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平皇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
春，太后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尚书令平晏纳采见女。还，奏言：“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师光、大司徒宫、大司空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刘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积，以礼杂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庙。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莽深辞让，受六千三百万，而以其四千三百万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贫者。
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郡国、县邑、乡聚皆置学官。
大司徒司直陈崇使张敞孙竦草奏，盛称安汉公功德，以为：“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之，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群公。群公方议其事，会吕宽事起。
王莽是个有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人，这样的人和贪图富贵享受的人一样，都需要大权在握。同样是揽权，相信他和他的那几位叔叔是有所不同的。
哀帝刘欣死后，王莽复出。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条金光大道，这条大道的前方，有两个终点站，一站是像霍光一样，纠正前期为政之失，辅佐少主，开创新局面；再往前多走一站，就是干脆开天辟地，开创新时代。
汉平帝刘衎（kàn）是个孩子。是因为皇帝是个小孩子激发了王莽篡夺的野心呢，还是篡夺之心早萌才立一个小孩子做皇帝呢？王莽篡夺刘家天下的企图是什么时候萌生的？
目标不一样，采取的手段就应该不一样，所以，从王莽复出以后的行为看，窃以为王莽谋篡之心是在复出之时萌生的。
权力这个东西，没有也就那么回事了，无职无权的平头百姓一样过日子，我们芸芸众生不都是这么过来嘛。但是对于一些人，曾经沧海难为水，很多东西失去了才知道珍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权力。
王莽在成帝时继叔父做到大司马，哀帝上台后，被挤对回家，“打倒”在家的这几年，世态炎凉就不必说了，在台下的王莽（好像还“之国”离开了长安）有机会从新的角度思考大汉帝国的很多问题，这就像邓小平下放到江西一样，没有这段经历，是没有后来的政治作为的。
看来，政治家下野或下放一下是很有必要的。有了这段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经历，王莽对权力的认识肯定会加深很多，当时的政治危机更加激发了他的抱负和理想，当哀帝一死，他再次登上政治舞台，杀伐决断，雷厉风行，断非以前谦谦君子可比了。
正因为有了更大的政治抱负或野心，他的行为才可以理解：为了媚说同僚、博取民望，无所不用其极——即使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也在所不惜。
小皇帝刘衎从中山到京登基后，王莽不让他的母亲卫氏来，一方面是防范新的外戚集团滋生，更深的用心，是彻底否定卫氏作为外戚的资格——因为刘衎只要继续把皇帝做下去，卫氏的外戚地位和应享受的权益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剥夺的，拖延两天到京是可以的。
王莽的用心甚至没有给自己的儿子透露甚至是暗示，否则他儿子王宇也不会去做弥补工作了。王宇担心小皇帝长大卫氏终究会进入权力核心，所以对父亲打压卫氏的做法有担心，他主动和卫家暗通款曲，预做投资，脚踩N只船。他一定以为他的作为会得到父亲的认可甚至感谢，为自己深谋远虑而暗暗得意。王宇和自己的老师吴章以及大舅子吕宽像煞有介事地弥补王莽的“过失”，吕宽竟在王莽的府门洒血，希望有迷信思想的王莽能以此为警示对卫家好一点。王莽知道是自己的儿子在自作多情地和卫氏套瓷，勃然大怒，把儿子下了大狱，然后毒死。怀孕的儿媳也同时下狱，等到生出孩子来也杀掉了。
古诗云：近乡情更怯。其实，近权情也怯。越接近最高权力，内心越多不安。王莽就是这样的人，他“媚说吏民”说明他内心很怯，正因为如此，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向可能的政敌示怯时，肯定会恼羞成怒。他用我们看来过分的防备手段来掩饰自己的怯场心理，他的儿子就是他这种心理的牺牲品。
不管什么原因骤得大权，又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在这种状况下，处于权力最高峰的人会因为内心的胆怯而变得特别厉害甚至暴虐。独裁者正是以残暴来掩饰自己的心虚。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王莽只是为了踏踏实实做个大司马，他没必要这么媚说吏民和大开杀戒，他正是胸怀大志，才处心积虑地给自己加分。
滥赏以收买官员，输财以博取民望，杀子（一共杀了两个）以树立公正形象，王莽做的真的是蛮到位、蛮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