归功于他，最后打动刘邦的话，也特意地安排他来讲。
叔孙通讲，晋献公喜欢骊姬，老夫少妻多恩爱，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要易储，结果晋国内部一通混乱。晋献公的一个儿子重耳为此在外漂泊近四十年，后来成长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叔孙通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眼前的秦始皇，没有早点确定长子扶苏的接班人地位，致使国本动摇。眼前的事实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刘邦听从了大家的意见。
至于叔孙通发誓赌咒：“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一看就是儒家系统的虚假报道。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评价说，叔孙通有表演的嫌疑，因为他知道刘邦是可以理喻的明主，所以知道自己死不了，才敢说“以颈血污地”这样的狠话。叔孙通前后事十余主，变得如此忠烈，王夫之感慨，是上有明君的原因。
上有明君，一切奸佞都可以改造成为社会新人，可惜，明君这玩意儿比熊猫都珍贵，王夫之一类爱国知识分子，可有得感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