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分裂的历史意识与碎片化的现实
进入21世纪以来，与“乡土世界”相关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作家的历史意识出现了裂痕，不再有着完整的内在逻辑，对于充满了生机和混乱的现实，在价值判断上呈现出茫然和困惑。这种现象在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受活》、尤凤伟的《泥鳅》、王祥夫的《上边》等一系列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作家整体历史意识的分裂，与作家对于当下中国农村的认知有关。正如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农村、农民、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是善良和勤劳的，但农村却一直是最落后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国家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那农村、农民又怎么办呢？在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极度地发挥了潜力之后，面对着粮食产量不再提高，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的社会问题，农民再也守不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被裹挟于“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与那个“现代性”的生活纠缠在一起，沿着国道盖楼，出外打工，土地荒芜或者被征用，农村、农民陷入了巨大的时代漩涡中，于是贾平凹质问：“土地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是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所质疑的正是中国当代乡土社会何去何从的问题，面对历史进程中“乡土”未来发展这样重大的问题，大家都茫然惶惑时，作家自然也难以有把握自己的自信，整合历史的视野和意识只有在现实变动的过程中逐步展开，在展开过程中，复杂的现实又时时对他们的意识提出挑战，于是我们在诸多的描写农民与农村生活的小说中，难以感受到历史发展的稳定逻辑和明晰的方向，而是历史意识分裂的矛盾和惶惑。
这种历史意识的分裂，带来了与“乡土世界”相关的小说中的现实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 小说中人物生活方式的盲目性。尤凤伟的《泥鳅》写的是农民进城打工的生活，他曾说：“《泥鳅》写的是社会的一个疼痛点，也是一个几乎无法疗治的疼痛点。表面上是写了几个打工仔，事实上却是中国农民的问题。农民问题可谓触目惊心。由于土地减少、负担加重、粮价低贱、投入和产出呈负数，农民在土地上看不到希望，只好把目光转向城市。”这段话隐含着两个重大的问题： 一个是传统的乡土世界，在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下，呈现出颓败的趋势，农民在原有的土地上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只得盲目地进入城市；另一个是进入城市的“农民”由于精神上仍然属于“乡土的世界”，且身份与城里人也有区别，城里的文化和人也难以接受甚至排斥他们，那么，农民还有稳定的生活方式吗？当下中国乡土世界所出现的这种变化，体现在农民身上便是他们动荡、不安、盲目的个人性冲动，他们的生存选择缺少社会理性规范和历史所要求的社会责任，人的行为方式有着突出的个人性的、盲目的性质。《泥鳅》中的“国瑞”、“陶凤”等一群农民来到城市后，他们违背乡土伦理所要求的做“老实人”的准则，去做“鸡”、做“鸭”，甚至做黑帮的“老大”，虽然都是迫于生计、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但是当他（她）们去选择这种职业的时候，是有着仅仅为生存而选择的盲目冲动的因素在起作用，选择之后的痛苦、无奈和受人欺凌、摆布、愚弄的处境是预想不到并且无力摆脱的。像国瑞成为玉姐的“近仆”，后被玉姐的丈夫设计陷害，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实际上一张庞大的命运之网笼罩着进城的农民。周大新的《新市民》、孙惠芳的《民工》都体现着这样的意蕴，符合历史趋向所要求的有目的的工作或生活在这里都被个人的、无奈的人生宿命所取代，即使留在乡土世界里的人也同样有着这种人生的盲目和冲动。毕飞宇的《玉米》中的玉米对自己的人生，也进行了这样的选择。在乡土世界这种个人人生的盲目选择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时代变动过程中的巨大历史力量所导致的生活破碎感，面对这种混乱而富有生机的现实，目前小说所表达的“乡土世界”是碎片化的，作家的历史意识也是随着碎片化的生活呈现出破碎的无奈和痛感。（2） 这种历史意识的分裂体现在小说中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人生价值的不确定性。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曾说四面八方的风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样鸡，被吹得无所适从，这非常形象地说出了当下乡土世界的情形，在这里乡村人的价值判断也被“吹”得不确定了。从“乡土历史”的发展来看，影响乡土人生价值的历史文化力量主要有两种： 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与宗法文化，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公社为组织基础的社会群体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人民大众文化。这两种文化影响下的乡土世界其人生价值的标准都是较为明晰的，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追求什么或鄙弃什么似乎都有一个外在的确定性标准，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经济和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原有人民公社社会组织基础上形成的主流文化形态，以往的宗法文化在乡村中的统治力量也日渐衰微，新的乡村文化规范又没有确立起来，乡村人的价值观念似乎变得模糊不清、难以确定。王祥夫的《上边》写一对老人守着生活了半辈子的房屋和土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逻辑，在漫漫时光中，品尝着生活的滋味，他们的儿子在城里工作——这是“乡土世界”所追寻的一种有价值的人生，但是他们却渴望儿子归来时的生机和活力，儿子走了，他们又回到了寂寞中。儿子的“出走”与“归来”，对于他们而言，显然有着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而这两种价值的选择却是困难的，他们只能在冲突与期待中承受内心的折磨。艾伟《水上的声音》则在乡村所信奉的美好信念的被遗弃中，哀叹着世风的堕落，有价值的人生到底在哪里呢？这种人生价值的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仍然生活在乡村中的人身上，同时也体现在“出走”的那些农村人的生活中，在尤凤伟《泥鳅》中进城的农民，一方面不愿放弃乡村伦理所培养起来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又要经受着城里的“现实”对自己的挤压，不得不放弃已有的价值规范，这种冲突导致他们内心的剧烈痛苦和无可奈何的悲剧人生。这群乡村人，在城里左冲右撞，混迹于一片喧嚣的碎片化现实之中。
行文至此，我们也许应思考一个问题： 历史意识的分裂所呈现出的碎片化的现实，是当下文学进入乡村历史、现实的一条有效途径吗？作家历史意识的分裂是社会转型导致现实碎片化而引起的后果，但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历史意识是不能与现实一起碎片化的。巴赫金曾这样说：“如果作者对主人公的生活持怀疑态度，那么，作者就可能成为纯艺术家；他将始终以超越性的完成化的价值与主人公的生活价值相对立，他将从完全不同于主人公从自己内部经历生活的角度来概括生活；叙述者的一言一行都将尽力利用观察上的根本优势，因为主人公需要超越性的确认，而作者的视角和积极性，也正是在主人公的生活面向自己外界的地方，才会对主人公的基本思想含义界限作出本质性的把握和加工”。在这里巴赫金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超越性的完成化价值，这种超越性的完成化价值对作者所要表现的主人公的生活和生活价值是持怀疑和对立态度的，依靠这种态度才能对叙述的对象作出本质性的把握和加握。由此看来，作家应有一种超越“碎片化现实”的历史意识、一种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才能获得对现实的美学表现。如果承认巴赫金的话有道理，那么就有理由要求作家应具有超越现实的思想能力和把握现实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呈现碎片化的现实。
二作家主体情感的内部矛盾
作家主体情感的内部矛盾与历史意识的分裂和碎片化的现实有直接的关系。当作家无法以完整的历史意识把握变动、富有生机、喧嚣混乱的现实历史时，在情感上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这种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对正在变动的乡土世界中已有文化形态的消失有着深深的眷恋、悲悯、忧伤，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了这种变动的不可抗拒性，有着痛苦的惶惑和无奈。作家主体情感的这种内部矛盾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从未体现得这样强烈，这种矛盾不仅折射着时代的现实性内容，而且也意味着文学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刘玉栋的《跟你说说话》行文舒缓，但潜隐的情感冲突却是剧烈的，他通过叙述者王大手对家人的叙述，看到了进城的姐姐和父亲所遭遇的悲剧性人生，也看到了爷爷守在土地上的那份执著。作家在情感上是认同爷爷的生活方式并予以肯定的，但对姐姐、父亲的“离家进城”又无法抗拒，甚至还要遭受由他们的命运所带来的屈辱和痛苦。孙惠芳《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显然对作家主体情感的这种内部矛盾处理得更为复杂一些，两个进城的民工把自己的女人留在了乡土世界里，但这两个女人也曾有过进城的理想与浪漫，这两个女人的命运深刻地表现出了乡土世界已有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后，作家对乡土伦理逻辑的眷恋和无法抗拒这种变化的忧伤。这种内在的情感矛盾在贾平凹的《秦腔》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秦腔》中的清风街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是让人忧心的巨变，“不想让它走的一点点走了，不想让它来的一点点来了，走了的还不仅仅是朴素的信义、道德、风俗、人情，更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的精气神；来了的也不仅仅是腐败农贸市场、酒店、卡拉OK、小姐、土地抛荒、农民闹事，来了的更是某种面目不清的未来和对未来把握不住的巨大的惶恐”。于是小说中的清风街出现了喧嚣、忙乱、破碎的秩序，贾平凹写的是风俗、是文化，是种种人，是历史、是现实又是背景，就在这样的地方，夏天义、夏天智、白雪、屈明泉等人物，一起演绎着当代生活的历史。就在这当代生活的展开过程中，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这就是人们不再安稳地守在生存了许多年的土地上，而是想尽办法去获取金钱。金钱欲望与忙碌的奔波使生活在喧嚣中呈现了勃勃生机，一旦这种新的生活因素进入当代生活，已有的生活秩序被搅动后，相对稳定的人性、伦理、道德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在这里人和人之间出现了一次次不愉快的碰撞，甚至是尖锐的冲突。奔波的人群无情地践踏着乡村已有的生活气韵，那象征着传统乡村生活文化精神的秦腔，也在不可避免地被遗弃，贾平凹在“留恋”与不可抗拒的惶惑中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凭借着对乡土世界的熟悉叙写着他的痛苦、哀悼、迷惘与辛酸。
阎连科的《受活》也同样充满了主体情感的内部矛盾，如果说贾平凹在矛盾中对不断展开的当代生活充满了留恋、惶惑与迷惘，那么阎连科却以决绝的背离和批判的姿态对变动的乡土世界中出现的新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否定，他分明知道这种到来的现实不可抗拒，但是对这种不可抗拒的新的生活方式，他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焦虑，他似乎预感到受活庄人对于自己过去生活方式、道德伦理价值的背离将会带给他们悲剧性的命运，为此，他写到了过去的历史，写到了在1949年之后的岁月里，流落于此的红军战士茅枝婆，带领村民加入到农业合作社建设进程中去后，这个平静、安谧的世外桃源便没有了平静的日子，甚至遭受了政治权力所赋予的“合法”的掠夺行为。在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中，他进一步地思考着当下生活中受活庄人的命运，于是他看到了中国社会中的“市场”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现代社会，市场是由“商品”支撑的，而在中国当下的历史情境中市场却受到“权力”的控制，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权力推动的。在“市场”发育不健全的乡土世界，当人们的金钱欲望被煽动起来后，缺少法制规范和道德约束的金钱攫取，必然导致背离社会公德的行为产生，受活庄人被掠夺一空、受尽摧残的悲剧也就有了某种必然性，这种现象也预示着当代社会剧变中所潜在的巨大问题。由此阎连科带着滴血的心，思考着受活庄人的最终归宿。阎连科内心情感的矛盾似乎以一种虚构的方式得到化解，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更大的焦虑： 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难道只能以“虚构的想象”得到化解吗？
通过如上论述，显然可以看到贾平凹和阎连科、刘玉栋、孙惠芳等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表达主体情感的内部矛盾时，其处理方式是不同的，特别是贾平凹的《秦腔》和阎连科的《受活》，对作家主体情感内部矛盾的表达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学意义，不仅带来了文学表达乡土世界的某种复杂性，而且表明作家开始与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起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但同时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贾平凹的《秦腔》在情感矛盾中呈现出惶恐与迷惘，这种惶恐与迷惘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对于变动中的乡土世界的深入思考，在他密实流水般的叙述中，有着现象的丰富性，却也显得芜杂，有着人物命运的多样化，却也有着人物平面化的缺憾。正如他自己在《秦腔》后记中所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是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人生，是为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这种不知道的“迷惘”，对于作家而言是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深度和思想力量的。阎连科以对乌托邦世界的倾情向往和对当下现实中的物欲、贪欲泛滥构成尖锐批判，但退回到乌托邦的坚守，是否也削弱了作品直面历史进程的精神向度和现实的复杂性？美国黑人作家艾利森曾说：“我觉得自己决心献身小说时，身上就肩负了美国小说家一脉相传的责任；描写广大复杂的美国经验中我最熟悉的片段，这些片段不仅使我可能对文学的成长有所贡献，而且对自己心目中理想文化的塑造也可能略尽绵薄之力。在这层意义上，美国小说是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征服，当它描写美国经验时，同时也创造出美国经验。”这段话，对于当代中国作家也理应引起思考，中国作家不仅要描写“中国经验”，同时也要创造出“中国经验”，那么，也就不能停留在现象的描摹或规避现实的复杂性上面，而是以创造的激情和思想去建构艺术的审美世界。
三细节化的叙述方式
当作家的思考和审美视野与本土的文化语境密切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发现乡土世界已有的生活逻辑和生活形态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贯穿于以往小说中的那种历史逻辑似乎不那么完整了，于是在近几年的小说中出现了与以往“宏大历史叙事”不同的叙述方式——细节化叙述。贾平凹的《秦腔》、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
近几年的小说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细节化”的叙事方式呢？这显然与作家历史意识的分裂和情感的内部矛盾有关，为了更确切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把赵树理的《三里湾》、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贾平凹的《秦腔》作一比较分析。在赵树理的《三里湾》中，本土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是有趣和丰富的，但是日常生活经验是与他对社会的整体认识——农民必须要走合作化的道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日常的生活经验，那些土头土脑的言谈举止，有时就渗透进了浓郁的政治性意味，小说的整体叙事是被一个明晰的“要改造农民”的历史观念所控制的，“细节化”是服从于宏大历史叙事的。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也是如此，在《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住进县招待所，得知每晚要付5元钱，他在招待所房间内那种带有破坏性的细节描写，是经常被大家写文章时引用的，这种“细节”描写是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思想密切相关的，传达着启蒙者所要批判的小农意识的狭隘和自私，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而言，则是历史性的启蒙叙事的呈现。在这样的比较中再来看贾平凹的《秦腔》时，我们看到在作品中贯穿生活细节的整体历史观念模糊了，面对碎片化的乡村社会生活也就只能有细节化的叙述方式了。
“细节化”叙述方式的出现，与面对历史、现实的惶恐、迷惘有关，同时也与启蒙理性的现代性叙事在当代生活中所遭遇的尴尬有关。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确立的启蒙叙事，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理性的自信去发现社会应有的秩序和不应有的落后、愚昧与黑暗，因此，在他们启蒙叙事的背后，是有一个应有的“历史逻辑”作为叙事支撑的，这个应有的历史逻辑就是社会向“现代性”的不断靠近，问题是当“现代性”真正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展开时，它所带来的并不是我们所预想的，就如今天的乡土社会，“现代性”部分主导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及内心欲求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已有生活秩序、生活逻辑破碎时的混乱、茫然以及已有美好精神失去时的忧伤，面对这种景象，自然感受到了启蒙叙事面对乡土现实的无力。当然，我们仍然可以从启蒙的立场去批判农民的狭隘、自私，但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后，他们已脱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留给乡土的是社会秩序变化之后的另一番生活景象，启蒙话语似乎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正如南帆评价《秦腔》时所说：“纷纷扰扰之中，清风街正在发生悄悄地蜕变。麻将、酒楼、骑摩托车的村干部、卖春小姐，承包砖窑和果园、农贸市场、电吉他伴奏的流行歌……没有人知道明天是什么。这一切就是历史吗？的确，没有人敢轻易动用‘历史’这个字眼，因为方向不明。我相信贾平凹的心情十分复杂。爱恨交加，喜怒交加，但是没有明晰的判断。”既然启蒙叙事“历史逻辑”的确定性在今天现实中遭遇了难言的尴尬，那么，从日常生活原生态入手，用“细节化”方式叙述现实也就成为可能。
承认“细节化叙述方式”在当下小说创作中的合理性，但不等于说这样的叙述方式就是完美的。“细节化”是小说审美的基本要求，没有细节也难以成为小说，但在《秦腔》、《妇女闲聊录》等作品中，细节疏远了与“历史逻辑”的关系、成为叙述的核心时，就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美学问题。在此以《秦腔》和《妇女闲聊录》为例作一具体分析。《秦腔》的“细节化叙述”是由那个半痴不傻、半疯不癫的叫“引生”的人叙述出来的，这种叙述有它的优势，就是增强了日常生活经验的丰富性，呈现出了生活原生态的面貌，但仅仅呈现“现象”就是小说的目的吗？小说应该还有“现象”之外的意义。贾平凹说他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人生，他对“现象”缺乏明晰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叫“引生”的叙述人倒是符合贾平凹的叙述心态，但是这种叙述明显地缺乏“历史的逻辑性”，这种历史的逻辑性不是先验的观念，而是“生活之所以如此”内部因果关系，艺术创作当然不是逻辑推理，但对于生活的形象表达是应有一种逻辑的，我们说艺术创作是形象思维，既然是“思维”就不是痴人的梦呓。“艺术形象世界的结构形式不仅是对空间和时间因素的安排，而且也是对纯思想含义因素的安排；不仅有空间和时间的形式，而且也有思想含义的形式。”这个“思想含义的形式”是与形象所蕴含的历史性内容及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细节化叙述”如果忽视了这种“思想含义因素”的安排，就很难具有震撼人心的美学效果。或许有人会说，《秦腔》的叙述是一种“民间叙述”，“民间叙述”是不需要知识分子理性的介入的，我觉得这是对“民间叙述”的误解。“民间叙述”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叙述老百姓的故事和生活形态，虽然民间叙述与知识分子叙述有所区别，但它同样应该依据民间的历史观念、思维逻辑、伦理道德判断去展开叙述的过程。任何“叙述方式”都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与作家的美学观念、思想倾向、历史意识等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来说也存在着相类似的问题。在《妇女闲聊录》中，“叙述者”似乎从文本中隐去了，日常琐碎的生活和细节、鲜活的生活经验走进了读者的视野，但与之相伴随的是作者与作品主人公精神上的某种疏离，虽然在艺术创作中要充分尊重“自我”之外的那一世界的意义，但是“自我”的隐去却会削弱外部世界在表达过程中的美学力量。因为小说审美是人与对象发生关系，所以艺术事件是在作者与其表达的主人公两个心灵之间完成的。通过如上分析可以说，“细节化叙述”为当下小说提供了一些新的因素，但在细节叙事过程中，不应忽略“历史逻辑”和“作者整合现实的精神力量”在叙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当代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展开的当代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产生更多新的内容，这些新的历史内容自然会带来更多的文学的新的因素，但不管怎么变化，文学不会失去它所拥有的美的尊严和精神的力量。
（原载于《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