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同龄人的我，在88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过若干朝代，多少沧桑，可谓“阅人多矣”，而能在我心头始终爱戴不渝的，只有周总理和邓大姐这一对模范夫妻的崇高印象！
1966年8月，我的朋友老舍先生，在遭到红卫兵的毒打，遍体鳞伤，抬回家里，他的夫人胡絮青伤心饮泣地替他擦洗伤处的时候，老舍对她说的最末一句话，是：“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1976年2月，我的朋友巴金在致静如的信中，说：“总理逝世，全国一致哀痛，比丧失亲人还难过，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我和总理接触较多，回忆起来，他真是个完人。他的人格太伟大了。”
我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中有：“1958年4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个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召我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把一腔冤愤，都倾吐了出来……”
1987年，在《人民文学》第12期上，我的朋友赵清阁女士，又以《亲人》的题目，写了一篇很长的散文，描述了邓大姐和她“亲人”般的情谊和“邓大姐对国内外文艺工作者都很关心……”的许多事迹。
以上只是讲了最近我所看到的，文艺界朋友们见于文字的，关于总理和邓大姐的思念和评价。其实，在五洲四海凡是和总理、邓大姐有过接触的人士，又何尝不是以同样的“伟大”和“崇高”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的人格呢？
尤其是和我谈过话的外国朋友，都认为邓大姐是位心胸最广阔、思维最缜密、感情最细腻的女性，而且她的思想和感情都完全用在她的工作和事业以及在她周围人们的身上。她是最理解、最关怀、最同情一切人，是把爱和同情洒遍了人间的一代伟大女性！
如今姑且说一段我自己的经历：邓大姐十分爱花，不但自己种植也爱看别人种植的花。北方玫瑰花公司知道邓大姐的爱好，每到花开时一定请她去看花。1986年他们也用车来接了我去。邓大姐和我一同在花圃里照了相。邓大姐还带来一大把她自己院子里的白芍药花送给我。我回家后就把这一束花插在我客厅里总理像前的瓶子里，我心里默默地祝祷说：“这是您家里的花，又供养到您面前来了。”
去年，又是玫瑰花时，北方玫瑰花公司仍旧请邓大姐去赏花，我却因为赶一篇文章，没有去成。不料邓大姐看见我没有去，又知道这花圃离我家不远，便要来看我。20分钟前我才得到消息，我十分惊喜，又知道她住惯了平房，我家是在二楼，她上楼步履一定艰难，我扶着助步器，在房门口看见邓大姐由两位人员搀扶着迟缓地上了楼，我真是十分过意不去！我们就在客厅总理像前坐了下来，谈了半天，就又由赵炜同志等人簇拥着她下了楼，我又只能在房门口站着送她……
她的这次“光临”，使得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人都兴奋异常。我的年轻的朋友都为此感到荣幸。我又何尝不感到荣幸呢？但我知道，得到邓大姐的爱护关怀的人还有许多许多。我只是其中之一！
1988年1月12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