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
春，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dǎn）洲，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全琮皆谏，以为：“桓王创基，兵不一旅。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欲利反害。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吴主不听。
孟夫子有句话，颇合中国大一统皇帝的口味：“万物皆备于我。”
当年，英国人要求通商，不料乾隆爷非常大国地说：“我泱泱天朝，无所不有。搞什么贸易啊，你丫缺什么，朕高兴了赐你点什么不就完了。”
毛泽东也有过这种心态，他曾对李四光说：“我就不信中国这么大找不出油来。”后来对搞原子弹的也这么说：“我就不信中国找不到铀。”你别说，这两样东西后来都找到了，只是储量不够多不够用。毛泽东能在山沟沟里找到马克思主义实践之所，所以坚信别的东西都是普遍存在，都能找到。
中国地处北温带，幅员辽阔，以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而言，物产确实丰饶，万物皆备于我，百事不求他人。所以中国历代的皇帝，都不甚主张开疆扩土，因循保守是主流。个别喜欢扩张的，如汉武帝、隋炀帝等，名声反而不大好，主要是他们的扩张带不来国民福利，没有经济效益。
大一统的帝国懒得折腾，我发现在分裂的三国时代，魏蜀吴居然都有过对外军事扩张行动，而且都是在三国大格局确立以后。首先是诸葛亮“深入不毛”归化西南，然后就是孙权决意派人乘风破浪寻找夷洲、亶洲，据说夷洲就是台湾，亶洲就是日本；再有就是魏国征伐辽东。如果说司马懿征辽东有“内部挖潜”的意思，诸葛亮有“解除地缘威胁”的意思，那孙权“对外殖民扩张”的意思就更明显更纯粹。
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都目光向外？第一，三国之间不论鲸吞还是蚕食都不好操作；第二，为了积累更多的资源，必须眼睛向外。孙权派人寻找传说中的两个岛洲，目的是“俘其民以益众”，不仅是为了增加国土，更多的是为了增加人口。
在工业化以前，人口就是生产力，就是国力，所以，人口滋生是国家欣欣向荣的最重要指标。工业化开始后，才有国家认为人口必须适量，一方面科学技术发达，劳动生产率提高，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口；另一方面，资源紧张，过多的人口会成为一种社会负担。其实只要认真观察，人口成为负担的并不是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是“前工业化国家”，典型的就是中国，还包括了印度、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很多地区。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确实感觉到了人口的压力，这个压力不仅是国家有，家庭也有。这几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不仅人口的压力似乎减少了（从绝对数量压力变为年龄结构压力），而且还有了“人口红利”的说法。
经济学家张维迎有个观点，他说，在农业化时代，人口最多的国家GDP也最高；在工业化时代，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认为，在后工业化时代，人口和GDP成正比的现象会重返人间，中国和印度将因为人口最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现在看起来，越是前工业化国家，人口出生率越高，人口压力越大，也越需要计划生育。或者说，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别的工业化国家存在的条件下，你如果还是一个农业化国家，你的人口就可能成为压力和负担。
另外有一个历史现象，古代的人口，大部分分布在北温带，随着科技和医疗的进步，人口重心向低纬度迁移。中国的情况是这样，世界的情况也大致是这样。如果我们把从北向南的人口分为吃肉的、吃面的和吃米的，吃肉的虽然彪悍，但终究要被边缘化。比如匈奴、蒙古甚至俄罗斯，主导世界的还是吃面的，和吃面的争夺主导权的是吃米的。
因为大一统是历史上的“政治正确”，所以，一般史家不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分裂的好处。其实，分裂时代也有可取之处。因为分裂，就有对比和竞争，这样分裂时代的君主（当然是正常的君主）就更有上进心，更有对外的好奇心和扩张意愿；在和平的条件下，分裂各方也会更注意政治的修明，不敢随意胡乱折腾；分裂时代，文化艺术也会因专制的削弱而呈现更多的样式，也更加繁荣。这一家搞文字狱，我可以移民到另一个地方，和大一统比起来，总是多了一点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