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威信秀”的演出既已成功,商鞅于是趁热打铁,发动了他第一次变法革新运动。
商鞅的两次变法
商鞅变法共有两次,之间相隔十年之久。第一次的重点在社会结构的改变,第二次则偏重在政治制度上的变革。从现有史料看来,这几乎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彻底依照理论的需要,由最高当局发动足以“动摇国本”的社会结构大调整。
商鞅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编制民户,加强刑赏
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编制民户。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作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隐瞒不告发,就要同罪连坐。新法规定,不告发奸人的,腰斩。告发奸人的,跟斩得敌人首级同赏。藏匿奸人的,要跟投降敌人同罪。新法还规定,旅客必须有凭证才能留宿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客舍主人要问罪。
商鞅主张对轻罪用重刑。他认为,这样可以迫使民众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商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商鞅对轻罪用重刑,目的在于贯彻他制定的法令,把民众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战国策·秦策一》称赞商鞅变法的成效说:“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史记·商君列传》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2)鼓励小农生产,崇本抑末
新法规定,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可以免除劳役。游手好闲而贫穷的,把全家罚做官奴隶。商鞅如此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封建生产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政治的经济基础。
《商君书·垦令》一连列举20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有不少抑商的政策。例如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牟取暴利。还主张“壹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所有这些抑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3)奖励军功,按军功重新规定给予名位的标准
立军功的人,按功劳大小领取奖赏;私斗的人,按犯罪轻重受刑罚。奖励军功的具体办法是:凡在战争中斩得敌将一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一级;要做官的,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斩得敌将两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两级;要做官的,委任一百石俸禄的官。官爵的提升是跟斩敌首级的军功相称的。对没有军功的宗室子弟,一律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重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
有军功的人可以享受军功爵的待遇。
秦国的变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施行,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小农经济的稳定发展,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奖励军功使平常百姓也能依靠本领获得做官的机会,打破了官爵的世袭制,提高了战斗力。公元前352年,商鞅以功升为大良造,这是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与前期变法相比更彻底,更侧重于制度上的变革。主要有以下六点:
(1)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废除了西周以来盛行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开掘井田的“都疆阡陌”。所谓“都疆”,就是指各级贵族所占有的井田界限,这些界限是用土堆、沟地、树木等连接而成的。所谓“阡陌”,就是井田中间与灌溉渠道相应的纵横道路。同时,允许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按土地多少抽税。
(2)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的官僚机构
商鞅将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三百四十一个县,并设了县令、县丞和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他们都由国君直接任免。此举将全国的政权、兵权都集中到了朝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3)统一度量衡,颁布标准器
商鞅制造了统一的标准量衡器,发至全国各地,标准尺约合今0.23米。
(4)按户按人口征赋
商鞅规定按人口征赋,并严惩隐瞒户口的“匿户”,以限制官僚地主豢养食客的数目。
(5)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部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后来秦又统一了其中不少地方,因而秦人保留了较多戎、狄族的风俗。商鞅认为这些落后的习俗对统一中原极为不利,便提出移风易俗,按照中原的风俗,改革秦国落后的习俗。
(6)迁都咸阳,以适应向东发展的需要
在商鞅对内实施变法的同时,秦军对外也积极展开军事活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尤其是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秦孝公听从了商鞅的计谋,一举击溃魏国公子昂率领的精锐部队,迫使魏惠王将以前从秦国掠去的河西地区归还给秦国。遭此失利,一度趾高气扬的魏国转走下坡路。孝公论功行赏,提升商鞅为列侯,并把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西商县)之间的十五个邑封给他作属地。于是后人都据此称商鞅(原名公孙鞅)为商鞅、商君。
作法自毙
商鞅的新法虽受到秦国民众的欢迎,却严重地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抗。新法推行不久,就有数以千计的旧贵族到国都来,说新法的种种不好。以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批旧贵族,也出来捣乱并唆使太子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人人都得遵守。
新法推行受到了阻碍,主要是上面的人不遵守。现在太子犯了法,也得依法惩办。由于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便用刑罚,太子的师傅可担当他的罪名。”于是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判了罪,在公孙贾的脸上刺了字(黥刑)。但是旧贵族不仅没有死心,而且随着变法的深入,斗争也日益复杂尖锐。
在第二次新法公布后,旧贵族再次出来捣乱,商鞅把为首的祝懂杀掉,把屡教不改的公子虔的鼻子割掉(劓刑)。旧贵族企图暗害商鞅,商鞅只能在出门的时候多带卫士严加戒备。
当时有一个名叫赵良的游士来对商鞅说:“秦国人对你恨透了,你的寿命像早晨的露水一样,长不了。你不如把封邑还给国君,隐居到偏僻的地方去种庄稼。”
又说:“你不要仰仗着国君为你撑腰。国君一旦死去,秦国一些人会重重地收拾你,你的灭亡,跷着脚就可以看到。”商鞅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变法。
在赵良劝告商鞅后第五个月,秦孝公在公元前338年突然去世了。太子驷即位,开始称王,即秦惠文王。怀恨在心的旧贵族们迅速行动起来,公子虞等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商君欲谋反!”
秦惠文王与商鞅早有嫌隙,于是下令逮捕他。商鞅闻讯后立即出逃,到达边境的时候,见天色已晚,准备投宿客店。但商鞅没有证件,店主也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绝说:“商君的法令规定,留宿没有证件的人,店主要被问罪的。”
商鞅这才感到自己新法的弊端,长叹一声说:“唉,法令严也有这样的弊端啊!”
历史在这里好像跟商鞅开了个玩笑:他定的法律,现在却逼得自己无处藏身。商鞅准备出逃魏国,可是魏国边关守将拒绝他入境。他们怨恨商鞅曾设计打败魏公子昂,同时又担心如果商鞅入境,强大的秦国会进行报复。
商鞅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准备率领从属和邑兵对抗秦惠文王。然而,秦国自变法以来已经建立起的中央集权体制,除了国君拥有集中指挥调动军队的权力外,任何卿相以及列侯都无权调兵。终于,商鞅被秦惠文王的军队俘获,并被处以车裂之刑。商鞅全家也遭到灭顶之灾。秦惠文王虽然抄灭商鞅一族,但对商鞅两次变法所遗留下来的制度都照单全收,并利用这个坚强的基础迅速地向外扩展国力,不久,便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强盛的国家。
与王安石变法后的宋朝局势相比,秦国日后的发展要幸运多了。
王安石两度下台后不久,宋神宗也积劳成疾去世;接着保守派掌权,新法尽废;不久新党又掌权,又恢复新法,但实质与王安石的本意大相径庭。在这一新一旧的混乱中,北宋也因此被弄得亡国了。秦惠文王则聪明得多,他虽痛恨商鞅,却非常清楚新法的价值,因此他继续秉承孝公遗志,努力协调并推动变法,终于使新法所获得的成果继续保持。商鞅富国强兵的理想终于在其政敌的手上完全获得了实现。
除了对武将重视之外,嬴政还高度重视专业化人才。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修建者李冰其实就是嬴政任命的太守。可以说没有嬴政对专业化人才的重视和对李冰的支持,都江堰是不可能建成的。我们今天看这个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似乎也应该记起伟大的嬴政。还有一个水利人才我们也都很熟悉,那就是郑国。郑国刚到秦国的时候,就是一个间谍,他的目的在于修建一个可以水淹秦国的工程。嬴政刚开始并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后来发现郑国的真实目的之后,也没有将郑国处死,而是让他继续修建,以便利于关中农田的灌溉,发挥了郑国的专业技术,使得秦国经济实力大增,反而获益匪浅。其实最能表现嬴政求贤若渴的还是他试图收用高渐离的故事。他不是不知道高渐离是荆轲的知己好友,但是高渐离的音乐才华实在太让他倾倒了。
对于这样的人才,无疑每个帝国都是急需的,因此,他将高渐离收容到了身边,并且一再容忍了他的刺杀,直到实在无法挽回为止。嬴政始终无法理解高渐离的执著。其实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高官厚禄、恩威并重也许能够将人才留在身边,却不是根本的方法。高渐离对燕国、对荆轲怀着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无法剥夺的。今日所谓人性化管理,其实从根本上讲也就是培养感情,以情动人,其效用之大也许超乎你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