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间，汽车驶近一座立于公路旁的烽燧，它完全由土筑成，底座至少四米见方，高约十米，一角坍落，隐约可辨台阶。
“烽燧下面就是古代著名的丝路北新道，烽燧每隔六七十米一座，从巴里坤向西一直延伸到木垒，共有七十二座！”我又一次领教了老张过人的记忆力。“你注意看。”老张提醒我，“这些烽燧遗址的建筑特点、大小和布局都不一样，不是一个朝代修建的。据说最晚的建于明清，最早的在汉朝或唐朝以前了……”
汽车在尖山的公路桥旁停下来，这尖山很特别——孤岛一般突兀地矗立在一片平原上，虽然山石嶙峋，草木却旺盛，陡直的山崖犹如刀削斧砍过一般。更令人称奇的是山崖脚下的乱石缝里，竟然冒出两股清泉，款款地滋润着一片绿毯般的草地。有两个哈萨克族少女在那里汲水，老张说：那是从半山崖中落下来的两孔飞泉，可惜在学大寨的年代里，人们为了扩大水源，胡乱炸了一炮，泉水改道，好端端的自然景观就这样被破坏了。
站在桥上向北眺望，嗬呀，好大的一片水域——那就是古代的“蒲类泽”，今天的巴里坤湖了。
往前无路，汽车开不到湖边，不过从这里也足以领略她的风采了！和我所见过的所有高山湖泊不同，巴里坤湖不在群山环抱之中，而是在半山腰上，人在低处毫无遮拦看到她的时候，那泓映着天光雪色的湖水便不再是一个平面，而是像一堵玉墙似的竖立起来，不见堤坝，愈显诡奇。西部湖岸界线清晰可见，向东，水汽与山岚浑然一体，不知何处是尽头了。
巴里坤湖面积约112平方公里，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排泄归宿。由于消耗蒸发，湖水盐分和矿化度很高。盛产食盐芒硝，并不适宜游览。所以，除了下湖淘盐挖硝之外，这个自古有名的湖泊在当地人的眼里算不得什么。像我这样对她尚有一番雅兴的人，大半都是外地来客了。
早在唐代，就有骆宾王留下的关于巴里坤湖的咏叹。他的《夕次蒲类津》（一作《晚泊蒲类》）中有“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的诗句，写出了古蒲类戍边保国的战争氛围，却并没有对蒲类泽直接地描述。清嘉庆进士，后来曾做过云南巡抚的李銮宣，贬谪迪化（今乌鲁木齐）曾作《蒲类海三首》。其中第一首写得最好，诗曰：“雪岭三峰矗，天光一镜涵。日高澄海市，波静露云岚。鹳鹤盘空起，鱼龙得气酣。尾闾何处泄，不必注东南。”前两句倒是他对巴里坤湖直接观察的感受，而后鹳鹤鱼龙一起出来，纯属诗人浪漫的想象了。
对于巴里坤湖写得最真实而又情景交融的，是一位人们不甚熟悉的清道光年间的贬官史善长。此人“倜傥有异才”，在江西做过县令。“县以大治，民爱载之”，后来因事褫职，遣戍新疆。三年后才获赦东归。前面那句“群山裹一城”就是他初到巴里坤留下的诗句。
他的一首《蒲类海》，始写他在岭南的听闻：“昔闻蒲类海，乃在天山以外之穷边。河源除非张骞到，弱水只是神仙传。”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对他来说原是“游踪所不经，宦辙所不至”的地方，居然成了他的发配之地。戍边途中，他看到的巴里坤湖“滟滟洛溶波一片，寸苇纤鳞都不见”，而气势却是“围三百里磨青铜，历万千年澄匹练”。特点呢？“旱不竭，潦不增，冻合天河总不冰”。最后，借湖中有潜龙的传说，抒发了一番“边黎百姓需膏泽，莫抱颌珠冷处眠”的爱民思想。
巴里坤湖，就是这样一个牵动过古代许多贬官谪吏思绪的古老而又神秘的水域。今天，谁又敢说她不会引起我们西部开拓者的注意呢？也许有一天，湖中含珠长眠的潜龙会腾飞起来，像史善长希望的那样，普施膏泽于黎民百姓呢！
赏罢湖光，再去看山色。那就是巴里坤人引以为豪的黑沟。
看去近在咫尺的东天山，走起来却不近。车驶近山脚，竟和南坡一样，满山巨石。不同的是，这里的石头上斑斑驳驳布满了铁锈色枯死的苔藓，石间灌木丛生，比南坡的石滩多了点生气。我忽然觉得：天山曾经是一条卧龙，它浑身一抖，抖落无数龙鳞，才有了今天这些乱石。不信你嗅那石上的苔衣，怎么会有一股腥气呢？
车越过一条雪水河，向东一拐，上山了。几分钟后，车窗外山色渐重，塔松葱郁。山坡上毡房星星点点，我们已夹在两条山脉之间了。北面山上，有一座水力发电站，山巅置一凉亭。向南看去，群峰嵯峨，树木千嶂，层层叠叠，果然是一个好去处！
我到过乌鲁木齐南山的白杨沟、水溪沟、哈熊沟……还有闻名遐迩的伊犁果子沟，它们都同属天山，沟沟有灵气，山山有生机。山坡上的青草绿得让人心醉，但那大都是横向的断裂山谷。黑沟却是一条纵向的，深入大山腹地的峡谷。即使是冬雪纷飞的季节，沟内依然丛草凝绿，留有一片春意。是很好的冬牧场。
黑沟很长。老张说：再往里走，有飞泉瀑布，琪花瑶草，一步一景。不过，从旅游角度来讲，黑沟还需要整治，特别是道路和沿途的乱石，带着原始的野气，给人一种有煞风景的遗憾。
下山途中，我问老张：“巴里坤到底有多少条沟？”
“230条！”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像这样有树有水的呢？”
“差不多一半。”
他肯定的语气不由我不信。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新疆没有天山，那将会是什么样子？我脑子里跳出一句话来：天山——绿洲的母亲，新疆的脊梁，祖国的西部之魂！
巴里坤人
在短短的三天里，我发现多数巴里坤人都和老张一样，对这块土地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它不单是那种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它要比这个复杂得多。
维吾尔族在巴里坤居住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人数仅占全县十万人口的2%多一点；回族，大部分是光绪年间随清军西征而来，定居于此的关中回民的后裔，占全县人口1％不到；蒙古族，在元朝曾经是这块土地的统治者，历时达二百年之久。巴里坤不少地方，至今沿用蒙古语地名。由于战争和清军屯垦等原因，到18世纪，蒙古人几乎全部迁走。1929年还剩150户，至解放初期，只剩下48户了！
占全县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哈萨克族，则主要是l883年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签订以后，被迫从塔城、阿勒泰一带迁来的。这种迁徙活动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哈萨克牧民的大批迁入，给向来有“古牧国”之称的巴里坤草原畜牧业带来了生机。这里的哈萨克族仍然保留着部落的习俗，有些习俗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还很大。有人告诉我：县文工队那位弹钢琴的哈萨克女演员和她现在的丈夫，就是冲破了同部落人不许通婚的习俗，几经周折才得以如愿，结为伉俪的。
汉人最早来到巴里坤，可上溯到公元72年。窦固、耿忠击败匈奴之后，开始在此留兵屯田。公元420年，西凉残部李宝和他的两个舅舅唐和、唐契召集流亡的两千余家逃到伊吾（古哈密）依附柔然。后来唐契被任命伊吾王，屯兵巴里坤。有一种说法：大河唐城就是伊吾军的屯兵城。之后，宋、元、明、清各朝代，汉族人陆续大批从湖南、四川、陕西、甘肃来到这里。其中有左宗棠、徐占彪的湘军和蜀军，天津的商人，陕甘逃荒谋生的移民，也有流放的犯人。在“军屯”的同时，又有了“民屯”“犯屯”。他们中许多人，在与当地人民长期共同的生活中，逐渐和其他民族融合了。现在巴里坤血统纯正的汉族人，最远的可以追溯到夏商五代。一直陪同我们活动的县群艺馆老许，是新疆文坛上的一位乡土作家。他的家族在巴里坤已有七代。即使解放后来巴里坤的汉人，最少也有两代。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像巴里坤这块土地那样抛洒过太多古代、近代民族征杀的血水，同时又浸透了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建设的热汗。难怪这里的草原如此丰美，也难怪巴里坤湖水咸得发苦，布满了白花花的芒硝！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铭记的真理——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是这块古老土地的共同主人。历史上称霸一方和割据势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团结和睦才是草原明天的希望。
在去大河唐城遗址途中，我们曾看望了大河乡一位农民业余作者——年仅20岁的江苏姑娘杭月花。她的母亲18岁从江苏支边来到巴里坤。听说我也是江苏人，倍觉亲切。她们用从家乡带来的糯米粉包元宵热情款待了我们。杭月花的父亲也是支边来的。“嗨，他们这些江苏人，当初在这里吃苦吃大了！”陪同我们的老张一声长叹，替主人道出了难以言尽的辛酸。女主人说起创业的艰难，也未免神情黯然。杭月花的父亲就是在繁重的劳动中不幸遇难身亡的。现在，一个寡妇拉扯着三个孩子总算在这里立住了。
杭月花养了一院子鸡，还要种地。家境贫寒迫使她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这个皮肤黝黑，手脚勤快的姑娘的血管里，显然奔流着父辈那种不肯向命运屈服的热血，但她又比追求温饱的父辈高出一筹：在耕耘土地的同时，还耕耘着她的诗。在几乎没有任何人直接帮助的情况下，她的诗居然一次次赫然登在了《哈密文艺》《新疆青年》《飞天》等刊物上。当听着她用一口地道的巴里坤话诉说买不到书，得不到老师指点的时候，当我在全县业余文学爱好者座谈会上的讲台上，蓦然发现她已经一大早从乡下赶来，一双求知的眼睛在人群中向我凝望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颤抖了……
大河乡是一个建筑布局十分奇特的地方。所有的民房都紧靠大路两侧，像一串念珠，竟然长达25公里！从杭月花家里出来，望着车窗外的新居旧宅，我不由感慨万分：这中间，有多少杭月花式的家庭，有多少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又有多少西部开拓者悲壮而又豪迈的故事啊！
在巴里坤见到的最高地方长官是县委宣传部部长老吴。戴一副黑边近视镜，衣着整洁，文质彬彬，一看就知道是个读过大书的人。当面一问，果然是61届开封师院的毕业生。分配到巴里坤后，在这个无亲无故的边境山城搞了20多年教育工作。杭月花就是他教过的学生。仅仅这一点也已令人感佩了。由于我大学毕业后也有一段与他大致相同的经历，很想和他多聊聊。一天中午，他请我们到家里去吃“羊肉揪片子”。那是近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后才搬进去的新居。房间宽敞整洁，庭院舒适幽静。面对东天山，背靠古城墙，颇有一点陶渊明世外桃源的味道。
但是，我总觉得房间显得过于空寂。问及他孩子的情况，老吴笑容顿敛，神情沉重起来。他的一个儿子，患有一种并不难治的病，却因县里误诊耽搁，加之交通不便，不幸夭折了。要是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这场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我不仅在这里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而且献出了我儿子的生命……”老吴良久地沉默着。我找不到话来安慰他。接着，他淡然一笑，用欣慰的语气谈起另一个已在县电视台工作的儿子。“他工作得不错，学习也很刻苦，天天晚上用功。有时候也回家来停住……”那种经受打击后的坚韧意志和安详的神态，使我心里不由得肃然起敬！
是的，除了那些支边的农民，还有成百上千党和国家派来的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军人……他们为巴里坤的发展与繁荣都付出了代价，作出了后人世代不该忘记的贡献。我还结识了教师进修学校的业务骨干李老师；留职停薪，填补了县里篆刻图章空白而致富的鞋厂职工、上海人小孙；因为写了一篇小说蒙冤多年后才重新工作的老赵；以及许多我在此无法一一提及的“巴里坤人”。他们勤勤恳恳地为建立新巴里坤工作着，同时也渴望在这个事业中发展自己的才能。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生活在巴里坤的汉族人对这片土地怀有那样复杂的感情和比家乡熟土更深的眷恋。
可惜，我在巴里坤的时间太短了，没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巴里坤人，特别是没有来得及去了解这里的哈萨克民族。当我伫立在尖山脚下的大桥上，注视着萨尔乔克乡那一片哈萨克毡房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走进去看一看哈萨克族同胞啊！听说，一部分哈萨克族牧民已经使用上了太阳灶，这真是个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是的，一代一代唱着牧歌，轰赶着羊群，追逐水草的古老民族和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草原，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深刻变革。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机会，让我为巴里坤再写一篇内容全新的文章。
“巡洋舰”启动了，下一站是伊吾。我对着阳光灿烂的山城望了最后一眼，心里说：
再见了，巴里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