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那就看看《东京梦华录》原文——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子(阁门)，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
脚店（小酒店），“……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
“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
“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
东京汴梁，酒店之间竞争激烈，为吸引顾客，它们很注重推销、促销等。酒店门口高挂彩旗，旗上标着“新酒”二字(宋人以“新酒”为好，现在陈酒受捧)。宣和年间，丰乐楼重新开业，就有“金旗”相赏。
这次改建的丰乐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过一两夜则已。元夜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
丰乐楼？大家也许不很熟悉，但要说丰乐楼就是《水浒传》里的樊楼，也就妇孺皆知了。
“白礬楼，后改为丰乐楼。”这是《东京梦华录》上的记载，因“礬”、“矾”相通，在通俗化的过程中，白礬楼成为白矾楼、矾楼。而有的笔记或演义，去掉“礬”下的“石”字，叫了樊楼。
在徽宗“商业政治化”，服务于皇家意志后，“白礬楼”则被皇帝改名为象征国家繁荣富强的“丰乐楼”了。
不管怎么改，丰乐楼都是李师师“坐台”的酒楼，丰乐楼都是市场化的产物——它所在的街道因经营白矾（礬）驰名东京，酒楼起先就叫白礬楼。
不管怎么改，丰乐楼都是千年不死的中国第一商业品牌——在今日开封，它还原为龙亭湖畔的礬楼；在今日杭州，它演化为西湖之滨的楼外楼。
据《西湖游览志》记载：“涌金门，旧名丰豫门。宋时有丰乐楼，与门相值，若屏障然。盖堪舆家以此当山水之冲，今移稍北，近柳洲寺。”
关于为何要在西湖之滨重建丰乐楼，张岱的《西湖梦录》上说：“高宗移汴民居杭地嘉(兴)湖(州)诸郡，时岁丰稔，建此楼，以与民同乐，故名(丰乐楼)。”
丰乐楼从东京汴梁走到行都杭州，说“建”的话，倒不如说“迁徙”更确切。
“连妓女都从东京汴梁迁到行都杭州了，还剩下什么没迁呢？还有什么没跟着高宗来呢？”杭州出版社副总编辑、南宋史研究专家徐吉军说。
西湖之滨的“虚拟东京”
临安丰乐楼遗址在今日西湖东南涌金池畔。
站在这儿，北望西湖，建于孤山的楼外楼、西泠印社等尽收眼底。
吴越国的时候，这儿建有城的西门，名叫涌金门。南宋一代，这儿还是西城门，不过名字改为丰豫门。
作为河南人，看到这样的名字，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与河南的简称“豫”联系起来。但就此只说赵构怀念家乡什么的，就会和张岱犯下同样的错误。
张岱是大学者，但他毕竟是明代杭州人。
张岱把高宗命名新建的酒楼“丰乐楼”，解读为“高宗移汴民居杭地嘉(兴)湖(州)诸郡，时岁丰稔，建此楼，以与民同乐，故名”。这虽然道出了高宗不忘与他的东京老乡“汴民”同忧共乐的心态，殊不知，他最没法忘掉的还是老爹徽宗的“丰亨豫大理论”与代表东京一派繁华的旗帜——丰乐楼。
“丰亨豫大”是蔡京迎合、鼓噪徽宗的说法。
蔡京认为徽宗当政，“天下太平，府库充盈，百姓鼓腹讴歌，此所谓丰也，三代乌有此盛。既然丰亨，便可豫大”。并就此鼓动徽宗铸九鼎，做明堂，延福宫，筑艮岳，彰显盛德皇恩。
“丰亨豫大”之说把累朝积蓄一扫而空，徽宗自己也落了个北狩的下场。
但南宋初年，在反思靖康之败时，虽然诛杀了“宣和六贼”，但还是没谁敢把责任推在徽宗身上。
“丰亨豫大”之说虽起于蔡京，但已成徽宗理论。这，就不容怀疑徽宗误国乃至“丰亨豫大”之说了。
所以，找来找去，王安石成为靖康之败的替罪羊——都是王安石变法扰乱朝纲，把大宋给毁了。
既然不是徽宗的错，他的“丰亨豫大”理论(金钱物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扩大经济幅度，则会宽裕安逸，万物彼此都有循环性)就要再度高举下去的。
临安城的西门改称丰豫门，是一种继承；北门叫做艮山门，也是一种继承。
赵构知道，把北门称作“艮岳门”，是不怎么合适的。
整个东南地区，没有哪座山敢称为岳。他能凭空在一个没山的艮位，搞出个艮山门来，也算不辜负老爸对艮岳的一片痴心了。
丰乐楼是徽宗在京师汴梁实施“丰亨豫大”理论的大手笔。他自己玩了艮岳，当然也该让臣民有个喝酒快乐的地方，这也是把“丰亨豫大”理论落到实处的具体举措(“丰亨豫大”理论就纯理论而言，无可指责，那个时代能有这等高级理论，环顾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没谁敢与之争锋，而造艮岳等的行政错误，埋葬了“丰亨豫大”理论，是个大败局)。
既然追随赵构到杭州、嘉兴、湖州的东京老乡喜获丰收，又有了好日子，临安城新建的大酒楼被赵构命名为丰乐楼，既可聊表不忘汴京，也可聊作“中兴”的一个标志，多好呀！
不能忘却丰乐楼的，也不止他赵构一人。
诗人刘子翚当时所作《汴京记事诗》，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诗——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礬楼。”
也许刘子翚压根儿就不喜欢丰乐楼这官方色彩太浓烈的名字，也许是诗歌本体的具体要求，他选取通俗化、百姓化的“礬楼”概念作为怀念对象。
他不仅怀念礬楼，还念叨着礬楼里的李师师和宋徽宗——
“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这么老的妓女都南迁了，还有什么留在汴京呢？
“整体搬迁，比上世纪50年代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入郑州，要彻底决绝得多！”河南大学程民生教授说，“东京虽然就此名存实亡，但在精神上，它依然镇服着杭州。在东京辉煌的光圈下，杭州始终不敢与东京平起平坐。”
“东京城虽然被金人占领，但灵魂不死，国家的首都，仍然是东京汴梁，而不是什么杭州。杭州只是皇帝临时驻跸的地方，公私文献中都称它是‘行在所’、‘行在’，顶多说个‘行都’。这是政治原则，也是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东京的存在，是南宋的精神支柱，它能维系朝野上下和北方汉人。这面旗帜插在汴梁，却飘扬在南宋人的心中。”程民生教授说。
也因此，没有哪个朝代的迁都，像大宋这样，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将旧都独特的社会文明整体复制到新都，全盘“汴化”。
全盘“汴化”，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汴京。恍惚下，他们还真的以为临安就是汴京——“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在虚拟的汴京，在汴京气象中，南宋人又过上“丰亨豫大”的奢侈生活，依然如在东京一样醉生梦死。“西施效颦”之全盘“汴化”
“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流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
这是《梦粱录》上的话。
一部《东京梦华录》，写的都是东京的生活，名副其实；一部《梦粱录》，写的尽是当时杭州的事物，却名实不副。
“在成为行都之前，杭州与东京相比，远远瞠乎其后，不敢与其同日而语。在东京过惯都城奢侈生活的人，突然避难杭州，一种失落感便油然而生。”徐吉军说，“袁褧的《枫窗小牍》，就写了发泄这种情绪的一段话：‘汴中（汴梁）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及余邸寓（住在杭州），山中深谷，杭田林莽塞目……唯野葱、苦荬、红米作炊；炊汁许许，代脂供饮。不谓地上天宫，有如此享受也！’”
唐代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何日更重游”，宋代柳永“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与苏东坡“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这些浪漫主义者的伟大作品，显然把更注重生活实质内容的人给忽悠了。
想想白居易、苏东坡在西湖筑下堤坝，杭州城市水利基本建设才刚刚开始。这些东西在中原地区大概两千年前就完成了，那时杭州能好到哪儿呢？
南渡之后，临安城几乎成为东京市民、中原侨民的天下，北方人口“数倍土著”。
先前杭州的一切，都不适合行都的要求。彻底“汴化”，在所难免。
在东京先进文化的冲击下，杭州土著甚至不知所措，以致在吃法、穿法上，都模仿东京人，闹出笑话：“东京人吃笼饼、蒸饼有去皮的习惯，这皆为汴梁风尘所致。但原来的临安居民，也依样画葫芦。妇女在街上行走，要方幅罗巾盖头遮盖半身。贵人出游，要一二十人手持镀金罐子，前导洒路过车，叫水路。这些皆因北方风尘，设而成习。临安的气候，显然和东京不同。但临安土著居民中的贵族妇女与士大夫出游，照样以方幅罗巾盖身、前面用水洒路，又成为后人的一大笑料。”徐吉军说。
临安的酒楼、茶肆和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他们把中原传统的烹饪技术、汴京风味、管理方法等，也带到临安，从而使临安一派“汴京气象”：“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也。”“今临安所货节物，皆用东都遗风，各色自若……”
赵构对此，也在点头称是。
一日，高宗玩赏西湖，泊舟苏堤，品尝“宋嫂鱼羹”后龙颜大悦，赐银百文。消息传开，缙绅豪贵纷纷下顾，“宋嫂鱼羹”于是成为南宋的一个名菜。至今八百多年来，它还是今日楼外楼的黄金招牌菜。
楼外楼的另一个黄金招牌菜，就是“西湖醋鱼”。
“西湖醋鱼原来叫‘醋熘全鱼’，它源自咱东京汴梁的醋熘鲤鱼。鱼用醋糖调味去腥，源于北宋。在杭州，它发展为西湖醋鱼；在开封，它发展为鲤鱼焙面。”中国烹饪大师、开封黄家包子老店厨师长朱永敬先生说，“从整个杭帮菜看，南宋时期形成的南料北(汴)烹，都是它发展的家底、套路。”
楼外楼“西湖醋鱼”把根归结在宋五嫂身上，鲤鱼焙面则把根寻找到赵匡胤那儿。
“赵匡胤要吃活鱼，这下难坏了厨子。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给鱼盖了床被子。”开封黄家包子老店总经理黄勇军说，“厨子对皇帝说，鱼活着呀，它在睡觉。”
赵匡胤一高兴，鲤鱼焙面就成为名菜了。
当然，鲤鱼焙面的历史还没有一百年，这是个传说。
西湖醋鱼的历史也没有一百年，它是个后来的名字。
但这两个南北名菜的根，都在东京汴梁，则是为专家认同的。
如今，楼外楼已经发展成为杭州的一个餐饮、食品集团，一年收入数亿元。其中西湖之滨的楼外楼餐厅，黄金周一天的最高峰值收入达到过70万元。楼外楼餐厅规模并不比开封龙亭之畔的礬楼大，名气也不比咱开封的响亮，但人家的生意却火暴得很。
而礬楼，还在死去活来的边缘挣扎。
一切都是经济文化中心南迁惹的祸？
难道时至今天，礬楼这样的品牌还养不起，保不住，必须死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