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昭皇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
时武帝子独有广陵王胥，大将军光与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嗣。”言合光意。光以其书示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光又白皇后，徙右将军安世为车骑将军。
贺，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武帝之丧，贺游猎不止。
……
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从制度设计来看，中国的皇帝都是终身制的，要登基得等上一任皇帝死了，要下台也得等自己“翘”了，凡是中间下课的，绝大多数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制度安排的，一定是非正常的原因。纵观历史，大概也只有乾隆皇帝一位是“自动”退居二线的，而且还只是徒有形式而已。
昭帝突然崩逝，或许对霍光来说并不突然，但是他心中并没有具体的人选，只有清晰的标准，那就是年龄不能太大。
刚开始的摸底排查，大臣们把目标对准了汉武帝刘彻的第四个儿子广陵王刘胥，霍光不满意。根据相关资料，刘胥此时至少四十四岁，已经是成年人。年龄大了不好控制，况且汉代的藩王封在各地，都有自己的干部班底，当年代王刘恒带着人马被请到长安做皇帝，对于周勃哥哥来说，就是请神请出鬼来了，自己请来的人把自己请进了监狱。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啊，霍光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
最后，新一代皇帝选昌邑王刘贺来做。刘贺是第二代昌邑王，他的老爹是老昌邑王刘髆（bó），是汉武帝的第五个儿子，也就是李夫人的儿子。刘髆在武帝末年算是间接参与了夺嫡斗争，他的娘舅贰师将军李广利和宗室出身的丞相刘屈氂曾经力挺他上位，结果弄了个灰头土脸。要按“文革”时的逻辑，老子曾经犯过错误，小昌邑王刘贺应该属于可以教育改造的对象，小尾巴也应该夹得紧一点，相对也就好管控一点。
刘髆活到现在，最大也就是三十四五岁，他儿子刘贺此时应该还是一个少年。那时候的资讯也太差了一点，等把小昌邑王刘贺请回长安，霍光等大臣才发现这位小王爷是个花花大少，是个不娱乐毋宁死的家伙。
据事后专案组整理的材料看，刘贺同志在做昌邑王的时候，就有问题；犯下现行反革命罪行的，一般都有历史问题，刘贺的历史问题是“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武帝之丧，贺游猎不止”。这显然违反了武帝治丧委员会的要求，皇帝死了要停止娱乐，你丫对伟大领袖还有没有阶级感情？这还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刘贺担任皇帝一职才二十七天，专案组根据群众揭发，整理出一千一百二十七件糗事。（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汉书·霍光金日传·第三十八》）一天平均四十多件，真够造的。
刘贺究竟做了什么出格的事？要细抠起来，也没什么，主要是武帝、昭帝死了不悲哀，连装模作样一下都没有。进了长安城门，礼仪官要求他哭一下，表示哀悼和敬意，按道理你继承小叔叔的皇位，哭两声表现一下也不是难事。这哥哥脖子一梗：“我很悲痛，哭不出来！”除了没心没肺以外，刘贺的毛病也就和其他王子公孙一样，喜欢喝酒泡妞，走狗斗鸡，崇尚娱乐而已。问题是你要是掌握实权，喝酒泡妞的性质就变成劳逸结合。大权还没有掌握，该装傻的日子还没有熬够，就显露出皇家真正本色，那就有点讨人嫌了。
实在没有猛料，于是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说刘贺大白天见鬼，“尝见大白犬，颈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无尾”。后来又看见了一只熊，不是好熊，是只坏熊。然后就是忠贞之臣流涕劝谏，叩头曰：“您要学好啊，您要天天背诵诗歌三百首啊，您要提高道德水平啊，你要像圣人一样清心寡欲啊！”
依我看来，刘贺是个普通意义上的一个小烂仔，不是政治层面上的坏人。刘贺也有一些举动，比如：“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但估计也是一种酬谢和炫耀，并没有达到掺沙子、挖墙脚的政治效果。我们相信刘贺当皇帝不称职，不合格，但是费这么大劲给他安这么多罪名也有点太夸张了。
中国历史上，由权臣主持废立君主的事情有很多，但为正史肯定的只有伊尹、霍光，原因是他们没有私心，第一不是为了揽权，第二更不是为了“我为文王”，为后代篡党夺权创造条件。尽管在上篇我说过昭帝之死最大受益者是霍光，但这仅仅是以两千年来的所谓规律来猜度霍光哥哥，没有实证，在废刘贺的一事上，反而可以证明，霍光确实没有过多考虑自己，因为控制刘贺这样的坏孩子比控制一个有为的君主更容易。
霍光废刘贺，从本质上看，他是为了维护超越具体某个皇帝（比如刘贺）之上的更高的帝国利益，也就是为了维护刘氏长期执政的地位。于是，他决定抛弃这个姓刘的烂仔。
霍光这样做需要强大的政治勇气和道德勇气，因为这是以下犯上，有违政治伦理。在以后的历史上，也曾有这样的情况，有历史使命感的大臣和嬉戏不作为的皇帝碰在了一起，但是一般不会有霍光这样的勇气和承担，除了劝谏以外，也只能竭尽人事，但听天命。
更换皇帝是个极其危险的游戏，除非有自己巨大的利益在里面，一般因循的大臣是不敢想的，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引发混乱，甚至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维护帝国长远利益还是阴谋篡党夺权，界限很难甚至不可划分。从这个角度看，霍光确实厉害，确实有担当，千古一人也。但是霍光的作为，也给后世的野心家创建了模板，留下了可以引证的案例。
臣子废立皇帝还需要一些条件，比如皇太后的认可，比如她在短时间内是法统的象征。昭帝的皇后也就是当下的皇太后，是霍光的外孙女，这个不是问题。另外，刘贺做皇帝还不到一个月，从朝廷到郡县，在帝国的边缘区域，短短一个月可能还什么都不知道，这是霍光发动废立的又一个有利条件。
最根本的是，霍光对朝廷有绝对的控制权，当时帝国的政府首脑名义上是丞相杨敞，但杨敞本来就是霍光的班底，而且性格懦弱。霍光派大司农田延年到丞相家里商量废立一事，老杨吓得冷汗如雨，哆哆嗦嗦讲不出话来（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倒是丞相夫人有些胆识，对田延年说：“你们放手干吧，我们家老头子坚决同意中央的正确决策。” （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杨丞相的这位夫人是有来头的，她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女儿。
中国有一种传统，就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关键的人物都得表态，这也叫“表态政治”。表态了，就叫“坚定”；不表态，就是“动摇”。所以，反对的要砍掉，不表态想保持中立或独立根本不可能，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团结一致”。
霍光具备大无畏道德勇气和历史责任感，得到了皇太后的批准，又有群臣的支持，保证了更换皇帝的正当性，最后需要的就是一个“程序合法”，履行一个冠冕堂皇的手续：
《汉书·霍光金日传·第三十八》记载，在丞相杨敞领衔之下，有三十六名大臣连名向皇权法统的象征者皇太后上书，要求罢免皇帝刘贺。游戏玩得相当正规，该走的程序全部履行，该有的规矩全部依足。
后世关于霍光主持废立一事的评论，多着眼于他大公无私，多在道德层面称赞他，把他和古代另一位贤相伊尹并称，史称“伊霍”。
伊尹是商初大臣。传说他是商汤的御用厨师，这位厨师既研究菜谱，更研究天下大势，他利用接近君主的方便讲政治、讲管理，表现出治国大才，商汤便免了他的厨师职务，委以国政，助汤灭夏，后来“调和鼎鼐”遂有治理国家的含义。汤死后，伊尹辅佐卜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太甲即位，这孙子不遵汤规，横行霸道，被伊尹流放于桐宫，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三年后，迎回太甲复位。
伊尹的事迹过于久远，我们不谈了。霍光罢黜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典型价值的，不合格的皇帝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废掉，这是一个多么有创意的行为，可惜的是，这样的事情只能作为历史孤例来欣赏，典型事件变成了非典型事件。
有句歌词我们都耳熟能详：“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我们经历的苦难除了外族的入侵，最深重的苦难就是专制权力不受制约，从孟子的“独夫”理论，到霍光的废立实践，历史上的这些耀眼的闪光，我们整个民族都似乎没有感觉，都没有把它积累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中，而只是一种道德完美者独享的游戏。当董卓也自称伊尹、霍光以后，这样的伟大创举是终于成了历史长河中的孤岛，任谁也不能登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