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成皇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
丙戌，帝崩于未央宫。
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衍、梁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宿，供张白虎殿；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民间喧哗，咸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班彪赞曰：臣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是日，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富平侯张放闻帝崩，思慕哭泣而死。
荀悦论曰：放非不爱上，忠不存焉。故爱而不忠，仁之贼也！
皇太后诏南、北郊长安如故。
刘骜“翘”在宫闱，这是艳情小说的绝好题材。
皇上驾崩后，长安有一种说法不胫而走，我们敬爱的皇帝是在赵昭仪的温柔乡精尽而亡的。
这种说法，很符合民间对皇帝生活的想象。
如果我们非要揣着“政治阴谋”的心理去看这件事，我们就会发现，成帝刘骜的突然死亡，最大的受害者是赵氏姐妹以及她们这一支外戚力量；王太后及王家的势力（以王莽领衔）似乎弊大于利，甚至是有弊无利：一是王太后要升格太皇太后，离皇帝距离远了；二是王莽是时应该并无篡夺之心，暗弱的成帝在，大司马权力不受制约；细看下来，最受益的应该是傅、丁外戚集团。
谱系是这样的：成帝刘骜的父亲元帝刘奭有三个儿子，王皇后（王政君）生的儿子刘骜做了皇帝，傅昭仪生的儿子刘康封了定陶共王，刘康的儿子、第二代定陶共王刘欣继刘骜做了皇帝，也就是汉哀帝，他母亲一族姓丁。刘奭的另一个女人冯昭仪生了中山王刘兴。
在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距成帝死亡还有十七年），当时有记载“时上无继嗣，体常不平”。刘骜曾有选择弟弟刘康做继承人的想法，这一举动有损王家的利益，当时的大司马，也是王家首位大司马王凤极力阻挠，并且成功。
后来刘骜一直没有生出儿子，刘骜于是在第二代定陶共王，也是自己的侄子刘欣和另一位弟弟中山王刘兴之间做了选择，侄子刘欣胜出。
对王氏集团的核心人物王太后王政君来说，刘欣是孙辈，刘兴是子辈，比照晚清慈禧立光绪的心理，王政君以及王氏是希望立刘兴的，王政君是刘兴的嫡母，刘兴做皇帝，王太后还是王太后，不是太皇太后，从法理上更方便听政。
这种关系，刘骜应该是清楚的。刘骜一直决意于定陶共王刘康父子，这里面除了感情亲近以外，是不是还有政治上抑王的考虑，我们只能猜测而已。
小定陶共王刘欣即位后，信赖亲祖母傅家和母亲丁家的力量，向王家夺权，并似乎取得了成效。但王家树大根深，最终还是牢牢控制了权柄，其间的力量消长，机缘命数，确实让后人颇多感叹。
史书前面说，年轻的刘骜“体常不平”，已经预备接班人，过了十七年，又说“帝素强无疾病”，前后矛盾。盖皇帝身体的好坏与政治斗争的需要有关，史家前后可能都是根据当时的主流说法予以记载，自相矛盾而不自知，或自知而不愿作解释矣。史笔的倾向性很明显，皇帝不管智或愚，在反对王家势力这个问题上，前后是一致的。因为王莽篡汉是正统史家最大的心痛，反王是政治正确，汉家皇帝的基本立场必须是反王的，这是最大的政治需要。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在党内讲话中，多次提到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甚至“四人帮”这个组合名称都是钦定的。到邓小平时代，批评华国锋“两个凡是”，但华国锋引用的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邓小平时代依然照常引用。因为不管谁要否定“四人帮”，一定都要借毛泽东的力量。凡是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言论，大家都坚定不移地引用，这样才能收一石二鸟之效：毛主席都批评“四人帮”了，他老人家的错误就和“四人帮”的罪行区别开了；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了，“四人帮”政治反动就更确凿了。
史书这样写，择清了刘骜和王莽“合谋”篡汉的嫌疑。
班固的父亲班彪曾经回忆说：“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以此观之，成帝刘骜先生文质彬彬，贵族风度俨然，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有些仿佛，人是个好人，只不过是个废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