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颂考古，说考古工作者们的手铲可以让干涸的历史泉流恢复喷涌，使被人忘却的事物重现于历史的舞台，在昨天与今天之间构架起理解的桥梁。这些话总让我联想起二十多年前和不少同志一道在哈密的丘陵绿洲中进行的探索与寻觅。天山南北，跋涉往来，既有苦辛，也有欢乐。那些细节，今天都已逐渐消失无痕，但通过我们的手铲，在黄土、青石下觅求到的一些古代文明篇章，却随着时日流逝而熠熠生辉。今聊记数则于此，以助访古哈密者的游兴。
位置最东的古代印欧人居地
一位历史学者曾经问我，在西方一本相当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中，提到了“五堡人”，说与我有关，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五堡，是今天哈密市西南一个小小的沙漠绿洲，与哈密市区相去不过六十公里。景观与一般沙漠乡村并无差异：土屋、泥路、淳朴的居民，连片的葡萄园、果园。这么一个小小的农村聚落，这里曾经进行过的一些考古发掘，在目前的新疆，似乎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十分关注。但在国际学术界，“五堡”却因着我们二十多年前的手铲，而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相当响亮的存在。许多学者都在关注、讨论着与它相关联的历史、考古、人文资料。
在人们的概念中，三千多年前的古代五堡居民，不少具有古典欧洲白人的形体特征，这里可能是早期白种人深入亚洲大陆最远的一个点。这在早期人类历史研究中，自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因着这个社会关注的原因，大家相当熟悉的“探索”(Discovery)电视台，曾经派人来到新疆，进入哈密沙漠中的五堡；日本朝日电视也不远万里，派出摄制组深入五堡进行电视新闻采访；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专业研究人员，都曾关山飞越，克服困难，进入五堡以一睹古代五堡墓地的究竟。不少朋友都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五堡古墓究竟是怎么发现的？为什么在1978年你会走到这么一个沙漠绿洲中来？在五堡，究竟发现过一些怎样的历史信息？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得之于偶然。虽然，这些偶然后面有着必然的因素：只要努力跋涉，总是可以获得新知的。
1978年，我与一些同事在天山腹地阿拉沟，已经工作了三个年头。阿拉沟古墓地的彩陶、毛织物和别具特色的葬俗，使我们满脑袋都是难以解开的问题。必须扩展我们的视野，寻求相关的古代文化遗存。于是我们走出了天山，进入了吐鲁番，发现了苏贝希，也到了哈密，寻到了五堡。
二十多年前的五堡，还是相当的闭塞，几个陌生人的出现，立即成了全村的头号新闻。对我们探询见未见过古陶器这类问题，当地人也总觉得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做。伊米提老人，算是村子里见多识广的一位农民，他身体健壮、眼光敏锐。既种地，也打猎，村子四周荒漠没有他未到过的地方。我们的询问传到了他的耳中，如遇知音，立即十分主动地找到了我们，说他在不太远的戈壁上，不仅发现过奇怪的破陶片，还有破木片、人骨头。于是，随即把我们引到了这片今天人们已十分熟悉的古墓地一角。
下一步的事情，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在村中请到了民工，在墓地边缘发掘了二十多座墓葬，目的只是探索。墓穴不大，长不过两米，宽只一米左右，覆土很浅，墓穴上部有整齐盖木，掀起盖木，墓穴中就是下肢极度卷曲的墓主人。极度干燥的环境，含盐很重的土层，使入葬者形体大都保存完好。浅色头发梳辫，身着彩色毛布衣袍，外面或有皮裘大衣，足着皮鞋。随葬的彩陶小罐、绘彩小木桶、小米饼都还不朽。随身小铜刀，衣、鞋上的小铜饰，绿锈斑斑，透着历史的光辉。这次发掘，数量不大，但彩陶器与小件铜器共存这一基本文化特征；平匀、致密，彩色几何纹图案大方、引人的毛织物；保存完好的古尸上显示出的白种人特征等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我们取覆盖墓穴的胡杨木进行了C14测年，结论都在距今3000—3200年间，与彩陶、小铜刀显示的时代风格一致。毛布工艺请上海纺织科学院帮助分析，他们说，其成熟程度简直可以与20世纪40年代上海生产的马裤呢相比！这些初步分析引发着更多的悬疑，1986年、1991年，带着验证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三次进入五堡绿洲，先后发掘了这类墓冢一百一十六座。一再重复的现象，使五堡墓地的文化概念逐渐形成。
在居民种族多源、民族复杂的古代新疆，在哈密绿洲内，早期也曾有过白种人居民，这其实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国古代文献中，相关的记录并不少，但在对古代汉文记录较为陌生的西方学术界，听说三千多年前的哈密绿洲上发现了白种人的痕迹，立即视之为头号大新闻。于是“五堡人”的概念就出现在了一些学术著作之中。仔细想想，亚欧两洲，是连成一片的古老大陆。古代亚洲人西走，欧洲人东来，寻求各自更合适的生存空间，这实际就是当年天经地义的平常事。现代的世界，国境戒备森严，彼此去来自然也没有那么自由，拿我们今天生活世界的规则去想象古远的祖先，就会有许多看似出人意料，但实际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物。“五堡人”可以算一个新的例证。考古，把这些早已被人忘却的事实重新搬上了今天的舞台，应该可以使人们开拓新的视野，从古老的历史中寻求新的营养。
大“疙瘩”下面的历史
在水丰草美的巴里坤草原，沿天山北麓山前冲积扇，细心的人们可以观察到一线排列着的许多巨型的土丘。当地老乡随着土丘色彩变化，个人感受，而称呼它们“黑疙瘩”“灰疙瘩”“青疙瘩”“石疙瘩”等。这些土丘上灌木、杂草丛生，较大者直径往往有40—50米，高出地表也有两三米。它们兀然突起，人工造就的事实明白无误。这些土丘究竟是什么？建造在什么时代？以这类问题询及当地居民，则说法纷纭，实际大都只是各自的逻辑分析，源自不同生活体验而产生的想象。它表明，这些土丘，早已在今天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它历史的印痕，是只能由考古学者们去探索的遗存。
一次又一次在巴里坤草原走过，一次比一次更浓烈地在这些土丘上留下了悬念：它们是巨型墓冢？还是古代建筑的遗痕？站在这些土丘上，俯视巴里坤草原：辽阔的草场，草浪起伏；赤色的马，白色的羊，黑色的牛，在绿色青草中出没；水天一色的巴里坤湖，平静得像一面镜子，远处绵延铺展的北山，飘移的白云，白云下面的丛丛民居……尽收眼底。究竟是什么时代，怎样一个胸怀诗意的民族，把自己的居室，或是死后的陵寝放在了这么一个背依天山松林，面对大湖草场的前山地区，从而享受如是美好的人间世界！
1984年，在经过仔细准备后，我和伊弟利斯、邢开鼎一道，终于在巴里坤南岸的兰州湾子，选择了一处已被老乡挖肥取土稍事破坏了的大土丘上展开了发掘工程。测量、绘图、取土，捕捉土丘上留着的每一点人工的痕迹，以帮助追寻已经消失了的历史印痕。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石疙瘩终于显示了它当年的真实面目。
清除去厚深的土层，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处以巨石构筑的居室，使用面积可达二百平方米。居室石墙，利用天山山前巨大冰川漂砾筑成，外墙面虽大小不一、参差不齐，但内墙面则相对平整。墙体残高仍达两米，中部一道石墙，使巨石建筑一分为二。南面一间主要居室地底有排列整齐的蛀洞。附室居北，与主室有门道相连，附室东向开门。发掘中，建筑居址内不仅见到了手制大陶瓮、彩陶小罐，研磨、破碎谷物的大型石磨盘，还发现了一件高达五十厘米的双耳圈足青铜镘、环首小铜刀、麦粒及大量兽骨。房屋毁于大火，在火灰中清理出的多具骨架，却只是妇女、儿童，少见青壮年。看来，这宏大的居室，这死亡的老弱妇孺，好像都是消失在一种并不正常的烈火之中，种种不平常的迹象，也总使人与社会冲突、战争的烟尘相互联系。
巴里坤草原上这类群列的大石疙瘩，凝集其中的历史烟云，只通过兰州湾子的这一点发掘，还难以完整的揭示。但仅就是兰州湾子的这一发掘，也给了我们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用石室底部火炭进行的C14测年，两次分析，结论差不多统一，石室毁灭在距今2900年前后。石室中所见的圈足铜镘，是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资料，它是青铜时代以来，东至蒙古草原、西伯利亚，西到欧洲北部大草原古代游牧民族使用的炊煮器。它们不仅造型相近，而且代代相沿。古代亚欧草原游牧民族彼此间的联系、交流、发展，通过这件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炊煮工具，可以感受得十分的真切。只从铜镘中即可以感受，美丽如画的巴里坤草原，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作为欧亚草原上联系的一个环节，成为草原游牧民族理想的生憩之处。近年，不少人议论着与丝绸之路沙漠道一起，很早就存在一条丝路“草原道”。它们是开拓更早，往返便捷，曾沟通过欧亚草原文化联系，是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很大作用的交通干线。要真实、具体地感受这条草原丝路，巴里坤草原，草原上成列展开的座座土丘，当然是不可以不去一看的宝地。
丝路要隘——松树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