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元皇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
春，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赦天下。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汉元帝在四个月内连续颁布了两次大赦令。
大赦天下是所谓仁政，古代要施仁政就是大赦，把监狱清空，把全体臣民的缺省值设置为良民，潜台词是，老子已经把你们都当成好人了哦，不要再犯在老子手里。今天要施仁政，一般不会玩大赦，要玩就玩减税，像香港，年收入一千四百亿，拿四百亿返给纳税人，香港实行殖民统治久矣，老百姓都不会喊万岁了，要是这事放在内地，尽管我们不喊万岁也很久了，倘若真要按这个比例返富于民，我是愿意高呼万岁的。
汉元帝连续地实行大赦，效果并不好，给事中匡衡就着地震给皇帝上疏，批评了这件事。
匡衡字稚圭，前汉著名经学大师，东海郡承县（今山东枣庄）人，匡衡从小就爱学习。我们小时候都写过《记一个勤奋学习的好同学》这样的作文，但往往苦于没有素材，如果匡衡做你的同学，你的作文就有流传千古的可能了，你是这样写的：“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于是， “凿壁偷光”这一典故就是你的专利了。凿壁偷光只是匡同学的一个亮点，仅以此不足以成大学问家，他是怎么完成自己的学业的呢？“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西京杂记》）
匡同学发现“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大赦之后和预期的效果相距甚远。匡同学认为，“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就是说，即使年年大赦，也很难做到刑罚设而不用。诸葛亮也是反对动辄大赦的，他强调要用大德治理社会，不能用小惠治理社会：“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yòu），何益于治！”（《答惜赦》）
宋代的欧阳修写过一篇《纵囚论》（《古文观止》选录此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讲了一个故事：唐太宗六年，皇帝让三百死刑犯回家，然后约好日期让他们返回监狱，因为囚犯都知道这是皇帝哥哥以此市恩求名，所以都很配合，大家都按期回监了，唐太宗于是以这些囚犯守约为由，对他们进行了大赦。这件事被大唐中央电视台制作成专题节目，并在当年的春晚由最煽情的主持人动情地再讲述一遍，当时确实是感动了整个大唐。
汉元帝时代的囚犯大赦之后继续犯罪，唐太宗时代的囚犯守约返回监狱获得了大赦，皇帝的心理是一样的，但套路与时俱进了。
《两汉纪》的作者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他认为，大赦，是一种特殊的手段，不能擅用，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在秦国帝时代“大愚之世，比屋可刑”，在酷法之下，人人有罪，所以刘邦“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还有就是孝景帝七国之乱，裹胁甚多，还有武帝巫蛊之祸，牵连甚广，这都“宜为赦矣”。
所以，赦与不赦，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看是不是“比屋可刑”。如果皇帝仅想借大赦收买人心，那就免了，因为这样的大赦只会鼓励犯罪。
什么是“比屋可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打击面太广。邓小平为“地富反坏右”平反，就是一种政治大赦。“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击面太宽了，“地富反坏右”本来就不是一小撮，加上他们的子女，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人群。把这么多人定为另类，打入另册，当然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了。
旧事固然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似乎不足为例。就在今天，也有“比屋可刑”的现象。
比如很多民营企业和收入较高的个人都有偷税漏税的违法嫌疑，比如很多领导干部都有以权谋私的问题，就看查不查，纠不纠。坊间有笑言：把当官的排一排扫射之，也许有冤枉的；点射之，肯定有漏网的。
人皆有罪，屁股下都有屎的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立法严，执法疏，合乎法的标准定得高，违法的成本又非常低，所以，每当反腐打贪，贪官只认倒霉，不愿服罪。在我们的生活中，法不责众的现象比比皆是，“经济犯罪”的门槛很低，税官以及检察官不找你，不等于你没有事。很多人都有案底，都有“投名状”，要建立公民社会，这肯定是一大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