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张耳在信陵君那里做门客，魏国被秦国灭掉，张耳就跑到外黄县，隐姓埋名。按说一个门客，说出个天来，也就是个帮闲或者帮忙的货色，以前跟的老大即使罪恶深重、罪该万死，张耳也不至于非得要像个重要人物似的躲东躲西。那时候，像张良这样的六国旧贵族，只要安分守己，不闹事，也都可以比较体面地活下去。可见，要么是张耳为信陵君工作时过于张扬、过于卖力，名声显赫，恶行昭彰，要么就是张耳十分珍惜“前信陵君门客”的名声，召集社会流民、不安分分子、不同政见者，暗地里发展组织，非常高调地扰乱社会治安，满足当老大的心理虚荣和物质享受。这样做把秦国得罪太深，秦国官吏才不得不对他穷追猛打，不把他弄死，决不罢休。
这时候，和张耳一起混的陈馀，有文化，有修养，也有老大气场，从后来的表现看，他是一个很有自尊、爱惜自己羽毛的儒者。刘邦早期也对张耳慕名景从，但好像也就是张耳黑社会集团的一个马仔之类的角色，与陈馀相比，缺少高水平教养和文化修养的刘邦，就显得很边缘化。在和张耳混社会的时候，陈馀对张耳俯首帖耳，公开以义子的身份，在张耳集团里混成“二把手”。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是刎颈之交，被当时社会看成可以一起出来闹事，一起喝砍头酒，一起上断头台。这种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交情，让大家感到人与人之间那种很温馨、很踏实、很安全的美好感觉。哪怕他们一起出门打家劫舍，也会让人由衷地羡慕和歌颂。
在秦末造反风潮中，张耳、陈馀在第一时间投靠到陈胜阵营，和张良一样，劝说陈胜支持六国复辟，鼓励大家一起出来造反。两人参加革命的时候，带来了一些人马，以前也积累了足够广度和深度的江湖名声。除此之外，两个人还很能摆大道理，说话条理清晰，看问题深刻，站位高远，还能一针见血，明显是有文化的黑社会流氓集团头目，陈胜还是很尊重他们的。他们指出，只要占据咸阳，以秦国故地为根基，就能成就帝业，这比项羽集团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和把握要超前和高明得多。大概刘邦也是受张耳的影响，从开始参加革命，就基本上能够坚持这个基本战略。即使项羽不让刘邦当关中王，他也要通过游说的方式，哪怕去汉中当王，也要死活赖在秦国故地。这么看，张耳确实是一个战略眼光独到的大佬，难怪这么多人愿意跟着他混。能侃，关键时刻侃的内容还很长远，这正是积聚人气，成立“非正式组织”的必要条件。
不过，一个人有文化，还能拉出一干人马，是没问题的。但论到打仗、整合天下，就需要一些专业化的能力和天赋，张耳和陈馀显然缺乏这样的优秀品质。后来，他和陈馀打着陈胜的旗号，一起跑到河北地区，推举赵国王族后裔当赵王，总算折腾出一片自己说了算的地盘。闹得声势很大，章邯和王离这两支凶悍无比、见谁灭谁的部队，主动来找他们切磋武功。关键时刻，两个人能说不能打、能想不能做的缺陷暴露无遗。张耳和赵王很快被围在巨鹿城，陈馀带着几万人马在外围干瞪眼，就是没胆子过去拼命。张耳非常着急且对陈馀很信任，派出两个心腹跑过去，督促陈馀快来救人。陈馀觉得自己这点人马杀过去救人，也就是找死。与其如此，他明确表示，他不如干脆留着这些有生力量，以后为张耳和赵王报仇算了。陈馀内心大概觉得，看现在这种情形，张耳这条命早晚要“交代”了。他这样做既让人觉得自己义气，又能保护自己。但在两个死心眼儿的张耳心腹的责怪下，他还是不得不拿出五千人马，让他们带着冲杀过去，毕竟他还是要脸的文化人。果真，这支部队连个声响都没发出，就全军尽没，以至于张耳后来见到陈馀后，觉得是陈馀不地道，把这两个心腹给偷偷宰了。看来，陈馀判断当时形势，还是很准确的。不过，陈馀如此行事离刎颈之交的标准也就相差太远了。
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各个诸侯的部队都来赵国“帮场子”。项羽最实诚，最尽心，在昏聩无能的秦二世“大力帮助”下，把章邯和王离所率领的高效率、高水准的作战部队给打残，逼着章邯和王离在安阳缴械投降。意外活着的张耳和以为张耳死定了的陈馀彻底闹掰。张耳指责陈馀见死不救，陈馀气急败坏地表忠心，当着张耳的面，解下将官印绶，显示自己高风亮节，一副重义轻利的儒家做派。张耳身边的“坏人”及时出场，说什么“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张耳顺坡下驴，拿了陈馀的印绶。陈馀本来就是想闹个小脾气，给自己见死不救的不义行为找个体面的台阶下，可这次却彻底玩砸了。不得不丢掉革命前途，跑到黄河边钓鱼生闷气。
后来，陈馀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项羽给他的分封待遇，理由就是自己应该和张耳一样封王，这种革命中途因为和同志闹别扭，就撂挑子不干的，本来比叛徒也好不到哪里去，但陈馀就是理直气壮，联合齐国的捣乱分子，把张耳打跑。陈馀恨张耳太无耻，因此当张耳投降到刘邦阵营后，刘邦邀请陈馀一起去打项羽出气，陈馀开出的条件竟是杀了张耳，否则一切免谈。刘邦没舍得杀张耳，毕竟他是自己以前的大哥，下狠手的心理不够。或者说，张耳在危难之中投靠自己，就因为别人一句要挟的话就杀了，太不义气，也不得人心。所以，陈馀就彻底和刘邦敌对起来，还是韩信最后在泜水把这个意气用事、自不量力的陈馀给斩了。
陈馀不得好死，张耳后来老死。两人最后决裂，实际上是在暗中较劲，都想独占利益，刎颈之交在利益面前变成大笑话，这是司马迁的看法，大家也都很认同。在都没有机会享受丰厚的物质生活和高品质的精神生活之前，压力太大，窝里反没条件，大家都愿意保持一种不离不弃的姿态，信誓旦旦地要同甘共苦。而一旦苦尽甘来，就弃之如敝屣，唯恐对方死得不够快。从后来的历史看，作刎颈之交的表演秀此起彼伏、络绎不绝，比如，刘备和诸葛亮的“鱼水君臣”关系，唐太宗和魏徵那种“镜子君臣”关系，还有很多梁山好汉，见面就喊“哥”，两眼泪汪汪，纳头就拜，动不动就嚷着要死到一块儿，显得忠义，够哥们儿，让大家都很神往。然而，让大家扫兴的是，人世间的常态是，这些拉着手、搂着肩的兄弟或父子般的英雄豪杰，占到了地盘，挣到了钱财，就互相对着砍。在表面上重义轻利舆论环境下，我们并没有想出好办法，让这种看着好看、毒性很大的关系，很良性地走到终结。除非极少见的愿意玩儿命地在乎精神追求（如俞伯牙与钟子期），在我们的历史里，人与人之间玩交心的关系，渴望天长地久终茫茫，共享富贵不绝期，最后受伤的多，丢命的多。一旦出现恶果，还很生气，想拼命，虽然可以理解，但说到根，其实也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境界低或者“老天真”。最好是把脚洗干净，赶紧睡，睡醒了，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