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1853），魏源在高邮州任上初步完稿的《元史新编》，表明他在政治上渐趋消沉时，壮志的馀波犹有未尽。及至咸丰六年他已笃信释佛时，依然将原拟的《元史新编·序》改为《拟进呈〈元史新编〉表》，请浙江巡抚何桂清奏进朝廷，表明他虽患病委顿，依然“四方之志未衰”。魏源拟重修元代历史，有多方面的动机，而主要的动机是他要如纂《圣武记》一样，以往代的历史为当代借鉴。他陆心源：《仪顾堂集》卷四《魏刺史文集序》。
在《序》中表述得明明白白：“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百代之殷鉴也哉！”后来，他把《序》改为《拟进呈〈元史新编〉表》时，心想皇上即将看到，大概是觉得此话说得太露骨，把它删掉了，而改为两句比较含蓄的话：“臣源伏思周监二代，成斯文之郁郁彬彬；书纪三科，存前朝之浑浑噩噩。敢以文章靖献，上报屡朝养士之恩；窃比柱下潜修，整齐一代简书之旧。”写作意图，还是说得清清楚楚。
魏源编纂《元史新编》，正是太平天国鼎盛、捻军活跃、时局动荡、朝廷岌岌的时候，他却欲为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韩林儿、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人立传，并在《凡例》中明确地写道：明代“至于末年，群盗韩、徐、陈、张、方、明之属，旧史不立传，何以知亡国之由？今附列传末，以垂鉴成”。这不也是司马昭之心吗？
再者，《元史新编》在叙事之中或叙事之后，学习《左传》以“君子曰”、《公羊传》以“公羊子曰”、《榖梁传》以“榖梁子曰”、《史记》以“太史公”、扬雄《史记》以“撰”、《汉书》以“赞”、荀悦《汉纪》以“论”、《东观汉记》以“序”、谢承《后汉书》以“诠”等，“其名万殊，其义一揆”的传统手法，也插有“论曰”九篇，直接评论元史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这九篇评论集中在两点上：一是金亡、宋亡、元亡的历史教训；二是元代宫廷内部的争斗与统绪问题。
他评论金亡一事说：“使金无可亡之道，元岂能亡之哉！”“若金人者，岂尽元人亡之也哉！”评论宋亡一事说：“世之亡国，未有如宋之自取者也。”“自古谋国之舛，未有如宋人之甚者。”评论元亡一事说：“末造一朝，偶尔失驭，未曾至幽、厉、桓、灵之甚，遂至渔烂河溃。”“天道循环，物极必反，不及百年，向之混一者，复成辐裂，乘除胜负，理势固然哉！”一句话：咎由自取，国由己亡。这样的史实，这样的史论，对于正处于危如累卵的清廷来说，还不足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魏源又具体分析元亡的原因说：“初无内蒙古、色目，外汉人、南人之见。中叶以后，始分畛域。”“以辽、金新附者为汉人，以宋人为南人，以此用人行政，均分内外三等。内色目而疏中原，内北人而外汉人、南士，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凡台省长官，皆用蒙古旧人，及其判署，不谙文谊，不得已，始取汉人、南士佐之。”——这是严重的种族歧视。又说：“中原财赋，耗于僧寺佛事者十之三，耗于藩封勋戚者十之二。是以膏泽之润，罕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界鸿沟于大宅，自以为得亲迩疏逖之道。致韩山童伪檄有‘贫极江南，富归塞北’之怨。”——这是财赋用非所需，且南北贫富悬殊。又说：“中书政以贿成，台宪官皆议价得之，出而分巡，竟渔猎以偿债，帅不复知纪纲为何物。”“屯膏吝赏于未炽之初，而曲奉骄子于燎原之后。”——这是纪纲败坏，贿赂成风，赏罚不明。又说：“既定江南，并大理，遂欲包有六合。日本、爪哇，皆覆海师于数万里外。又不度中外形势，经画卤莽。”“穷年远讨，虚蔽中国，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痿木。”——这是穷兵黩武，外强中干。又说：“外置岭北、岭西诸行省，动辄疆域数千里外，马行八九十日方至；内置江浙、湖广各行省，举唐宋分道分路之制尽荡覆之。旁通广辟，务为侈阔，鞭长驾远，控驭不及。”——这是幅员广大，管理不善。魏源把元亡的上述原因一一写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想邀“御览”，其用意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元史新编》是魏源欲“以史为鉴”而写的一部政治意图极其鲜明的作品。
此外，魏源还有一项意图。他在进呈表中说：“臣源考武英殿国子监颁行廿三史，有《旧唐书》，复有《新唐书》，有《旧五代史》，复有《新五代史》，皆于旧史之外，重加整理，往往后胜于前。”他于咸丰三年（1853）写成《表》，并于逝世前的先一年（咸丰六年）请托浙江巡抚何桂清奏进朝廷，便是希望有如旧例，既有《元史》，复有《元史新编》，都被朝廷列入“正史”之中。但“桑榆景疾，卒薶蕴未果”。不知是何桂清不愿代为进呈，还是因为战火纷飞，何桂清不及代为进呈。魏源晚年的一腔愚忠、一丝期望，也就化为乌有了。
魏源以一人之力新编元史，有学术上的考虑和史书重建的打算，目标是要达到“后胜于前”。
《元史》完成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二月开局，八月成书，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第二年进行修补，二月开局，七月成书，也仅用了一百八十三天。前后两次，为时仅及一年。元代一百二十八年的历史（自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至脱古思帖木儿天元十年，1260-1388），要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扒梳董理，完成一部事实完备而无缺漏、无舛讹的史书，显然是很难的。
何况《元史》是根据元十三朝《实录》编纂的，而这些《实录》又是事后追叙的呢？又何况元代在中书省置时政科，只派一文学掾掌管史事呢？更何况这些史臣忌讳颇多，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呢？
故《元史》刚刚成书，便有朱右撰《元史拾遗》，解缙作《元史正误》。解缙还奉明太祖之命，一度改修《元史》，但今不传其书。是后，明清两代不断有人致力于元代史的修订和增补工作。其大要者，明代胡粹中仿《通鉴纲目》体例，成《元史续编》十六卷；明代陈邦瞻撰《元史纪事本末》二十七卷；明代冯从吾撰《元儒考略》四卷。至清，钱大昕亦有志重修元代史，但从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至四魏光焘：《〈元史新编〉叙》，见《魏源全集》第8册。
十五年（1780）五月，历时二十七年始成《元史艺文志》和《元史氏族表》；嘉庆六年，汪辉祖撰成《元史本证》五十卷，正《元史》之误，补《元史》之遗；又有毛岳生撰《元史后妃传》、《元史公主传》；徐松撰《元史西北地理附注》及《元史诸王世系表》。此外，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钦定蒙古源流》八卷，四十四年（1779）有《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十卷。
魏源则是步前人后尘，再用力于元代史的人。在他之后，清末曾廉撰《元书》一百零二卷及《元史考订》四卷；1939年屠寄出版了《蒙兀儿史记》一百六十卷，将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初年的史事，纳入其中；柯绍忞经过三十年的考校，于1930年最后完成了《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
清人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是一部史料较为完备、结构较为完备的好书。但魏源批评说：“《元史类编》袭郑樵《通志》之重儓以天王、宰辅、庶官分题，已大偭史法。且有纪、传，无表、志，于一代经制，阙略未详。”在他原先写的《序》中，还批评说：“《元史类编》又多采制册入纪，多采书序入儒林，又多采《元典章》史牒之书以充卷帙，皆不登大雅。甚至本纪直以世祖为始，而太祖、太宗、宪宗三朝平漠北、平西域、平金、平蜀之功，不载一字，更旧史之不如。”他把《序》改写为《表》时，把这些话删掉了，大概是他已认识到，制册、书序、《元典章》等，何尝不可采用？只不过不能仅用制册、书序、《元典章》充数，敷衍成章而已。
魏源虽然对《元史类编》有激烈的批评，但他的《元史新编》卷七至卷十四，共八卷，基本上袭用了《元史类编》。
此外，卷六十一至卷六十三，则完全采用了钱大昕的《元史氏族表》；卷九十一至卷九十四，采用了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虽然魏源做了大量校补考订工作，但“魏着讹舛武断之处仍不少”。因各种元史屡遭后人訾议，故魏源之后，仍有人在修补元史。清末曾廉的《元书》，便大都是以《元史新编》为蓝本而纠错补漏的。无疑，《元史新编》也是“新元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史学史表明，魏源的《元史新编》在元代史的编修和完善的过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再从史料学的角度考察《元史新编》，魏源自称：“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着述百馀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成元史。”另一处则说：“旁搜四库中元代文集数百种。”到底是“百馀种”，还是“数百种”？魏源前后的叙述不一，且未列举征引书目，今日已无法证明魏源本人的两种说法何种较接近事实。至于他列举的上述三种书中，《元秘史》本名《蒙古秘史》或《成吉思汗的根据》，称《元朝秘史》，或简称《元秘史》，是明代初年翰林们误译的结果，因为它记述的是蒙古族的起源，及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史迹，此时元朝尚未建立。魏源说：“《拖布赤颜》一书，译言《圣武开天记》，纪开国武功。”所谓“拖布赤颜”，是蒙古语的直译，实即《蒙古秘史》。魏源说它“请之而不肯出”，而同一文中又声称他“旁搜《元秘史》”，连书名也不同。不知为何他在两处写成两种书名？大概是对《拖布赤颜》，魏源只闻其名，未见其书。《蒙古秘史》始编于1228年，即铁木真逝世后第一年，后有增补，是用畏兀儿字蒙古文写的。这本书早就亡佚。魏源在世时期，只有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十五卷本，后有钱大昕所作《跋》。魏源看到的该是这种。这本书，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考察元人的起源与祖先，是很有价值的，然终不属“元代史”范围。
魏源列举的另一种参考书《元典章》，全称为《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代官修，共六十卷，记载自世祖即位的中统元年（1260）至仁宗延佑七年（1320）的典章制度；续集记至英宗至治二年（1320）。此书保存了大量的重要文献。但，《元史》多未征引。魏源撰《元史新编》时，批评说：“《元典章》，亦当代官书，然皆钞集案牍，出于胥吏之手，不经馆阁，故《四库全书》目已抄而复不收。”以“出于胥吏之手，不经馆阁”为由而鄙夷《元典章》，是不对的。《元典章》录有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及吏、户、礼、兵。
刑、工各部的种种文件，是一部“官书”的汇集，当然“出于胥吏之手”，难道它不正是研究元代史的极可宝贵的原始资料？魏源根据对《元典章》的这一偏颇的见解，批评邵远平说：“邵氏《元史类编》，乃多取《元典章》以补正史，殊不足道也。”其实，魏源所指责的，正是《元史类编》的优点。
魏源提到的《元文类》，本名《国朝文录》，元人苏天爵编，共七十卷，收元人诗文八百馀篇。陈旅作《国朝文录序》云：“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若果如是，《元文类》当然是修补元代史时可慎重选录的私家记载。不过，此书的《序》说：“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却又言过其实。
元文宗天历年间编的《经世大典》，是魏源很重视的一种资料，并在《凡例》中详细罗列了此书十篇的细目。此书前四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由蒙古局官员纂修，后六篇“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由虞集等人纂修，而由赵世延总其事。魏源评论此书说：“此皆旧史诸志所本。惟其仅详于天历以前，而顺帝一代事实，则徒抄吏牍，毫无剪裁。”这是必然的情况，因为天历间纂修的书必“详于天历以前”，天历以后的史事，是由后人根据皇家文牍续补的，“毫无剪裁”是可能的。魏源紧接上文说，“今全修补，以归画一”。果如此，则是魏源在史料学上一项贡献。然而，此书当年只有“缮写呈上”的写本，没有刻本。后来，明成祖永乐年间修的《永乐大典》，收录了《经世大典》的部分残文。魏源作《海国图志》时，也说：“又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从《永乐大典》录出，并附其后。”《经世大典》既无传本，那么，魏源说的“今全修补”，今不知此“全”字从何说起。他所“修补”的，应该仅仅是顺帝一代的经世典籍。
根据《凡例》，魏源写《元史新编》时，还参考了周伯琦的《纪程》、欧阳厚功的《高昌偰氏家传》、张德辉的《和林边堠纪程》、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乌古伦的《北使记》、刘郁的《西使记》、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这六部书，除《高昌偰氏家传》外，都是纪行踪、述见闻的作品，它们记述了天山以北地区、西域地区（包括今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部分地区）、蒙古地区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物产经济等。高昌，在今新疆吐鲁蕃西南，原城已废。公元460年，曾在这里建有高昌国，640年被唐所灭，其地被回鹘占领。至14世纪20年代，并入察合台汗国。《高昌偰氏家传》也涉及天山以北地区的许多地理和人文的内容。
除此之外，更有魏源纂《海国图志》时较为熟悉的“英夷所述五印度，俄罗斯元裔之始末”，也被适当吸收到了《元史新编》中。他在《海国图志》中，收有自己写的《元代疆域图叙》、《元代西域考》上下篇、《元代北方疆域考》上下篇。这些，正是他写《元史新编》的有利条件。他颇自诩地说：“西北舆地，颇如指掌。旧史止据《元一统志》，详内地都省与十一行省，视西北疆域如醯鸡，不知瓮外有天。今差雪斯憾！”又说：“是以疆域虽广，与无疆同；武功虽雄，与无功同。”“颇如指掌”的话，虽不免过于自信，但，魏源在《元史新编》中所增写的西北疆域地理，如卷十七《太祖平服各国》、卷十八《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等，确是《元史新编》的特色，也是《元史新编》的贡献。魏源批评邵远平的《元史类编》说：“甚至本纪直以世祖为始，而太祖、太宗、宪宗三朝平漠北、平西域、平金、平蜀之功，不载一字，更旧史之不如。”这是说的元代史究竟应从何帝何时写起的问题。
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是他们的后代尊称他们而取的庙号，他们在生时本称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自成吉思汗以族名为国名，建立“大蒙古国”后，一直以此为国号，且从来没有建立年号。这个时候，中国的中原和江南，仍然是南宋的天下，奉南宋为“正统”。到1260年，即南宋理宗景定元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才正式建元，号“中统”。又过了十一年，到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才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他在诏书中说：“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他根据汉族的古籍来定国号，是欲表明，他的王朝已不属于蒙古的一个民族，而是多民族的中国的“共主”了。又过了九年，即1279年，南宋才最后灭亡。有人在自己的书中，称蒙古国的上述四汗时期为“元初”，是错误的。为追述元人的起源和元朝以往的发展史，可以如《辽史》、《金史》一样，另修《蒙古史》，当然也可以与元代史合写，称“大蒙古大元史”，或简称“蒙元史”。把大蒙古国史列入元代史中，这是宋濂、王祎等修《元史》以来留下的分期误区。后来修元代史的人因袭《元史》这种不分国界的方法，也就约定俗成了。可《元史类编》的作者不因循，不将成吉思汗等四代列入他编写的元代史中，魏源有什么理由指责他呢？岂不是以错误指责正确吗？民国年间，屠寄修史，把成吉思汗等四代的史实纳入其中，不称“元史”，而称《蒙兀儿史记》，正是他正确地考虑到这个分国分期的问题。《元史》和《元史新编》，岂仅是一个名实不副的问题？
从对《元史》和《元史新编》的粗略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出两书在材料的取舍上、结构的布局上的异同与优劣。魏源自述道，他写《元史新编》，是对《元史》及其他元史资料“芟其芜，整其乱，补其漏，正其诬，辟其幽，文其野，讨论参酌，数年于斯”的结果。魏源做的这些事，概括起来有四项。
一曰补缺。例如，《元史》的《表》和《志》中，没有《拟进呈〈元史新编〉序》。
《氏族表》和《艺文志》，魏源乃将钱大昕之作补入。
《宰相年表》中，“或开国元辅，而表首无一字；或官至平章、左右丞、参政，其勋劳气节，载在史册，而表中止书其姓者”。魏源声称，“今一一考纪、传补书，以弥疏漏”。
他在《地理志》中，补西北疆域地理；在《礼志》中补宫室、寝陵；在《列传》中，补大蒙古国开国功臣赤老温、哲伯的传记，等。
他还打算为元末的遗老谢翱、郑所南、赵若焕、赵子固、张旻、褚师秀等立传，说他们“实足廉顽立懦”，“岂可因其遁世无闷，而不表章之哉”？他还打算在列传之后，为元末的群“盗”立传。这些，都是《元史》所缺，都是应该立传的。可惜，魏源有志未遂，《元史新编》中均只有目而实无传。
魏源还说：“旧史刘整、吕文焕，滥厕功臣，而留梦炎、王积翁、蒲寿庚、方回等不为立传，非所以示惩。今特立《宋降臣传》，以昭笔伐。”也可惜，他有志未遂。今本《元史新编》连《宋降臣传》之目也没有。卷二十九《平宋功臣》中列有留、蒲、方等三人之名，也有目无传。
二曰删繁。例如，元朝的末代皇帝顺帝的本纪，在《元史》中竟占了十卷，而蒙古的开国大汗铁木真[成吉思汗]的本纪反只一卷，太宗窝阔台与定宗贵由合传，本纪也只一卷。这是因为顺帝时的一些案牍之文本应删节，择其要者置于《志》中，而《元史》的作者却一古脑塞在《顺帝本纪》中。魏源批评说：“顺帝末年之事，全抄吏牍，如涂涂附，为从来未有之秽史。”《元史新编》的《顺帝本纪》，则依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重新改写，要而不烦。
三曰正误。魏源指出：“人知《元史》成于明初诸臣潦草之手，不知其载籍掌故之荒陋疏舛，讳莫如深者，皆元人自取之。”其实，也并非“元人自取之”，而是因为以游牧为主的蒙古人，本无文字，后虽有畏兀儿字，至元，又有八思巴字，但有文字记载的典籍终归很少。《元史》缺原始资料可据，故“疏舛四出”是必然的。清人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便专列《金元二史不符处》、《宋元二史不符处》、《元史自相歧互处》等条，举出了数十条例证。魏源有志正误，并作了大量修订。
然而，他也做了些不误而正的事。例如，他说：“天历诬泰定为潜通逆谋，所谓欲加之罪。当时讳莫如深。”这里所谓“潜通逆谋”，是泰定帝死后，燕帖木儿发动政变，废弃太子，拥立怀王图帖睦耳为帝时在诏书中说的话。皇位的争夺，实质为皇权的争夺，在封建社会里是常见不鲜的，很难说谁是谁非。魏源说：“泰定太子册立已五载，父终子继，名正言顺，怀王、周王安得入干大统乎？”他从这种彻底的正统观出发，指责说：“何以异代修史，亦不为之[指泰定帝]平反？甚至不立倒剌沙之传，反立任速哥之传，直以泰定正统为仇贼，而天历叛臣逆臣为忠义，糠秕眯目，四方易位。此等史笔，可垂百世乎？”倒剌沙为泰定帝的心腹大臣，故魏源特为立传。为倒剌沙立传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拥立图帖睦耳的，便是“叛臣逆臣”，为他们立传便是“糠秕眯目，四方易位”。魏源对《元史》欲“正其诬”的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他于无诬处欲正其“诬”，却是被他的“父终子继”的正统史观所拘囿了。
此外，大蒙古国的文献，以畏兀儿字记载；忽必烈即位后的文献，以八思巴字记载。译成汉文后，人名地名，常有多种写法，即译名无定字，同时，“重名太多，名连帖木尔者，至百有二十四人，名连不花者，八十人……”这样，在叙事中便不免出现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现象。魏源指出：“重纰叠缪，几等负涂。”故他说：“不有更新，曷征文献？”他写《元史新编》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写有《元史语解略》，正误是有成效的。然而，犹如一缕乱丝，要治其头绪，并不容易，何况魏源本人并不熟悉畏兀儿字和八思巴字呢？故《元史新编》中出现了不少该正误而未正者，以及未误而正者。时人邹代过写的《校勘节略》，即已提出过不少例证。
四曰变体，即改变体例。自司马迁《史记》创本纪、表、志（有些史书称“书”）、世家、列传五体及五体次序以来，各家史书大多沿例袭用。只有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才把《司天考》、《职方考》放在列传之后。魏源借用唐刘知几和宋郑夹漈的话，说：“隔制度于纪事之间，不便观览。”
因此，他写《元史新编》，将表、志置于列传之后。这种变动，是否寓有以人事为重，而制度次之的意思在内？岂仅是便于观览而已？不得而知。至少魏源本人没有明言。《元史新编》还改变列传以人为卷的体例，而是“变立史法，分之以事类，别之以时代”，如《开国四杰》、《誓浑河功臣》、《平金功臣》、《治历治水漕运诸臣》、《中叶相臣》、《元末相臣》等等。这种分类别、分时代的方法，可使读史者了然于胸，“凡名同者，观其时代不同而可辨，名同而时代复同者，观事类不同而可辨”。
梁启超对魏源这种改变体例的做法，“不能不深服”。他说：“舍事迹内容而专论着作体例，则吾于魏着不能不深服。彼一变旧史一人一传之形式，而传以类从。但观其篇目，即可见其组织之独具别裁。章实斋所谓‘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行之也。故吾谓魏着无论内容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属史家创作，在斯界永留不朽之价值矣。”后出转优，这是常有之事。《元史新编》较之《元史》，亦当作如是观。
但，《元史新编》终究为魏源尚未完成的作品。他逝世后，他的遗稿最初落入仁和龚自珍后人的手中，后又落入莫祥芝手中。他的族孙魏光焘从王先谦那里听到这一情况，“亟寓书索还”。光绪二十三年（1897），魏光焘怕“岁远遗稿就湮”，欲“及时锓梓”，“始属欧阳辅之、邹改之两茂才校刊”。
邹代过（字改之）读完《元史新编》后，认为：“旧史疏舛四出，魏先生重加讨订，兼取众长，集为杰构，体例笔削，是非褒贬，不惮独用主裁。”但是，“所遗原稿，其中已录清本者十馀册，多有抄胥倒乱及讹夺、艰于理会之处；其就旧史涂改各底本，间为他手窜易，或至纰缪不可思议”。
邹代过、欧阳辅之经过八年的努力，校订、增补，才有今日《元史新编》的面貌，其中还包括邹代过对“采辑寥寥，未及成编”的《宗室世系表》所写的“考证”和“续补”。民国人李抱一说：“魏默深先生之元史初稿甚荒芜，魏午庄得而藏之，以遗改之先生及同邑欧阳辅之先生。欧长辞章，而不善此。改之先生遂专负整理考订之责。书成，梓于三味堂。世只知魏默深之有《元史》，而不知无邹改之即无此《元史》也。改之先生考订讹伪，删削繁芜，功最多。”这是很客观的评述。故说《元史新编》乃“魏源原纂，邹代过增订”，差强人意。
虽经邹代过、欧阳俌整理考订，但《元史新编》终属草创未就之作，疏漏舛误，依然不少，常有人指出勘正。这大魏光焘：《元史新编·序》。
概也是曾濂、屠寄、柯绍忞等人要在《元史新编》之后重写元代史的一个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