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下文坛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学作品之一，《兄弟》自诞生之日起，就身不由己地被放逐到了争议的漩涡中： 首先，来自读者市场的接受与主流批评界的评价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截止2006年6月就已行销近百万册的惊人数字，“被业内外153位专家评为2005年畅销小说第一”的业绩，使《兄弟》一骑绝尘，成为目前颇为萧条的文学市场中的某种传奇，从中也能看到余华作品相当广泛的读者市场号召力；但另一方面，自《兄弟》上卷问世以来，来自文学评论界的批评之音，可以说不绝于耳，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兄弟》下卷上市不久，就有一本名为《给余华拔牙》的酷评文集贴身而出，这本汇集了李敬泽、郜元宝、蒋泥等当代知名文学批评家的文集，以异乎寻常的嬉笑怒骂宣告了主流文坛对《兄弟》的普遍不认同。
其次，在面对外界之于《兄弟》众说纷纭的评价的时候，曾经屡获殊荣的著名作家余华的反应颇为耐人寻味。一方面，他宣称《兄弟》是他目前为止写得最为成功的作品；另一方面，从《兄弟》上册出版开始，一向颇为低调的余华就一反常态，马不停蹄地接受各路媒体采访，到全国各地巡回签名售书。其高调之处自然让人疑窦丛生。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兄弟》以其喧嚣和张扬，制造了一个很难一言以蔽之的特殊的文学现象。仅仅将其搁置在那种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纯文学”的批评格局中，仅仅对其作相对封闭的“新批评”式的文本解读，可以发现，除了自娱自乐以外，其实我们已经很难有足够的话语能力来应对《兄弟》以及围绕着《兄弟》所产生的各种争议，当然更谈不上通过有效的解读作品并进入这些争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者、读者。在这个层面上，也许只有先反省当代文学所固有的批评文学作品的理论资源、流行模式和切入角度，以更贴近作品的新的研究视野和阐释机制去加以把握，才能在重新定位作品的前提下，产生出令人信服的批评结论。
将《兄弟》搁置在“当代文学生产”格局中去加以研究，在我看来，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阐释可能性。假如不了解《兄弟》得以诞生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特点，不把《兄弟》当作当代文学日益成熟的生产机制的一个典型结果，也许我们对于《兄弟》的评价永远都只能是隔靴搔痒，软弱无力的。
《兄弟》与当代文学的商品化生产方式
某种意义上，作为文本出现的《兄弟》只是一种文学生产的结果，如果仅仅从这一结果出发，将其叙事层面所传达的意韵当作文本全部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被动的误读，一种不可能越过作者优先权的“第二性”的解读。在这一前提下，我认为，文本要被真正理解，必须首先打破静态的被动的解读方式，越过已成形的文本而进入到文本诞生之前，通过对各种构成文本形态的客观的、主观的因素的综合解读，才能把握文本为何一定会以这种面貌被呈现，又为何一定要以这种内涵被解读。
落实到《兄弟》这样的具体的文本上，由此，由出版方、作者、媒介及读者市场共同构成的作品产生流程，就必须作为能决定《兄弟》内部意韵及价值指向的关键因素，纳入到我们考察的视野中来。而“出版”，作为连接作者/读者、文本制作/市场需要之间的中介，其之于整个文学生产流程的核心作用，应该尤其得到关注。
事实上，从出版的角度来看，像《兄弟》这样的畅销作品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而应视为是一种必然。它不应仅仅被看做是作者余华个人精神活动的结晶，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与出版方、市场博弈的结果。
在《兄弟》的产生过程中，作为前奏，余华的签约作家身份首先值得注意。2004年，余华同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签约，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签约作家。此举在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以往的观念中，作家与出版社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作家超脱物质利益束缚的“自由身”往往被看做是其作品较为纯粹的“独特性”的来源，是能够决定其作品对现实的判断、与市场的距离从而体现其超越现实的“个体精神”的降落点。这种“自由身”尤其得到强调的另一个依据，是因为在90年代以前，中国的出版主体在所有制形式上，基本上为单一的国家所有，有着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控制而更强调精神上的“政治正确性”，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回避了经济效益的追求；再加上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传统的“安贫乐道”基础上形成的“精神至上”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每个人产生的强大影响力，因而，无论是从出版社还是从作家来讲，那种在远离物质利益追求前提下建立起来的作家的“自由身”，都将是顺理成章的结果。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出版体制改革缓慢的进行，“职业作家”、“专栏作家”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人们接受这些以稿酬为生的作家们的前提，是他们在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商业化”的烙印，而被鄙视地归入了“通俗作家”、“写手”的行列，与所谓的“纯文学”划清了界限。90年代早期的“雪米莉”创作小组及晚近的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大致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向被视为先锋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余华，做出签约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行为，当然也就意味深长了。这次签约，按照上海文艺社总编郏宗培的说法： “余华之所以能够成为该社的签约作家，是同出版社为其提供的服务分不开的： 余华除了几部长篇以外，更多的是一些中短篇和随笔，这些作品分布在几个不同的出版社，作者本人很想将这些作品集中整理推出，但是这样做投资比较大，一般的出版社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气势去尝试。上海文艺社在了解到作家的出版意图之后，同作家达成了协议，于2004年春节前推出了余华12本作品集，从而奠定了作家同出版社长期合作的基础。”从表面上看，上海文艺社与余华的签约颇有雪中送炭的味道： 由于余华之前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在《活着》之前的作品——先锋意味十足，在出版归类中属于“小众”，因而其他出版社普遍没有“勇气和气势”去结集出版。而上海文艺社逆流而上，似乎更多是一种文学“赞助行为”，与“盈利”的关联不大。
但实际上，在这样貌似清高的签约背后，恰恰有着相当明确的对余华及其作品的市场定位考虑在里面。《兄弟》的实际操作者郏宗培在另一次采访中谈道： “余华是实力派作家中的佼佼者，更是一代年轻读者的偶像。……我们看好余华，是他的作品与其他先锋派作家相比，颇具特殊性。《活着》在广泛的读者心目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位置。他能以近乎炉火纯青的技巧，营造出一种完美的阅读快感来。他的文字，他的叙述节奏，也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口味。实践证明，余华的小说生命力是很强的。”也就是说，在出版者看来，余华不是作为“小众”的“先锋派作家”而进入他们的视野的，相反，却是作为能制造完美阅读快感、拥有广泛读者群的“颇具特殊性”的“偶像”作家而受到他们的青睐的。在这样的定位中，可以发现，出版者更看重的，其实还是余华可能拥有的市场号召力，而不一定是余华作品的文学性。
文本的市场性与文学性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时候，郏宗培立足于出版社运作文学类畅销图书的基本原则，进一步阐释了他对文学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看法：“一是抓原创小说，……二是抓实力派作家，……三是抓营销。”按照他的说法，“原创”、“实力”与“营销”必须三位一体，才能成就文学畅销书。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畅销书运作模式，更多的时候，文学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此和谐。仍然以《兄弟》为例，郏宗培谈道： “畅销书是可遇不可求的，它是个系统工程。要找到一本适合畅销的书，要做好畅销书，是在有为而治和无为而治之间进行权衡。刻意去找未必能找到，因为好书不一定畅销，畅销书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为了达到畅销的目的，出版社选择的图书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这其实是出版社对于畅销书在文学性上的基本定位，这一定位的合理性在于，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会以其高标独格的个人创造性形成大众在接受层面上的障碍，从而影响其畅销程度。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在文学畅销书的实际操作中，“原创”、“实力”这些因素其实是要在相当程度上服从于“营销”的目的和手段的，市场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又一次被明确无误的标示出来。
当郏宗培以《兄弟》来论证这一道理的时候，可以说，《兄弟》并非一流的文学品格但可能具有的巨大市场效应，出版社在操作的时候，就已相当明了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看待余华与出版社的合作，其潜在的意味就明朗了很多——无论是余华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签约还是其后围绕《兄弟》展开的运作，它更应被视为是在90年代之后文化市场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一种双方合谋的市场操作行为。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签约成名作家的方式，可以垄断出版作者全部创作，使自己可以在更有保障的前提下，更宽泛、更自由地挑选并制作畅销图书；亦可以从营销的角度介入作家的创作，要求作家配合其营销策略从文本创作到市场推广予以广泛的配合。另一方面，从余华的角度来说，与出版社的合作，意味着原本的精英作家放下身段，以出版社为中介，寻找更大的读者群与更广泛的市场回报。但是处在文化转型期，在多年以来的文化精英观念与成名作家身份的共同作祟下，余华这一代作家的市场化道路就不可能像“80后”作家那样彻底，那样公开，声称签约时为了出版自己包括先锋文学在内的全部作品，声称《兄弟》是自己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作品，其实并不如外界指责的那样，是虚张声势，是夜郎自大，也许更确切的说法是作家的一种生存策略。利用这种说法，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驳主流文学界对其投向市场的指责，为自己欲抱琵琶半遮面的文化转型行为寻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在《兄弟》产生的过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兄弟》为余华谋取的高额版税： “像我们上海文艺社出版的《兄弟》（上、下），累计发行近１００万册，作者余华拿到的版税当然是相当可观了。余华自己说，去年是他创作生涯中收入最高的一年，仅上海文艺支付的版税就有一百多万。”相形之下，出版社所获利润似乎也并不算丰厚： 现在出版社一本书的毛利也就是在20%以内，不会再大，比十几年前大大缩小了。如果你把书做大了，还是可以薄利多销。由于像《兄弟》一类的文学畅销书还需要投入大量的媒体宣传、巡回签售等费用，所以出版社取得的直接利润并不见得很高，尽管它要承受的是比出版一般的图书更大的风险。
由此形成的第二个疑问就是，在这样的预期风险下，上海文艺社出版《兄弟》，在直接牟利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
上海乃至全国的出版界在90年代以后遭遇到转型阵痛因而进入我们的考察视野。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国的出版社纷纷进行改制： 在所有制形式上，开始由单一的国家所有向多种所有制形式转化，股份制、民营、外资逐渐渗透入图书经营业，尽管在政策层面上，这种渗透仅限于图书的发行与零售，但不可避免会对图书经营的上游如编辑、出版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经营方式上，图书出版开始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单一的事业型经营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企业化运作，在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前提下，在实际经营中，经济效益这一面往往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但是，在初步完成出版集团的组建与企业化改制之后，各个出版社却普遍碰到了发展的瓶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提供的《２００４—２００５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指出，“我国出版业面临历史性考验”，其主要表现为： ２００４年，全国图书品种增长９．４％，总印数下降３．８％，定价总金额增长５．５％；发行业纯销售数量下降１．３２％，销售金额反而增长５．２８％；库存数量增长８．０４％，金额增长１１．９％。……说明我国图书生产力上升，但消费能力在下降，出版业仍然靠提价保持增长。相当一部分出版社的库存量超过年产值，出版社不得不通过增加品种来广种薄收，并造成新一轮退货，如此恶性循环，新书泛滥成灾，便形成市场泡沫的现象。在并不太景气的出版格局中，以上海文艺社为主体的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突围而出也就很值得探究。依然以《兄弟》为个案，可以略窥门径一二。事实上，在处理像《兄弟》这样的畅销书的时候，出版社的思路是相当缜密的。首先，他们对出版现状有着较为清醒的理解： 出版现在进入了微利时代，你不能一下吃成一个胖子，……如果出版社还像以前那样做，肯定是做不大的。但这并不是他们就要冒很大风险出版《兄弟》的全部理由，另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想法其实是想以点带面，通过成功操作几部畅销书在目前的出版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求得生存”： 一个出版社做畅销书，实际上是搅动你的长销书，甚至带动你库存书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老出版社如果只捧着你的铁饭碗，不去寻求更多货源的话，会被人家淡忘的。
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出版社，做好畅销书只是阶段性的战略，或者说常规性战略之一。也就是说，在出版社的策略中，之所以要大张旗鼓地制作像《兄弟》这样的畅销书，很大程度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更大的目标可以归结为与整个出版社的品牌战略有关。通过畅销书的运作，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凝聚市场人气，形成读者关注的热点，进而带动出版社相关图书甚至库存图书的销售——在《兄弟》出版之后，余华那12本文集顺势热销，已经可以证明。更进一步说，出版社自身亦可借短期内较为集中的话题，吸引媒体进行大量报道，从而成功建构出版社自身的品牌形象。
应该说，上海文艺社形成这样的以单个畅销书带动品牌建构的策略，实际是在当下的出版格局下形成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应对之策。在“全国图书出版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提供的最新报告中，尽管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版业却依然被看做是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出版业中心，但是在综合竞争力、教育、社科、少儿、科技等各项分类统计中，上海地区出版业的排名并不算名列前茅，唯一称得上亮点的，大概就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在文艺类榜单中，它高居亚军地位。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排名，除了总资产、年销售利润等硬性指标外，与上海文艺社这两年的畅销书策略有着很大关系——《兄弟》、《品三国》、《话说中国》等一系列在国内外卓有影响的畅销书的出台，为文艺社作为品牌出现的无形资产增值不少。事实上，与北京具有中央背景的大出版社相比，像上海文艺社这样的地方性出版社并不具备很强的实力，正面进行品牌塑造活动，将个别畅销书做到深入人心的程度以带动品牌推广，其意图在于“小投入，大产出”，以上海文化特有的精明与务实摸索出迂回曲折塑造品牌的途径。
只是，假如制作《兄弟》这样的畅销书其意义不只是在于作家与出版社之间相对单纯的合作，而被赋予带动长销书／库存书甚至被搁置在出版社“品牌”塑造的意味的话，那么，出版社对于图书的运作也就不仅仅限于针对其内容进行行之有效的包装、上市，而是更大限度地将围绕着图书的一切有利因素都演化为自身的“品牌”营销的需要了。这样的话，出版社的营销策划之手深入到文本内部，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例如《兄弟》采取的较为罕见的上、下册分册出版的策略，才变得易于理解： 出版社对余华的《兄弟》及其他作品、对易中天的“品读中国”、《品三国》采取分册出版、分期上市的策略，这是在实践中逐渐总结、改进而形成的，这种捆绑式地做系列做品牌，对培养读者群、培育畅销品牌书市场会产生更强的推动力，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关键是要看准对象。从品牌营销的角度来说，能将图书中蕴含的一切吸引人的信息提取出来，转化为读者感兴趣的悬念从而刺激读者的购买欲望，应该是出版社在营销上努力的一种方向。在这个层面上，首创“未完待续”的方式出版《兄弟》的上册，构成一种读者阅读心理上的强烈期待，本身就是一种营销上的成功。更进一步说，作为将“文革”故事演绎得相当深入人心的作家，余华以“文革”为背景的《兄弟》上册在十年之后再度推出，当然已足够形成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余华是否还能提供大众喜闻乐见的小人物的悲喜剧，抑或会有很大的突破？作为很少直面当下生活的前先锋派作家，他是否能将“文革”后这个浮躁而喧嚣的现实世界同样描绘好，从而弥补先锋派作家一贯的游弋于现实之外的那种缺憾？相隔大半年的出版周期，之间持续不断的话题炒作，果然很好的吸引住了媒体与读者的注意力，《兄弟》上册20万首印量很快销售一空，使得下册的起印量迅速增加了10万册，并且形成了上、下册图书销量互相刺激直指百万册的事实，形成了“上海文艺出版社”这一品牌在书市上甚嚣直上的势头，印证了其营销策略的正确性。
签约作家、高额版税、分册出版、捆绑销售，当《兄弟》与这些营销策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命运其实已经身不由己地与中国当代出版困境及由此突围努力联系在一起了。当它更多被当作出版社品牌战略的重要标志的时候，不仅仅是它的外部姿态，包括它的整体形象呈现、意义阐释方式等在内，显然都不得不与出版社的显在或潜在运作扭结在了一起。只是，这样的更多建立在出版社自身“品牌”营销基础上的畅销书出版策略，是否也是《兄弟》自觉的追求呢？
《兄弟》在当代文学生产背景下的意义阐释
从文本的角度来说，围绕着文本产生的种种外部世界的因素，是否能够构成我们进入文本阐释的必要通道，关键是要看它们是否与文本的内部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作为个性创作与文学生产的中间物，作者余华在《兄弟》中所折射出来的写作心态、现实立场与处理文本的方式，因而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环节。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余华在创作《兄弟》的时候，似乎不仅仅是将自己当作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是将图书营销方面的一些角色内涵自觉的附着于自身： 在将余华称为作家的同时，郏宗培也曾经将余华的身份定义为“出版家”、“发行家”。至少，他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从封面选择、版式设计到市场策划，余华都没有置身事外。《兄弟》是他十年磨一剑的小说，而他是一个“靠版税生活”的作家，他毫不讳言，他拿到了“应该是中国作家中最高之一”的版税。而可以验证余华参与《兄弟》出版的现实依据之一，就是余华本人同意并且始终坚持《兄弟》分册出版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兄弟》上册面世之后，引起争议最大的，恰恰就是这个分册策略： 坦白说《兄弟》这种出版形式，比它的内容更令人摇头。我从来不知道，一部长篇小说竟然还可以人为地——非不可抗力地——被腰斩为两半而分次出版。我在网上看到余华的解释是，这么做是为了要赶上2005年8月份上海书展。这个解释道也不遮不拦，坦白爽快得还有几分诚实。只不过，至此，文学作品也如同其他产品一般，可以分批生产、销售，还要惦记着干时间去参加各种交易大会……今天《兄弟》的出版则完全是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后“做”出了畅销书写手。在读者和评论家看来，如果《兄弟》只是为了营销、宣传的目的而采取“分册出版”的形式的话，这应该就是一种失败，是一种无视于文学自身创作规律的生硬市场举措。
但这样的看法，在我看来，似乎是过于情绪化，也过于简单了。《兄弟》的分册出版形式是否可取，并不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意志是否把它当商品还是把它当艺术；而在于分册抑或不分册，在内容表达上是否有本质区别；采取分册的形式，作品到底又传达出了怎样的意蕴。
搁置在这样的前提下，分册或不分册，就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和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密切相关了。在《兄弟》的封底上，余华曾经拟写了一段广告语，交代了他认为该书可以分册的主要理由：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终生万象的时代，……连接着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很显然，在余华这段先于下册而出现的写作初衷表述中，可以发现作者较为鲜明的写作立场： 极其压抑的文革时代，他固然相当鄙弃；本能张扬的当下世界，似乎也得不到他的认同。作者通过双重否定，制造出了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效果，从而有意识地将两个时代放在一起，通过逻辑上的对应，完成了对《兄弟》上、下两册的整体勾连。
如果是这样，倒可以认为，余华并不是想走一味迎合当下世俗口味的“通俗化”的道路，在对待那类似于浓缩西方人四百年历史的中国人的四十年中，作者还是对其作出了属于自己的具有批判意味的价值判断的。问题在于，在事后我们所看到的文本中，这个事先张扬的初衷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相反，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游移，甚至是有意识的颠覆。
首先，在人物命运安排上，至少在下册中，在作为世俗欲望象征的李光头的崛起史中，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作者预先设定的批判意味游弋在其中，而更多看到了作者的认可与默许，尽管带着些许反讽，带着一点无可奈何。从大获全胜的福利厂厂长到国内外通吃的垃圾大王，从操纵惊世骇俗的美处女大赛到诱使初恋情人林红投怀送抱，李光头成功地树立起了自己作为这个时代“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 他是强悍的同时又是恋旧的（如对宋钢的兄弟情），他是不择手段的却又保留了做人底线的（如欠债还钱），他是赤裸裸的但赤裸裸到极致却又分明带着点可爱（在勾引林红的过程中，他就远比林红更给人好感）。可以说，在刻意营造的“人性复杂”的李光头身上，作者有意无意地灌输进了“存在即是合理”的意念，而回避了对李光头身上的欲望以及实现欲望方式的正面考量——例如，在处理14岁的李光头因偷看女性下体而被抓住游街的事件的时候，余华不再像他在早期作品中所做的那样，将它设置为一个展现人性黑洞的窗口了，相反，他故意强化了李光头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那股子无赖泼皮劲，使他居然能够把一件本来很羞愧很耻辱的事情理直气壮的转化成一种交易，换来了56碗三鲜面，而且跟他做交易的，居然还是一些体面的人，刘作家、赵诗人，连老婆受辱的童铁匠也不能免俗。在这样的描写中，余华有意识地将原本隐藏在事件中的悲剧进行了喜剧性的转化，李光头的年幼不再让人产生人性本恶的联想，而在对其恶行的强化中，引申出了一种建立在人性坚韧上的天真烂漫之气；与李光头较为彻底的真小人姿态相比，其他的各位成人反倒显示出了另一种世故的丑陋，但在作者强烈的荒诞意识下，这种世故的丑陋也不大会引发对人性深入骨髓的拷问，在轻松的、戏谑的类似于相声小品的氛围中，很容易让人一笑了之，仅仅留下一个平面的单薄的反省空壳。作者在人物塑造上那种兼顾大众轻松阅读心态的功夫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在展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余华采取了“我们刘镇”的叙事角度： “我们刘镇”，这个叙述者是谁？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在刘镇里面的一个群众，也可能是几个群众，……严格说它是介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的，但是始终有一个我们刘镇的视角，这个视角绝对是定格在2005年的。用带着鲜明的当下气息的“我们刘镇”来观看刘镇上充满了欲望气息的众生相，很显然，作者并没有打算制造一种超脱，甚至没有制造一种有意识的距离。“我们刘镇”这样的叙事视角只能是在“刘镇”产生出来的，带着“刘镇”特有的烟火世俗气息，具有使“刘镇”疯狂起来的蛊惑人心的欲望味道。以“我们刘镇”进入李光头们的故事，我们只能够看到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街谈巷议在四处飞扬，丑闻、绯闻、游街、暴力、财富等奇闻轶事往往会洗脱其蕴含的价值评判，以一种原生态的形式出现，从而可以让人们在不将自己带入故事的安全承诺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在“我们刘镇”的视角下讲述“刘镇故事”，当余华一如既往地施展其长于细节描写的手段的时候，那些包含着暴力、血腥、罪恶的场景，当然也就只是一种风景——也许这风景令人潸然泪下或者让人捧腹大笑，但仅仅是风景，供人观赏而已。“我们刘镇”的视角不可能产生可以超越“刘镇故事”的反思和自省，也不可能产生不同于历史理性的另一种理解历史的方式，而只能是一种参与与狂欢，一种以群众运动消解个体存在的集体癔症。在这样的情形下，鲁迅批判的“看／被看”就很容易被置换成群众狂欢式的“窥视”＋“围观”，对人性冷漠的洞察和批判也就嬗变成了对大众文化戏谑式的宽容和理解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叙事方式下，可以看到余华作为隐身作者的自觉退场。当叙事者不再从“刘镇故事”中分离出一个独立的声音去加以评判的时候，大众化的现实立场、价值评判就会取而代之，成为作品全部的意义归结所在。在这个层面上，李敬泽认为： 《兄弟》上半部的方程式就是1＋1＝0，就是世界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命运……过去的四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这样的断语，的确是言之成理的——在大众的评判视野中，道德伦理标准永远是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我们刘镇”只对李光头父子子承父业的窥阴癖感兴趣，也只能发现孙伟父子、刘作家、赵诗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故事。但是，在《兄弟》中，可以看到，即使是操作简单的善恶模式，余华也未能有始有终，而是出现了某种断裂。在上册中，余华延续了主流社会对于“文革”这个非人时代的评价，着力打造的是常规意义上的“恶”的图景，暴力殴打，饥饿，心灵折磨，由此迸发出来的，自然也是传统层面上的“善”，好父亲宋凡平所传达出来的温暖亲情与正常伦理，李兰的羞耻感与尊严感，苏妈扶危济贫的正义立场等，无论是对“善”的描述还是对“恶”的定位，都没有超出我们今天伦理常识的范围。但是，在下册所展示的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上册中被固定下来的“善”、“恶”的内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金钱至上的原则下，那些可以直接收获物质利益的举动似乎就变成了“善”（至少是“独善其身”的“善”），如宋钢为了挽回林红的爱情，居然做整容手术，给自己制造了像女人一样沉甸甸的胸部，目的是推销美胸产品。尽管宋钢的行为实际上是坑蒙拐骗，但在“爱情”的幻影下，居然也颇有催人泪下的效果。这样的效果明显是混淆了人们的道德常识，模糊了原本清晰的“善”、“恶”边界。而对李光头成功的竭力渲染，则暗示了作者在相当的程度上纵容了“恶”以一种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被允许的正当形象风行一时。这样，在上册中，余华更多只是津津乐道于展现善恶的简单对峙；而到了下册则把玩起了善恶混淆的游戏，在叙事的立场上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也正是在这样的裂痕中，我们可以发现叙事者的随波逐流，当他总是用大众惯常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追求来构造作品，来结构人物的行为逻辑的时候，他就不可避免的会将“当下”当作“政治正确”的全部出发点，以当下人的感觉与意识去理解全部的历史和现实；我觉得无论是对上部那个时代也好，对下部这个时代也好，我用我的方式、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就是努力去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前一个时代已经发生，已经完成了，后一个时代已经发生，或者说还在发生，我们只能用理解的方式，这是我从我的角度，从兄弟两个人命运的角度去理解这两个时代。尽管说得比较含蓄，还是能让人感到作者作为“后一个时代”人的优越感，而这种感觉，也正是每一个混迹在当代人群中的平庸大众都能体会得到的，但是，却并不是一个试图在作品中以“生活在别处”的感觉穿越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家应该具有的。
从人物塑造、叙事视角到价值立场、篇章结构，余华始终没有将我们原本熟悉的那个愤世嫉俗的具有鲜明个体意识的“我”放进《兄弟》里去，相反的，他都在刻意的规避自我，规避一种个性化的把握；而一直在有意识的靠拢当下生活，将自己融进平庸大众人群中，小心翼翼的按照这个时代流行的观念、趣味和习性，以认同“成功”、制造财富传奇的方式，摸索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产品。因而，如果说，在上册中，我们还能依稀看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种小人物的悲惨境遇构成的对大时代的疏离、反讽的话，那么在下册中，作者对以李光头为代表的众多张扬欲望的人物的成功史的有声有色的铺陈，很明显地就与当下社会中人们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较为主流的价值观念构成了一种呼应。
这样的话，《兄弟》的上、下册之间，就并不能如作者原先设想的那样，能够在“批判”的层面上建立起有机的关联，从而成为一个整体了。如果要将《兄弟》放到精英文学的框架中去加以评判的话，我们会认为，上述的断裂当然是一种败笔，而《给余华拔牙》中的许多评论家对于《兄弟》的冷嘲热讽都是言之成理，切中肯綮的。但是，如果承认从成为签约作家起，余华与此呼应的很多创作都不能被单纯的搁置在纯文学的平台上，而更应该被视为当代文学生产的一种结果的话，那么，也许我们的评判会从另外一些方面进行展开。
如果与以出版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联系在一起，余华放弃“我”而投向“我们刘镇”的叙事立场和角度，就是可以理解的。在余华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中，可以发现，读者并不关心他在《兄弟》中寄予了个人怎样的想象，而更关心比如处美人大赛的短信投票形式是否受到“超女”比赛形式的启发，自动验钞机是否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了，用吸管吸的汤包是否是一种独特的发明等。在普通读者的阅读中，他们需要被唤起的是一种触手可及的感性的经验，需要在共同关心的事件、细节的纽结下寻找到自我的认同，所以读者的兴趣点在于那些凝聚了这一代人经历的事件、细节是否能以符合他们记忆的“真实”方式被忠实的记录下来，任何企图篡改、修正或者涂抹这种记忆的方式都会被质疑的；任何在叙述时有违于常规情感与评价的立场也会招致批判。因而，在面对畅销书召唤的尽可能广泛的读者群时，余华“我们刘镇”的叙事策略选择应该是与出版社的基本目标一致的。
如果与以出版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联系在一起，《兄弟》上下册之间存在着的裂痕也是可以解释的。也就是立足在大众的层面上，余华自觉以“庸人”的姿态对历史与现实作出了看似矛盾其实却又相当实际的判断。处在变动的当下社会中，每个从上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其实都很清楚地知道做人的基本底线，但又无法遏制内心的欲望，只能徘徊在善与恶的边缘、现实与道德的交叉地带。《兄弟》上册对时代的疏离和下册对时代自觉不自觉的认同，也许就是这个时代每一个平庸者人生挣扎的真实写照。在这个意义上，余华不认为《兄弟》的分册是错误，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可以视为，那种追随主流的历史分期与记忆方式，依然是他恪守的基本写作前提；另一方面，也就是从这个裂痕中，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写作姿态，那就是并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奢望能找到一种救赎的力量，告知大众；而只想说，上册提供的那种善恶理念固然是好的，而下册展现的欲望化的生活方式更是可行的，两者在“庸人”的立场上是可以矛盾而并行不辔的一起存在着的。如果这样的解释可以行得通的话，那么可以说，余华的分册出版以及由此形成的断裂依然是一种迎合了大多数人生存观念的尝试。
由此，在我看来，《兄弟》是出版社、作者和读者自觉联手打造的成功的文化商品。它有着相当清晰的市场定位，有着较为务实的市场推广策略，也因其对转型期读者群生存心态与阅读兴趣的准确把握与迎合，制造了广泛的市场影响。因而，尽管从纯文学的批评阵营中发出了如潮恶评，也发出了捍卫纯文学的不屈声音，但是否这样的声音也会被畅销书的营销巨手收容进去而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呢： 可以预料，余华和《兄弟》的拥戴者都将对上述的异议表示异议。《兄弟》的巨大销量将使狙击批评家的主要理由。相对于签名售书的火爆场面，几个不知趣的批评家犹如螳臂挡车式的人物。在我看来，读者人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真理标准。面对《兄弟》以及类似于《兄弟》的更多畅销书的出现，我们的文学批评是否能变得更有力量一些？
（原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