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学讲习所，不习文而习舞。港台音乐，每周两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侵蚀革命队伍的情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徐刚何许人？查他一下！”
上面这段仿造“毛体语录”的话，是文讲所第五期韩石山、贾大山他们宿舍编撰出来逗乐子的。当时把徐刚几乎吓死。
像第五期那样，文讲所全国召集青年作家，短期培训三个月，比较得当。各省作家，文学俊彦，大家可以相互认识，有所交流。外省人进入“巴黎”，能够体验京城气派，能够就近感知中国文坛。作家们结识若干编辑，大家成了朋友，创作与出版，渠道通畅。可谓短平快，效果明显。
我去就读文讲所第八期的时候，正赶上文凭热。入学要考试文化课，上学要正经读课程、考试拿学分，说是为了让作家们拿到正式大学文凭。出发点不能说不好，但是，开办文讲所是为作家们求取文凭，有些南辕北辙。
由于国家教委不承认文讲所的文凭，第八期学员白白耗时两年。大家心有不甘，于是又转学北大，叫作“插班”。得了一个名堂曰“北大作家班”。前后迁延，一共四年。靡费时日，文凭拿到；文凭对于作家，却不如一张手纸。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不过，京城求学四年，同学、老师，女编辑、男朋友，果然认识不少。趣闻逸事、典型形象，装入脑海多多。待我抽出时间，有了兴趣，也将回忆一本著作出来。
读书期间，我的写作不曾停顿荒废，倒是才思泉涌写出不少新作，人称“写作野兽”之一。同时，我接任了《山西文学》主编一职，和本省文坛联系紧密。
在这部《穿越》中，关于京城求学的经历见闻，不大可能展开来铺排文字。我只能拣选若干有机并且有趣的片断，书写如下。
1.徐刚，万年副所长
韩石山读文讲所第五期的时候，徐刚是副所长；到第八期，徐刚还是副所长。
徐刚资格够老，文讲所第一期，丁玲担任所长的时候，他和马烽就是同学与同事。徐刚人也不错，口碑挺好。终老于一个副所长的位置上，据说是能力问题。这儿所说的能力，我的理解，不仅是指工作能力，还应该包括活动能力。不善活动，不能和上级主管领导搞好关系，提拔当然困难。文坛政坛，一样的道理。
文讲所，学员拢共一个班。班主任之上，有教务处、总务处、教研室等。层层管理，相当严格的样子。所长一般不露面，副所长也来得次数有限。开学的时候，徐刚讲话，向学员们提出纪律要求之类。有一段发言，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
第八期，学员一共四十四人，女同学不过五人。徐刚指着几个女同学，严正警告：
你们几个女同学，给我注意了！不要花花草草不自重。像前头几期，因为女同学，搞得男同学们团团伙伙，闹对立、不团结。我可是把话说在了前头！
这话说得也普通，只是角度古老，古老到让人感到新奇。
徐刚副所长把话说在了前头，属于经验之谈。料事如神。但一切等于白说。男作家们本来浪漫，女诗人们原本风流；远离故土，生理压抑而有超常需求；家庭伴侣不在身边，正好自由泛滥。
这方面，张石山有精彩表现，挎了女朋友的胳膊，出没于中国作协任何重要会议场合，仿佛专门蔑视权威、挑战传统。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曾经亲自劝过我：
石山啊，你稍微隐蔽些，不要那么张扬，好吗？
我却是一头毛驴。“咱两个把事情做下，切草刀剜头不怕！”不肯收敛分毫。
关于我在文讲所的“作风问题”，曾经有材料厚厚一沓，转回山西作协党组。是否应该算“黑材料”，说不准。党组书记胡正，压下了这些材料。
它们没有变成搞臭乃至彻底整垮一个人的炮弹，实属我的幸运。我始终对胡正老师的大度保护，心存感激。
或者也能这样讲：我没能禁受更大的风雨考验和锤锻，对于我的人格更加坚强完善，是一点小小缺憾。
2.所长李清泉
如果说，徐刚在给人的感觉上和他的形体一致，有些肉，那么，所长李清泉则确实比较瘦。
李清泉，精瘦老头，深度近视。从《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的岗位撤下来，被安排到文讲所当所长。享受正厅级别待遇，工作又不忙，差不多等于赋闲。他来所里次数相当少，来了也不说什么，听听情况汇报而已。
但学员们说起李所长，都怀了一点尊敬。尊敬他在编辑工作中曾经做出的贡献。一个当年的右派，复出之后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接着升任《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右派当中，曾经有多少人物啊！
中国作协在西安召开会议的时候，或许李清泉老师已经获知他将调任文讲所的信息。记得他直接告知了我，还有吴若增和铁凝，说过“你们几个可以到文讲所来进修一段，以便提高”这样的话。能够就读文讲所，也是青年作家们梦寐以求的愿望。我终于得偿夙愿，应该感谢作协领导，网开一面，大度放行；尤其应该感谢李清泉老师，拍板定案。尽管我是第八期，比韩石山晚了三期；尽管他在1980年入学而我拖后到1984年，推后四年；但我依然满足异常。我的嫉妒心理终于得到一点平衡，不忿情绪得以化解。
可是，进入文讲所第八期，需要考试。作品分占一半，文化考试分数占一半。考试呢，虽然不考数学外语，但要考语文和政史地。即便不需要背诵圆周率，但你得知道唐朝建立在公元618年，还得记住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堪培拉。以及什么亚的斯亚贝巴、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的作品，全国获奖；我的文化考试，获得了所有考生第五名。于是，顺利入学。土包子进京，外省人打进了“巴黎”。
入学考试前三名，是山东谢颐诚、江苏薛尔康、河北孙桂贞。这三位在创作上，至少在当时并不出色，说明文化考试到底还是起到了相当重要作用。
李清泉所长来所里次数不多，一般也不作什么指示之类。有点无为而治的风范。好比欧阳修、苏东坡那样的文豪做官，与当地名流整日价游名胜、逛山水，无为而治，轻易不去扰民。老百姓懂得怎么种地，正如作家自己会写小说。
李所长有一次来所里，平易近人地随便和同学们坐了坐，聊天似的说了一些话。其中一段话，他讲了一点亲身经历，给我留下了终生印象。
他说，他当右派的时候，发配到北大荒。冬天，极其寒冷。但劳改队要进行晚点名。晚点名的时候，让右派分子们人人自数罪恶，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之类。大家挨批挨斗已成习惯，整个麻木不仁。认罪便认罪，免得在室外严寒中长时间受冻。
但有个右派始终不肯认罪。老李不曾说出那人名字，那个无名的右派知识分子不承认自己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一个人不认罪的结果，是全体右派分子都得陪他一块儿挨冻。大家冻得要死，人人都在心里乞求了：老先生，你就认罪了吧！不要耍犟脾气啦！
到最后，不仅是管教人员大发雷霆、大光其火，对那人拳脚相加，便是其他右派也有点恨他了。天天晚上陪他挨冻到半夜，谁能受得了啊！
终于，那位无名的右派弟兄再也不忍连累他人，在一次晚点名的时候，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尽管他声细如蚊，大家还是听到了。
人们如释重负。
当晚，那位无名右派知识分子自杀了。
李清泉不是作家，他是一名编辑家。他戴着瓶底那样厚度的眼镜看稿，凑近稿纸去阅读，然后要写下长长的审稿意见。
他讲的那件经历，不曾见他形诸文字发表。我作为曾经的听众之一，将其记录在案。
在历史的深处，在无边的黑暗里，总会有一丝声音穿破铁幕……
听说，李老师的儿子也是深度近视。深度近视的儿子，上班挤公共汽车，有人夹着雨伞，雨伞的锐利尖端刺瞎了一只眼睛。
知情者都担心他儿子的另一只眼睛。
大家也都暗暗为他祈祷。
3.传奇所长丁玲
丁玲，是中央文讲所首任所长。首期文讲所，我省几位前辈作家里，胡正当年曾是学员，马烽曾经当过班主任。
丁玲，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名传奇人物。我们第八期学员应该感到幸运的是：我们入学的时候，丁玲年届八旬，依然健在；并且愉快应邀来给大家讲课，和晚辈后生见面。
记得她说到了“性解放”。这方面，这位前辈女作家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身体力行”，当然最有发言权。她有些愤愤不平地说：
现在，听说有人喊叫性解放，是什么性解放的先锋。哎呀，敢说是什么先锋啊？我们那个年代，三五个男女青年，大家就那么住在一块，真正是同居呀！也没有自称过是什么先锋！
丁玲身量不高，风度优雅。身姿面相可以令人想见当年风采。身穿一件大红毛衣，风流依稀；谈锋健锐，恣肆汪洋。
从丁玲身上，可以看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妇女中的反叛和觉悟者，曾经走到多么远。她们的生存状态，曾经达到过怎样的自由度；她们的人格，曾经达到怎样的高度。
4.张石山，当代陈世美
这一段文字，我想谈谈我的离婚事件。不存卖弄的心理，也不做无聊的辩解，我只是想说几点感受。
经历过什么，才可能理解什么。经历了磨难，而不能得来些许感受，那就太愚蠢，也太可悲了。
就读文讲所初期，我的离婚问题还会引起轩然大波；四年之后，学成归来，名人婚变已经成了轻松的花边。改革开放，中国的进步举世瞩目。
在首都北京，尤其能够感受到进步的速度与节奏。而且，那是全方位的进步，决不仅仅是经济的腾飞、GDP的增长。
二十年前，作家们在北京，想要约请某某编辑部的女编辑，一块儿吃吃饭、逛逛公园、看看电影，没有什么问题。年轻漂亮的女编辑们，一般都很大方。理解作家们的那点隐秘而并不可耻的心理需求。有时，这可以反转来成为女编辑们约到好稿的手段。
二十年后，这样的情形，在我们古老的山西依然不可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