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朝阳沟》是以农村集体生产为故事背景并且按照“大跃进”的神奇速度创作出的一出现代戏。1964年元旦，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北京观看《朝阳沟》汇报演出，标志着该剧的政治地位达到巅峰。但是《朝阳沟》能够历经时间的淘洗，在今天仍然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追捧，却无法按照政治的逻辑进行理解和解释，这不能不算作戏曲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文革”开始后江青等人对该剧的批评恰好可以从反面说明该剧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政治正确”，而是对银环等“中间人物”的生动塑造，也就是说，尽管这是一出与“大跃进”密切相关的豫剧现代戏，但是它毕竟在政治理念的强制之外为当代人留下更多、更丰富的理解方式和情感内涵，由《朝阳沟》所寄寓的农村理想依然鲜活地延续在今天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挥之不去，历久弥新。
和很多拥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一样，我也是看着《朝阳沟》长大的，在我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劳动之前，母亲经常用《朝阳沟》和银环的故事教育我。对于母亲来说，《朝阳沟》显然是一个很生动的生活材料，只不过她并没有把银环看成一个真正被改造成功的“会劳动”的“农民”，而还是把银环当作一个来自城市的、可爱的“洋学生”，她通过银环这样学生气十足的形象来我描画我劳动时的窘态，其中流露的意思不仅仅有善意的揶揄，也许还有对儿子将来有一天要改变农民式命运并变成“城里人”的期待，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因为在我们这个家庭的故事里，母亲是拴宝（农民），而父亲则是银环（城里人，确切地说是工人）。从60年代初起，父亲就一直在城里工作，属于非农业户口、吃公粮的“工人阶级”；而我们几个孩子无可选择地跟母亲在农村生活并且必须继承了母亲的农民身份，即使在最讲求城乡平等的年代，工农之间的鸿沟也几乎是无可逾越的，这种“命中注定”的身份如影随形，陪伴了母亲和我们很多年。就那个时代由政治所主导的城乡之间的“迁移”和户口（身份）界定而言，城市（工业）更多地代表着一种强势和优越感——父性，农村则多少是无奈和被动的——母性，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当代城乡融合史，而《朝阳沟》到底还是一出戏，然而戏剧并不简单地意味着虚假，相对于巨大的“现实”鸿沟，《朝阳沟》的戏剧化展演形式成为那个过往时代青年农民“灵光闪现”的生活理想，在由《朝阳沟》所展开的城乡想象中，历史在农民个体身上复活了虚幻而真实的记忆，它关乎理想、时尚和爱情。
一
关于《朝阳沟》的叙述可以先从“劳动”开始。对于银环来说，回乡务农的愿望首先不是来自“劳动的经验”，除了更高的政治意图可以作为支撑之外，她的愿望则在戏曲开篇时主要投射为一种诗意化的农村想象： 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这架山好像狮子滚绣球，那道岭丹凤朝阳两翅扇，清凌凌一股水春夏不断，往上看通到跌水岩好像是珍珠倒卷帘。满坡的野花一片又一片，梯田层层把山腰缠，小野兔东奔西跑穿山跳岩，这又是什么鸟点头叫唤？东山头牛羊哞咩乱叫，小牧童喊一声打了个响鞭，桃树梨树苹果树遮天盖地，花红梨果像蒜辫把树枝压弯，油菜花随风摆蝴蝶飞舞，庄稼苗绿油油好像绒毡。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在这里一辈子我也住不烦。尽管对于劳动成果的赞美本身也隐含着对劳动本身的颂扬，但是山水诗意毕竟不同于切身的劳动体验，这种分歧一开始就在银环和拴保（以及朝阳沟其他农民）身上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也是后来导致银环动摇退缩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劳动的庸常性、身体性对农村想象的诗性和神圣性造成了致命的消解，那么在这出戏里劳动无疑构成了主人公思想的分界线和自我斗争的“战场”，而《朝阳沟》整出戏则是通过劳动来展开的“成长故事”——劳动所卷入的政治复杂性又主要透过主人公的身体和情感这个媒介传达出来，主人公在不断克服自身（体质和精神）弱点的过程中获得了劳动的自觉和政治性的理想确认。然而指责银环不热爱劳动也是不公平的，无论是诗意想象的情感动力，还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1955）奠基的人生抱负，都是塑造银环劳动观念的重要因素，其实一开始导致银环劳动激情消解的恰恰是朝阳沟农民的态度——朝阳沟农民（除支书等人以外的“普通群众”）的嘲笑（也许没有恶意）使银环觉得特别委屈，虽然这还是根源于银环在劳动上的“外行”表现，但是朝阳沟“劳动的共同体”仍然显示了自身的矛盾性： 一方面它欢迎城里人加入，另一方面却以“劳动技术”和“体力极限”传达了某种排斥性（实际上也是区别性或强制性）。这两个矛盾的方面可以统一在“规训”的主导意图之下，却很容易使我们忽视农村精神文化的特定舆论机制以及情感主导色彩，换句话说，比关注一种政治意图更重要的问题是： 情感是如何在农村集体化劳动中构成改造的动力并塑造了农民自身的认同标示。作为戏剧化的因素，“陈奂生进城”和“银环上山”具有同样的身份区隔功能，它强化了外来者融入某种生活共同体或文化群落的“仪式化”条件，细节的繁复与约定俗成的看法构成了认同和区隔的显要标准，如同“懂得入”一样，在某些特殊的语境下，它会滋生出一种不怀好意的共同体凝聚力和强迫意图。对于银环来说，学会庄稼活是融入农村的“第一关”，身体的磨炼和精神上的训诫是同步进行的，无论是银环手上磨起的血泡还是农民的嘲笑，都说明体力劳动是个漫长而繁重的过程而且是精神改造的有效方式。其实不管是城里人（如银环娘）还是农民（如二婶），除了在政策（如户口制度）和实利（工商业所提供的便利）上的明显区分所造成的优劣取舍，大多数的城乡“文化”冲突都来源于那种偏向于自我安慰的对立性假设。拴保和银环的分歧恰好能够说明城乡之间情绪性的对抗最容易在“仪式性”领域爆发——在劳动问题上银环所遭遇到的揶揄甚或批评是朝阳沟“劳动的共同体”优越感和认同塑造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农村和农民对于城乡关系的一次“想象性重构”，其中的“想象性”资源既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某些政策倡导，但是更离不开“劳动技术”这样一些最熟悉的生活材料。
银环在劳动问题上的挫折可以拆解为诗意的农村想象与技术性的体力劳动之间的冲突，但事实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却还是借由想象性的途径实现的，作为缓和劳动排斥性和强制性的方式，戏里戏外——作者和朝阳沟“劳动的共同体”一起为集体劳动涂抹上了绚丽的政治和道德色彩，比如拴保“咱两个在学校”一段唱词，引述了董存瑞、刘胡兰的革命事迹，用“我坚决在农村干他一百年”来强化政治性的决心。但是与拴保的说服方式相比，拴保娘在村头送行时拿出的“烙饼”（粮食）似乎更能激起银环道德情感的动荡——时至今日，农民与粮食生产的天然关系依然还可以作为农村供养城市的道德基础被引证，尽管没有采用拴宝的劝说方式，拴保娘还是延伸了拴保“爹娘妹妹全县全城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的”之类的质问，这使银环最后一点关于城里人优越感的念头也被瓦解。不过，到此为止也还不能完整呈现银环获得“劳动自觉”的全过程，在这出戏中对银环情感变化起决定作用则的是有关“丰收的想象”： 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山水依旧气爽风柔，（东山头牛羊哞咩乱叫），我挪一步我心里头添一层愁，刚下乡野花迎面对我笑，至如今见了我皱眉摇头，强回头再看看拴保门口，忘不了您一家把我挽留，你的娘为留我把心操够，好心的李支书为我担忧，小妹妹为留我跑前跑后，拴保你为留我，又批评又鼓励严格要求。这是我下乡时走过的路，在这里学锄地我把师投，那是咱挑水栽上的红薯，这是我亲手锄过的早秋，那是你嫁接的苹果梨树，一转眼就变得枝肥叶稠，刚下乡庄稼苗才出土不久，到秋后大囤尖来小囤流，社员们发愤图强乘风破浪，我好比失舵的船顺水漂流。走一步看一眼我看也看不够，挪一步一滴泪气塞咽喉，回家去见了我的同学朋友，我有何言去应酬，走一步退两步不如不走，千层山遮不住我满面羞。我往哪里去，我往哪里走，好难舍好难忘的朝阳沟。我口问心，心问口，满眼的好庄稼，我难舍难丢。
（合）朝阳沟今年又是大丰收，人也留来地也留。“下山”这一段与“上山”形成了强烈的呼应关系，在前面的场景中，银环还是个欣赏风景的局外人，而在后面的场景中银环已经是一个劳动者，从旅行者到劳动者之间的考验和历练在戏中被两种场景所替换，就戏剧的层面来看，构成两者之间转换的艰难历程在时间上被极度压缩了，因而导致银环去留抉择的动力已经发生了重大偏移，劳动的果实——作为一种情感发生基础——进一步凸显了劳动的意义，劳动的辛苦和委屈似乎很容易被更“有意义”的事物弥补或消解了，其实在这种转换过程中间依然还存在着巨大的经验裂隙，关于身体与劳动、戏剧美学与“现实”之间的斗争并不可能随着大团圆式的结局而最终获得弥合，不过稍许有意思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泛流传的《朝阳沟》使戏剧本身也成为一种“真实”的经验材料加入到劳动及其共同体价值的强化和扩张中来，具有理想示范意义的劳动者形象与“政策”相比似乎更能发挥情感召唤的魔力。
在银环身上塑造劳动观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面一段引述的唱词不仅可以说明银环内心斗争的关键环节，而且还能够提供农民想象的基础逻辑，更重要的是，银环在情感上的痛苦抉择和自我蜕变，则使农民式的道德逻辑和“主体”确认获得了强化，或者说，银环这个城里人也构成了农民对于城乡关系“想象性重构”的经验资源。《朝阳沟》可以为那个时代的农民提供一个农村理想的范本，其中的基础逻辑仍然是农民朴素的生活理想和道德理想，在《朝阳沟》最具戏剧推动力的部分场景中很清晰地展示了这种逻辑是如何展开的： 昨夜晚我老婆做了一个好梦，梦见了那银环前来看我。一进门，笑呵呵，先叫娘，后叫爹，下地干活很利索，帮助我老婆把文化学，高兴得我心里没法说。老头子在一旁推推我，老东西你呀，你几辈子没有当婆婆。猛醒来，听见鸡叫三遍，一晚上两只眼我再也没有合。梦可被视为“现实”的心理镜像，也往往是某种“现实”缺失的替代性补偿方式，梦境及其醒来后的怅然若失或多或少地呈现了拴保娘——一个农村婆婆心目中理想的“美好生活”及其天然的脆弱性，很明显，在婆婆的潜意识里，银环这个城里媳妇看起来还是有些让人“高攀”了。其实就戏曲的“圆满”结局来说，这种城乡结合的“美好生活”的基础仍然还不是那么牢固，因为它最终所展现的除了银环的政治觉悟之外，还有拴保娘对城里儿媳的特殊照顾：“吃穿不用她粘手，现有巧真俺娘俩，老嫂子你放心吧，婆婆不会难为她，在家生来好喝水，一天三遍不离茶，一天到晚有开水，茶瓶暖壶有俩仨。”这和戏中重复出现的拴保娘对未来儿媳的期待有着一致的脉络，相对于政治的训诫和劳动本身的“门槛”，拴保娘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妥协和包容，与其将拴保娘这种做法视为政治规训的帮衬，倒不如说戏曲故事依然广泛采取了农民的情感与想象方式，这和《花好月圆》（根据赵树理《三里湾》改编而成）中的“欢喜配”模式具有相似的发生逻辑，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朝阳沟》最受农民欢迎的唱段还是银环的“下山（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和“亲家母对唱”： 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心里话，亲家母咱都坐下，咱们随便拉一拉，老嫂子你到俺家，尝尝俺山沟里大西瓜，自从银环离开家，知道你心里常牵挂，……，你到家里看一看，铺的什么盖的什么，做了一套新铺盖，新里新表新棉花。虽然说“劳动的共同体”在不断推动个体寻求认同，但就银环融入朝阳沟的动力构成来看，它很难说对于一般城市市民是富有诱惑力或者说是有效的，而相反是立足于农民自身对于城乡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方案”，是农民理想的自我确认方式，规训的意图在这里反倒是沦为了农民道德的政治化表象。显然，仅仅指出这种想象是意图重构不平衡的城乡关系未免有失于片面，从更为基础的层面来说，通过劳动而确认的农民身份以及支撑性的情感、道德逻辑仍然是这个理想的核心，只不过大多数时间它是以隐而不待的姿态潜伏在劳动的背后，《朝阳沟》则是这种理想性的光照方式，它变成了农民自己的梦。
二
既然说《朝阳沟》是梦，似乎就像很多人指责的那样——相对于更加冷酷的现实以及劳动本身繁复庸常的本质，它是虚假的，这里随便摘录几段有代表性的批评《朝阳沟》的文字以供大家参考： 《朝阳沟》完成于大炼钢铁的年代，它很矫情地用一层温情的面纱，遮住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那沉重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灾难。银环进山时，禁锢农民的严密机制业已形成，农村已成为惩罚、改造城里人的地方。被规定为“农业人口”的拴保没有一点选择的权利，理想、文化都改变不了他在山沟讨生活的命运。戏中所谓朝阳沟人的自豪，不过是“咱队里，一敲钟，他两个，前面走，咱娘俩，后边行”；这奇怪的“幸福滋味”，在那种导致缺吃少穿的“优越体制”一败涂地若干年后，回味起来越发的奇怪。
……
银环，一位被派遣来慰藉农民的“天使”，一位最有农民缘的“大众情人”。因此，当拴保叫出“银环同志”，搬出刘胡兰、董存瑞用政治砝码平衡爱情天平时，农民兄弟也顾不得这有多畸形、多别扭，只觉得摧枯拉朽很痛快，庄稼汉、庄稼婆成功教育了城里女学生挺过瘾。
在一个天下农民最痛苦的时代，创作出一部让农民教育城里人的戏，真的很高明，但也很惊险。戏中的城里人很肉麻地说：“在这里一辈子，我也住不烦啊，哎哎呀哎哎呀”；农民对城里人说：“可不能把文化，当成包袱背哎哎哎哎”。这些话，我并不责怪作者多少，我知道作者当时跟很多人一样是吃了蒙汗药的；他的不对，在于他吃了蒙汗药之后又拿这蒙汗药加上唱腔给我们消受，在于他至今仍不自省于药物的毒害并且还沾沾自喜于这服蒙汗药药力的持久。这些话的预设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位评论者的判断基本上还是出于那种对“天下农民最痛苦的时代”的体察，他认为，如果今天还在流行《朝阳沟》，则“意味着一种嘲弄、一种用冷水都泼不醒的混沌和混沌的蔓延，一种由于人数众多而即将逃脱良知追究的狡猾”，它不仅是让人“耳朵不适”，而且更“倒映出我们身边人们精神上的强大惰性和地方文化发展的黯淡”。但是这个评论实际上混杂了很多不同层面的问题，比如，《朝阳沟》本来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它过去为什么流行，今天为什么还传唱不衰；今天的人们有选择地使用了《朝阳沟》的哪些故事情节或想象资源等。因此，即使是要追究责任，那么不一样的问题也会关联到不同的责任“主体”，笼统地放在一起来说就很容易打错靶子误伤一大片。首先，《朝阳沟》中的政治高调和情节硬伤有目共睹，这出戏今天还在流行并不必然意味着当代人依然延续了那种政治图解模式或者是“教育城里人”的快感，也可能只是因为这出戏是自己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它或许已经变成一首怀旧的老歌，成为联通过往历史的一个符号或者情绪碎片。据我了解，今天还在流行的《朝阳沟》曲段更多是那些最朗朗上口并且与戏曲人物的丰富情感相关联的内容，显然，《朝阳沟》在今天所卷入的其实主要是美学或诗学问题，虽然不能说与社会政治完全无关，但是在判定其社会政治作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抱持谨慎的态度，或者说应该把这些问题作为更为复杂的诗学政治来处理。其次，当代人可以选择喜欢或者不喜欢这出戏，但针对一个已经历史化的戏曲所作的批评应该尊重文本的特定生产和接受语境。事实上，《朝阳沟》却是“大跃进”时期文艺创作中的一个“异数”，稍微具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导致该戏最出彩的“中间人物”的塑造方式随即遭遇到了广泛的政治批判，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一些显要的政治人物眼里，《朝阳沟》恰恰是缺乏政治性的，因此今天我们对历史文本的评价不能过分依赖当下的孤立判断，而还应适当尊重历史过程，这样才不至于完全抹杀其曾经具有的“进步”意义。再次，《朝阳沟》变成了某些地方、某些团体的文化品牌，有些人甚至利用这出戏争名逐利、打官司，这只是有选择地利用了该戏的某些现成的“文化资源”，针对这样的连带问题，还是应该放置在与流行文化衍生价值有关的层面来解释，因而大可不必把脏兮兮的帽子扣到所有农民的头上，变成所谓的欺骗或者自我欺骗的问题。其实用虚假并无法解释为什么《朝阳沟》可以长久流传，用虚假也无法指责农民善于欺骗自己或者习惯被欺骗，如果无视每个人内心柔软的精神内核，任何坚硬的表象都不过是阻碍我们理解历史和生存复杂性的绊脚石，上面的所谓批判论调无异于告诉大家： 如果现实中得不到，那就想都不要想。这样一种逻辑才是货真价实的欺骗： 一方面承认农民的痛苦，另一方面却反对想象性的疗救方式。综观全文，论者虽然貌似“同情”农民，但事实上仍然是在强化那种把农民当作“麻木”、“腐朽”对象的老套判断，也正是因为对农民生活的无知和隔膜，才会导致这样的论调以囫囵吞枣的方式复活了《朝阳沟》中最糟糕的政治逻辑，而把最鲜活的“人情味”作为虚假之物丢弃了。我并没有赋予《朝阳沟》以重大意义的企图，对于当代人来说，适当尊重他人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谨慎地还原、析取、参考多元的历史经验并建立当代人的价值思考也许才不至于陷入简单的政治强制和自我蒙蔽的“圈套”。
在宏大的历史叙述的夹缝中，《朝阳沟》以一种民间流行的方式为当代社会持续播撒着情感和记忆的碎片，并重新构成青春和历史的想象素材——《朝阳沟》以“不在之在”确证了生活中不曾放弃的农民的理想，它不必过分依赖于城市、政治或其他任何现实的承诺。与“虚假”式的判定恰恰相反——就《朝阳沟》的传播与接受史来看——银环不仅不是一个被成功改造的“城里人”，而且还变成了一个可供农村青年女性模仿的“时尚”对象，在我见到过的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女性照片中，许多人选择了清一色的“银环式”装扮来展现自己的青春形象： 两条黑长辫，白色翻领衬衣，细格子上装（这种流行装扮随着文革的到来而迅速终止，并且在1981年拍摄的电影《喜盈门》中经由小姑子“仁芳”又重新复活）；而且根据父母那一代人的回忆，看过电影之后的青年农民在田间地头总会不自觉地哼唱起熟悉的《朝阳沟》曲调，或许可以这样说，经由电影广泛传播的《朝阳沟》是那个时代的农村流行文化，它至少在女性形象和口头唱曲两个方面满足了农民的“时尚”生活要求，“戏里人生”以种种流行元素参与到了生活、劳动的美化和解释之中。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朝阳沟》中银环式的及腰的大辫子和白色翻领衬衣对大多数农业劳动而言显然是不适合的，因为它们都需要更多的“闲暇时间”来进行打理，“个人卫生”在当时对一般农民来说总归是奢侈的事情——这些都是与庄稼活不相容的“异质性”内容，是劳动对身体的“强制性”所遭遇到的抵抗性或者游离性因素。因此，通过《朝阳沟》在农村的接受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戏剧性的“颠覆性”想象发生逻辑——被改造者银环和其他超脱“劳动技术”控制的元素以流行“时尚”的方式逆转了单向度的文化改造模式。正如前面的分析，尽管“劳动的共同体”似乎对银环成功地实施了改造，但是其想象性逻辑依然是通过对劳动的美化而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层面所承受的控制和矛盾事实上被更强大的精神动力巧妙地掩盖了，在对那种本来由身体所承担的农业劳动的美化过程中，相对于更为强大的“劳动精神”，女性的身体反倒沦为了次要的“控制对象”。然而在观众的接受中，这种次要的“控制对象”又重新被筛选出来、跃居前台并成为劳动的区别性展示，尽管它并不完全是正面、直接的拒斥或抗争。当然，在《朝阳沟》接受过程中的这种“颠覆性”方式也很难被狭隘地解读成农民对于城市文化的妥协和迎合，因为我们并没有确切的资料或数据来证明这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工业”入侵的产物，虽然这种流行的基础条件是电影这种工业化传播程序，不过在60年代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时期，电影及其衍生的文化景观是无法被作为一种工业社会（甚或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链条来解读的，因为很多人甚至不是从市场上选购而只是依照电影中的样子手工制作了这样的服装款式，这种“时尚”的模仿更多是表现为青春气息的确证和灵光闪现的“生活美学”——即使是被称为“生活美学”，它也只是一种节庆或者仪式化的生活美学而并不具备消费主义“持续模拟”的能力，它只能在比如那个时代的政治庆典、英雄大会或者相亲、照相时，才更有机会盛装登场，因而它是非日常性的，是暂时的“出格”。不管怎样，模仿的对象毕竟不是劳动的服装，“时尚”元素的析取方式使服装在劳动的故事（《朝阳沟》）中挣脱劳动的束缚，而成为农村青年女性身体的重新标示，即使我们不把这种“时尚”行为看作是对劳动本身的“反抗”，起码也意味着农民劳动者本身对劳动的矛盾态度，它甚至也可能预示着劳动者在劳动身份的自我确认过程中隐含了更为复杂的价值选择或理想标尺。细究起来，银环这个形象并不能被单纯地看作一个城里人，她更重要的身份其实是青年人（比如银环娘虽然也是城里人，但是银环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当时的文化模仿对象），因此银环这个形象所提供的“时尚”模仿意义更多的是建立在与农村青年有关的理想性方面——“年轻人多理想展翅高飞”，理想最初一般是来自某种抽象的理念，而银环这个不寻常的角色能够适当弥补政治理念的空缺，提供理想想象的原型，而且更重要的是，银环是个有文化的青年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城市知识青年还不完全是1968年之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明确政策对象，在“文革”到来之前政治语义所留下的狭小缝隙中，“做个新型的知识农民”或者“农业科学家”对于青年农民而言是更具理想性的人生目标，也符合求新求变的“时代潮流”，这一点与农村青年最为切身相关，正如电影《朝阳沟》片尾所唱的那样：“老风俗就习惯随人改进，年年改月月换万象更新，有文化当农民情通理顺，坚决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一代一代传下去，要当成传家宝留给子孙。”朝阳沟的舆论氛围是“有文化能劳动人人尊敬”，它不仅对银环具有理想的感召力，同时也是广大农村青年的人生目标，是农村变革和发展的理想方向，这才应该是“时尚”最坚实的底色。
作为被改造成功的标志，银环在戏尾剪短了辫子并换上更符合农村标准的斜襟上衣；但是在另外一个银环遭遇最严重的劳动挫折——“担水”这个戏曲场景中，银环试图把辫子盘到头上以更方便做农活，这虽然也是很符合劳动“现实”的做法，却随即受到了其他农村女性的嘲笑——因为“盘头”在农村也具有结婚出嫁的象征意义。所以，长辫子这个形象对未出嫁的农村青年女性更具自我标示能力，它既是劳动的区别形式，也是一般意义上家庭妇女的区别形式。戏里戏外，尽管服装和发式的强化方向具有相异的一面，但作为“劳动态度”的验证之物，女性形象的视觉认知、服装体系与共同体观念以及围绕身体所构建的意识形态依然保持着深刻的关联，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朝阳沟》的文本与语境纳入到共同的结构中来进行分析。按照一种后现代式的说法，身体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性隐喻，“身体既是对象，又是手段；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说，“集体化劳动”和与此相关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强化了更明确的生产价值、阶级位次和空间秩序安排；从女性身体意识的角度来说，服装和发式的选择又隐匿地传达了劳动者对于集体控制的屈从、迎合或者反抗的矛盾态度。但是这里还隐含着一个不甚明晰的问题，即，辫子和服装款式并不能完全作为女性身体的替代并代表身体发出声音，汪民安就认为头发只具有一种“半身体性”，是“栽种在动物身上又可以与之决裂的植物”，这意味着头发可以被身体视为一个“多余物或剩余物”，头发和身体的分离“既没有精神的苦痛，也没有肉体的苦痛”。按照这样的判断，银环在辫子和服装上所做的舍弃似乎并无关太大的痛痒，但是至少经过《朝阳沟》的“颠覆性”接受过程的参照，我们可以看到辫子和服装样式更能明确地展现女性的身体自觉，显然，这种后现代式的“文化现实”还不能完全用来描述银环以及其他处于政治或习俗控制夹缝中的人群——正如明清之交发辫关乎人命、清民之交发辫关乎国运那样，银环剪短了的辫子则表明女性特征进一步受到抑制并使竞争转移到“体力”和“技术”上来，女性在劳动中获得的价值确认的过程正是其身体区别特征不断隐匿的过程，因此与银环手上磨出的血泡相比，辫子和服装似乎更处于政治与女性身体矛盾的漩涡。在这样的阐释框架中，我们既无法把女性身体作为纯粹的自然，也不可能仅仅作为另一个极端——符号形式，围绕银环的辫子、服装所卷入的矛盾事实上都可以作为情感和历史经验的构建材料纳入农民在场的文化分析。
那个时代《朝阳沟》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讲述了一个不多见的含蓄的爱情故事：“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戏里面尽管只呈现了董存瑞、刘胡兰这些恋爱中的谈话内容，但是仍然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甚至可以说，爱情的力量以及随之即来的幸福家庭——作为一条隐匿的线索，是促成银环扎根农村的更重要的基础条件。与拴保相对生硬的政治面孔相比，银环较全面地展现了年轻女性可爱的性情和棱角： 憧憬理想生活的热情、劳动竞争中的小性子、价值失落时的委屈，以至面对（拴保）政治说教的抵触情绪等。也正是因为银环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所以在一般观众看来她的转变也是可以理解的。近期在豫剧《朝阳沟》的复排中，导演终于让拴保和银环有了一次贴脸和拉手的亲昵动作，这或许可以算是《朝阳沟》在另一个维度上的补全。在对城乡融合史的考察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种比任何易变的政策性说辞更持久和丰富的人性力量，那就是城乡结合式的婚姻和家庭，它构成了面向城乡历史、共同未来的情感和经验原型，过去的故事已经发生，未来的可能性也寓含其中。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说，我们很多人就是“拴宝—银环”式的城乡结合所诞生的下一代，“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国家发展历程对很多人而言既具有宿命的意味，同时也呈现了我们自身历史基因的混杂性和矛盾性，事实上《朝阳沟》不仅是父母那一代人的共同经验，它也成了我们成长过程中的鲜活记忆，戏中角色和戏外人生如此深刻地纠缠在一起，从而进一步模糊了生活和虚构的界限，并可以卷入到当代城乡融合史的想象性叙述中来——当然，天然的裂痕也埋伏在其中，不幸的是，当下的“现实”生活正在拼命地强化这种区隔和分歧。拿今天的眼光来看，高中生拴保和银环还得算脆弱的“早恋”，可它却是构成朝阳沟生活理想的基础成分，因此单就爱情的自由度来看，那一代人的束缚似乎比我们要少得多，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今天的人恐怕已毫无资格来嘲笑银环所遭遇的习俗的阻力。今天在农村或许还能够找到一些清新的空气和山水诗意，但是拴保和银环的爱情却只剩下一层历史的空壳，变得更加虚幻缥缈，没有光明前景的“朝阳沟”更难迎娶一个光鲜的城里姑娘，而城市则重新复活了工商业文明的神话并为乡下人准备好了天堂和地狱——无论是拴保的政治高调还是银环的道德自觉都已经无法弥合日益扩大的城乡鸿沟，爱情在面对金钱和物质的“强大力量”时是那样脆弱不堪。也许，朝阳沟真的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它曾经属于那个时代“灵光闪现”的现代化历史异动的一部分，最终却以闹剧匆匆收场，普通百姓的口头传唱毕竟只是一种想象性的自我安慰，而历史的反复无常似乎更加确证了农民理想的苍白。
然而我的疑惑依然坚固： 如果当代人再也无法认同《朝阳沟》的理想生活，那么我们到底又能讲出什么更高明的故事来呢？
（原载《文艺争鸣》2010年11月号[上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