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元皇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
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
史学界有句话很流行：明亡，实亡于万历。同样的，汉衰，亦衰于元帝。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弱智皇帝脑袋进水的经典笑话：
一个是晋惠帝。大臣向他报告，老百姓没有饭吃了，晋惠帝反诘：为什么不吃肉？（何不食肉糜？）
另外一个发生在我们现在讲的汉元帝身上。元帝身边的两个红人弘恭、石显投诉政敌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刘向），建议皇帝先把他们“召致廷尉”，元帝哥哥不知道“召致廷尉”是什么意思，就答应了。过两天，皇帝要找这几个大臣开会，下面回话：他们来不了啦。为什么？关监狱里了。元帝这才知道“召致廷尉”就等于下大狱。
汉代的廷尉，是国家最高司法官，能提供侦讯、检察、审判一条龙服务。“召致廷尉”，书面意思是，皇帝安排让你和廷尉见见面，谈谈话，实际的结果就是直接下狱，一切问题到监狱里慢慢讨论，绝对实行有罪推定。
这个时候的汉帝国，从治理结构看，皇帝和官僚机构的关系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成熟的官僚机构越来越具备和皇帝平衡权力的能力。本来，按照帝国的原意，百官是皇帝的延伸，是执行系统，但执行系统本身越来越庞大、精细，也就具备了“思维能力”，就像美国科幻电影所表现的一样，电脑系统开始学会反过来控制人类。
官僚阶层，以儒家文化思想教育出来的官僚阶层，对皇帝专制有一定的制约能力，尽管极其微弱，但是在某些时候，因皇帝所受教育、所处环境状态不同，儒臣对皇帝还是有制约的。当然这种制约和现代民主宪政的制约有很大的区别，儒臣和议员对当政的制约不同的地方很多。明显的一点，议员是以民意的力量对权力进行监督，而儒臣是用一套儒家的思想为力量来监督，对皇帝实行一说二哭三上吊的办法，迫使皇帝妥协。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儒臣干脆直接分享君权，强臣弱君，强枝弱干。这种情形的出现，有的是有利于政治良性化的，有的则正好相反。不管怎么样，就是在帝国递延数代以后，极易出现成熟的官僚体系分享、制约相对不成熟的皇帝的权力。
我说这么一大套，在古代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定义，就是“纲纪”。
司马光说过：“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他还说：“上以制下，寡以统众，而纲纪定矣。”朱熹也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上面的两位哥哥从正面说，苏轼从反面说：“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所以，到了汉元帝，如果要总结致乱之因，要简单说，就是纲纪松弛。“乱我家者，太子也。”
其实在今天的企业里面，也在重复过去的故事，老板创业阶段，控制力强，没有管理照样经营得有声有色，但是，如果长期管理不到位，企业的纲纪松弛，在企业规模扩大、老板精力不济，甚至传到下一代手上的时候，管理缺失就会造成灾难。
纲纪松弛的一个主要表征就是朋党，党争一起，国无宁日，而且是是非非真是不好论定。在汉元帝时代，掌握历史话语权的儒臣，肯定萧望之、周堪，否定弘恭、石显，因为萧望之、周堪是元帝当太子时的老师，刘更生是宗室，还有一个叫金敞，这是“儒党”，颇受皇帝重用，而弘恭、石显是宦官，他们又勾结外戚史高，这是“佞党”，所以史书都痛惜元帝不能立纲纪，有善不能用，有奸不能去。
儒臣和外戚、宦官对立，因为身份有先天的优越性，这样叫做“外戚当权”或“阉祸”；倘若对立的两面都是儒臣，那就是朋党。朋党的产生，和他们的身份无关，外戚也好，宦官也好，儒臣，谁都不是天生的良臣，也不是天生的奸佞，产生这种高层混乱的原因，无他，就是皇帝没有控制能力。
摊上一个孱弱的皇帝，党争只是轻微病症，但也是必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