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邵陵厉公嘉平四年（公元252年）
吴主病困，召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入卧内，属以后事。夏，四月，吴主殂。孙弘素与诸葛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不发丧，欲矫诏诛恪。孙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杀之。乃发丧。谥吴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建兴。闰月，以诸葛恪为太傅，滕胤为卫将军，吕岱为大司马。恪乃命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252年孙权去世，这时继位的小儿子孙亮还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大权落在诸葛恪手上。
诸葛恪，字元逊，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的儿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琅玡诸葛一家在魏蜀吴三国都混得不错（魏国有诸葛诞），确实是超级牛的一个家族。
诸葛家的人智商都比较高，诸葛恪的智商尤其高，相对来说他老爹诸葛瑾（字子瑜）就木一点，不善脑筋急转弯。诸葛恪的脑子相当活络，能够急中生智，急中生出的智叫急智，当然比慢智缓智平常智更有价值。还在诸葛恪小的时候，有一次孙权大宴群臣——孙权性格四海，像个老大，特喜欢开Party，经常请大家喝酒，不醉不休，吴国君臣的很多故事都和这种大型宴会有关——这一次孙权又喝High了，命人牵上一头驴，驴脸上贴了张纸条，上书“诸葛子瑜”！可怜的诸葛瑾，因为脸长，被孙权拿来开涮。
孙权相当能恶搞，和张昭闹意见，就派人把张昭家用土石方堵起来，这次又拿驴来恶搞诸葛瑾。我们可以理解东吴君臣很有娱乐精神，每次宴会，除了喝酒还有逗闷子的娱乐节目。当然，根据中国国情，每次只能是孙权拿别人开涮，绝对没有人敢娱乐一下这位大皇帝。皇帝可以没有体统，大臣不能没有规矩。《建国大业》里有一段毛刘周朱喝醉的戏份，有评论家讲“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突破”。革命领袖也喝酒，于是就成了“创作上的突破”。革命领袖喝高了不讲段子，不撒酒疯，只是引吭高唱红歌，我看突破得也很有限。又扯远了——
诸葛恪一看老爹窘在那儿了，急智来了，用童稚的声音喊：“笔墨侍候。”然后在那张条子上加了俩字“之驴”。低俗的玩笑弄成的尴尬局面，被这孩子来个脑筋急转弯，变成了一出好像有剧本的跌宕起伏的喜剧。如果孙权这时也感觉玩笑有点过分的话，诸葛恪正好让他“借驴下坡”。
由此我也想到，所谓士族政治可能就是这样：世家子弟从小就出席这样的聚会，那些聪明的孩子，肯定会被父辈们带着，一边炫耀一边熏陶，捎带着在领导人那里挂个号，混个脸熟。诸葛恪打小就在孙权心中留下了印象，他将来想不升官也很困难。
诸葛恪后来果然表现出世家子弟的政治觉悟，有一次孙权问他：“你爹和你叔叔谁更有智慧？”
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地球上的中国人都知道，也是所有教科书包括脑筋急转弯的标准答案。但是诸葛恪不是一般的聪明，他朗声回答：“当然是我老爸有智慧。”孙权摇着头笑了。诸葛恪知道要作特别的解释，他说：“我老爸知道紧跟谁干革命，能把握住正确的政治方向；我老叔不行，他跟着刘备这个骗子混，那能混出什么名堂？”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说明自己的腐败问题，这叫“双规”；在关键的时候，说出关键的讨好讨喜的话儿，这叫什么？这叫“双官”，官上加官。孙权一听这话，心里不能不感叹：这才叫红色接班人！赶紧地，在中央党校办个少儿班，干部队伍也要从娃娃抓起。
大脑内存大，反应快，当时被誉为“才捷”，诸葛恪才捷，很多情况下表现为话茬子接话茬子的能力极强。如果在今天，倒是可以做一个杰出的脱口秀主持人。
孙权很喜欢诸葛恪，想试一下他的才能，于是让他做掌管军需供应的官员。这事别人倒没说什么，远在蜀国的诸葛亮知道了，专门给陆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老哥年纪大了，管不了这小子。我的这个侄儿聪明是聪明，但不认真不细心不讲究细节，这管钱管粮的工作很重要，一不小心会捅下大窟窿，那麻烦就大了，拜托您给他重新调整个工作。——呵呵，不细读历史，还真不知道诸葛亮曾经干涉过吴国的人事安排。
诸葛恪真正显示其干才，是后来清剿（或者说整顿）丹阳山民的时候。当时长江流域开发较晚，原住民都不愿服从政府的行政管理。想想也是，除了缴税纳粮还要当兵服役，根本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谁愿意做化下之民？山民都躲在山里不出来。和政府玩游击战，当时孙权集团内部对这方面的事务都感到挠头，都认为抓不出成效。诸葛恪年轻气盛，关键是有决断，他主动请缨来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诸葛恪的做法是封锁，在粮食收获期派兵进山抢粮，咦，和日本鬼子的做法一样！老百姓没得吃只好出来。诸葛恪如果光是有办法把山民逼出来，也不算能耐，他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不管以前这些山民犯过什么案子，一律赦免，只要从今以后做良民。当时做良民的主要标志是服兵役。
经过这一次考验，诸葛恪证明自己不仅是个聪明仔，而且是个有智慧的有能力的干才，有坚定的意志，敢为人所不敢为。下一代有这样出色的人物，孙权自然不会忘记，考察干部向来是帝王的重要工作。
诸葛恪曾做过太子孙登的幕友，是根正苗红的太子党。孙登早死，诸葛恪又是第二任太子孙和的支持者。不过有个细节，诸葛恪的长子诸葛绰，“以交关鲁王事，权遗付恪，令更教诲”。也就是说，诸葛恪在“两宫构争”中也曾两头下注。鲁王被赐死，孙权没有亲自处理诸葛恪下注在鲁王这边的长子，而是“很有人情味”地交给了诸葛恪，让你自己看着办。
怎么办？诸葛恪鸩杀了儿子。
金日杀过儿子，王莽杀过儿子，诸葛恪也杀儿子。每当看到父亲“大义灭亲”，主动诛杀儿子的时候，我就在想，专制权力和愚忠思想是多么厉害，它扼杀正常的私情私心，激发了恶劣的私情私心。在讲政治、讲大局的情况下，儿子尚且可杀，遑论其他。
聪明能干的人都不免张狂，诸葛恪尤其如此，同僚和朋友都劝说过他，但基本上无效。孙权病危，召诸葛恪辅政，大司马吕岱特意告诫诸葛恪：“世方多艰，子每思必十思。”诸葛恪回答说：“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吕岱无以对，当时咸谓之失言。
吕岱劝得太狠了，相当于污辱了诸葛恪的智商，诸葛恪有话不能搁在心里，非要拿话茬子顶撞前辈，这可不是都没说对话。
诸葛恪是个聪明人，反过来也被聪明误；他也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反过来也忽略了身边的陷阱。诸葛恪得罪好人，也不防备坏人，在政治谋略上，在人情世故上，似乎少了什么。天马行空般的聪明人，在中国一般是没有好下场的。
诸葛恪最后被诛灭三族，倒是那位没有儿子聪明的诸葛瑾早有预见：“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