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9日，在河南郑州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银行抢劫案。案发的第三天，有几个气势汹汹的男人，到我任总经理的郑州小商品城，索要他们的柜台押金。他们是郑州小商品城开业初期入驻的几个商户，在我出任老总前夕，已陆续离开，只是他们的柜台押金未退。在我办公室，他们吹胡子瞪眼，说今天不退他们押金不行。当时小商品城经济效益不太好，周转资金吃紧，好多离开的商户都没有及时清退押金。我给他们说了一大堆好话，总算宽限了我十天时间。我们礼貌地握手告别，之后，他们一直没有再来找我要押金。
2001年6月13日上午，我在郑州西郊办事，突然接到郑州火车站公安分局一位副局长给我打的传呼。我一回电话，他以十万火急的口气说：“‘12·9’银行抢劫案破了，案犯都是你小商品城的人。现在，我们局的人都在你小商品城，你得马上过来。”
我回到小商品城，立即安排人收集整理有关“12·9”嫌犯的原始资料。果然，这伙乡党当初入驻小商品城的照片和文字资料，都映入我的眼帘。通过大家提醒和我的回忆辨认，半年前曾找我索要摊位费的那几个人，都是犯罪嫌疑人。好在他们离开郑州小商品城的时间都比较早，就是说，他们作案时，大都不是我们的商户了。之前我们没有太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12·9”劫案中，抢得现金一百多万元。之所以找我索要区区几千块钱的柜台押金，我事后推测，可能是他们在观察、打探自己作案后的周边动静，因为“12·9”案发现场，就在我们郑州小商品城附近。
尽管他们已经不是我们实际意义上的商户，但我们还是由此招致了许多麻烦。比如，公安部门对商户篦头般的摸底排查，“长枪短炮”的记者群前呼后拥，工商部门动辄关闭营业中的商场楼层，等等；频繁的接待应付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不堪重负。
不过，这些非商业性经历，对于我这个有着深厚文学情结的商企管理者，也确有不小的收获。关于对这伙人家族犯罪亲朋下水现象的思考，关于对人生价值观的思考，关于千军万马破大案，以及有关部门向社会转嫁危机的思考，等等，至今没有停止过。这种思考的结果，导致我酝酿创作了长篇小说《商痛》。但文学作品毕竟离不开虚构，希望我的商户朋友和亲爱的读者，不要对号入座。
《商痛》，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第一部《老同学部落》，2006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半年内再版，被买断影视改编版权，同时也遭到疯狂盗版。因此，亲朋好友都在鼓励我写第二部长篇，我呢，也有创作冲动。于是，从2008年年初，我又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五十万字的草稿。这时我发现，我双眼视力急剧下降，右眼的视力只有0.3。
成功，也是一种诱惑。
对我来说，写作的确是个浩大的工程。况且，加上我玩不转电脑，要把五十万字的草稿打印出来，真使我望而却步，我不得不动员我众多的亲朋好友出来帮忙。郑州大家置业公司的董事长朱霞女士，一把抓走十来本草稿，随即安排其手下加班加点打印。至交刘志学的夫人许东荣，上次几乎帮我打印了《老同学部落》的全部草稿内容，这次也分摊了不少任务。打印的麻烦和负担，还推给了我的两个年轻女同事高宁和丁志梅。事后我埋怨自己，谁知道，我把打印任务交给她们的时候，她们都正怀着身孕，正处于强烈的妊娠反应期，太难为她们了。
这项浩繁的工程，还分解给了我的家人，连明彻夜地往前赶，这就使得全家人2010年的春节都没有过消停，一家人都为打印小说文稿而忙碌。二女儿晓科打印，大女儿晓文校对，老伴张秋月沏茶做饭，甚至连我的小外孙女樊梓汐，也见缝插针帮忙打印纠错。
《商痛》是我人生的第二部小说，也是我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同学部落》的时候，还雄心勃勃，决心在有生之年要出四部书。第一部《老同学部落》，第二部《小商贩部落》（即这部《商痛》），第三部是《包工头部落》，第四部是原汁原味的《自传》。看来，我不得不抱着终生的遗憾封笔，不得不向我酷爱的文学创作挥手告别。
说实话，写作是孤军奋战。在最困苦的时候，我曾几度想放弃，不想再写了。这时候，我的好朋友好老弟王济昌，及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他鼓励我：这个社会，“眼光决定市场，心力决定财富，人品决定事业，思维决定成功。你身上具备了多种优良元素，再冲刺一把吧！”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创作思路，强有力地支撑我在无边的寂寞中，一点点写完了《商痛》，他为我做到了一个好朋友能够做到的一切。联想到他在拙作《老同学部落》的创作和出版过程中给我的无私帮助，我发自内心想说一句话：永远感谢济昌老弟。
王春中，著名书画家，我幼时的小伙伴儿，初中同学，“文革”中的团队核心盟友，我们在分别近半个世纪之后，今天殊途同归，一起供职在朱霞的大家置业公司。我根据他的建议，把小说名字定为《商痛》，给每一篇章添加了标题，从而使作品主题定位更加准确，也方便了读者挑选阅读。同时，我还有幸请他为拙作精心插图并题写书名。我真的感慨万千：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非常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邵玲老师，要知道，长篇小说《老同学部落》，就是她给做的嫁衣。当初，送给她的手稿很粗糙，但邵玲老师没有一点抱怨，帮我提出修改意见，几易其稿，最终得以出版，表现出一个编辑的职业操守。
出版《老同学部落》时，我就和邵玲老师聊过我后边的写作计划，其中就包括这部《商痛》，她非常感兴趣，表示愿意继续合作。脱稿后，我及时传给了她，这时图书市场的热点也在变化，稿子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暂时停顿下来。在此当中，我试着把完成的文稿发给了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很快，他们的编辑文馨老师，给我回复了电子邮件，称“大作语言精炼，文笔流畅，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气势磅礴，构思独特，人物性格鲜明，实在令人佩服……”这就是说，同意出版拙作《商痛》。
我把上述情况，很及时地告诉了邵玲老师。
邵玲老师说，这也挺好，《商痛》由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国际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国内版，互不影响。先出的国际版，可以给国内版的《商痛》预预热，拓宽销售空间。于是，阴阳差错，拙作《商痛》，几乎同时既出国际版又出国内版，我真是大喜过望。在此，我对两个出版社的两个文学编辑老师文馨和邵玲，都表示我由衷的感谢。
生活的光鲜，因为生活的阴暗而存在，有真善美就有假恶丑。求真，是文学作品的生命之根。在《商痛》的创作和修改过程中，参考和采纳了郑州大家置业公司董事长朱霞的许多真知灼见。她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企业家，却始终对文学的酷爱痴心不改。朱霞女士因读我的《老同学部落》，并且有过太多的褒奖和批评，因而我们成为好朋友。就是这位挑剔的读者，去年在《河南作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我读刘震云》的文章，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很大反响，受到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先生的高度评价。她有一段话使我震撼，“小说家能拴住读者的唯一绳索，就是这种真实性。我的阅读习惯是：阅读一旦产生虚假感，立即停止阅读”。
读者，是作者的上帝和衣食父母。我过去做过别人的上帝和衣食父母，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轮回。我终于真正明白，作品是为读者而写的，作者最大的受益和幸福，是赢得读者。
生活，既实实在在，又充满了戏剧性。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一不留神，我成了郑州大家置业公司的文化顾问，几乎天天面对挑剔的读者朱霞。她知道我在写长篇小说《商痛》，也知道我的构思和作品中的故事梗概。应该说，她对《商痛》没有太多太具体的建议，但和她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她秉直坦率的性格以及她一语中的的犀利语言，何尝不是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和希冀呢！她常说，“实话比策略更能打动人心。”“知行合一，没文化别装有文化。”“一句假话，得用十句实话去原返。”……和朱霞以及她的文友们，有过多次以文学作品真实性为主题的对话，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取向和价值主张，有着广泛的共识。大概可概括为——伤痕反映了正常的人生，悲情更能衬托阳刚，出征的战士并非都雄赳赳气昂昂的，破案的刑警可能是刚失恋受挫。总之，文学作品还是要以真感人，男主人公不能都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女主人公都淑女窈窕漂亮温柔，是个领导都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盗窃银行的人一出场就是小人坯子，形象猥琐……
《商痛》以四海商场为平台，以商人群体为载体，试图写大面积的社会商痛，并力求人物性格真实，故事情节真实。但我知道我是谁，才疏学浅，眼高手低，难免画虎不成反类犬，只有请读者迁就容忍一把了。
在拙作出版之际，觉得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借此机会，一并向所有关心关注过我的创作、所有对作品提供了各种帮助的亲朋好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我把这些话写在《后记》里，作永久的珍藏和纪念。
2011年7月于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