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本选集从30年代的短篇小说《亡命者》看起，一直看到80年代的散文《一封回信》，仿佛把巴金这几十年的个人和写作历史，从头理了一遍，我的感触是很深的。
我认识巴金是在30年代初期，记得是在一个初夏的早晨，他同靳以一起来看我。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做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靳以很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我深深地了解他。我记得他说过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
他又说过：
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
40年代初期，我住在重庆的歌乐山。他到重庆时，必来山上看我，也谈到自己的写作。他走后，我在深夜深黑的深山深林里，听到一声声不停的杜鹃叫唤，我就会联想起这个“在暗夜里呼号的人”！
他说过：
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的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个世界的真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的无助而哭，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我心里燃烧着一种永远不能熄灭的热情，因此我的心就痛得更加厉害了。
他爱祖国，爱人民，爱全人类，为他们的痛苦而呼号，但“光明”却是他在暗夜里呼号的目标。他说过：
……每一篇文章都是我过去探索中的收获，也是我一生中追求光明的呼声……我对祖国对人民有多么深的爱……我的火是烧不尽的，我的感情是倾吐不完的，我的爱是永不消灭的。
他终于见到了光明。中国解放了，旧制度和人民的敌人灭亡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他感到了莫大的喜悦。为了这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他贡献出了他的心、他的笔和他的全部力量。1951年我从日本回来以后，在北京，在上海就常会看到快乐的他，和他的美满的家庭。他的爱人萧珊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在人民外交的国际活动中，曾一同参加过好几次“世界和平大会”和友好团体的出国访问。此外我每到上海，他和靳以一定来接我，我们一同逛城隍庙，吃小吃。1959年靳以逝世以后，他仍是自己来接我。他每次到北京自然也到我家来。在这些接触中，我觉得他一直精神饱满，作品也多，他到过抗美援朝的前线，还到过抗美援越的前线，他是个新中国的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而奋斗的勇士。
十年浩劫中，他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严重的，最使他伤心的，是在他身边，多了一个他的爱妻萧珊的骨灰盒！
噩梦过去以后，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庆幸日月的重光，祖国的再造。1980年夏我们还一同参加一次赴日本的友好访问。同年秋天我得了脑血栓又摔坏了右腿，行动不便，有三年“足不出户”。巴金每到北京仍来看我。去年他也摔了腿，行动也不方便，但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我的情况比您想的糟一些……写字吃力……幸而我还能拿笔，还可以写我的随想录。
他这封信是今年7月写的，朋友从南方来都告诉我，巴金近况还好，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是的，巴金不会停笔，他将不断地偿还他对后代读者的欠债！
巴金是一个多产的作家，这本选集不过是他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的一点一滴。但读者可以“管中窥豹”，从一斑中看到斑斓飞动的全身。
巴金自己也说过：“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这是他的作品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同之处。而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笔下的人物，却完全是中国的。这也是读者们都能看到的。
1983年9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