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今天的教育体制，是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其精神实质在于知识学习，而不是人格教育和德性培养。即使其中有一些道德教育课程，也往往成为不受人重视的“点缀”，事实证明这些课程多数不太成功。盲目地学习西方，废除了传统的国学，成为今日中国社会一系列精神道德问题的根源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在西方，人格教育和德性培养，主要是通过家庭和教会来完成的。学校与教会的分离，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分而治之，乃是西方教育传统的主要特征之一。今天西方语言中的“学校”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本义为“闲暇”，“希腊人是这样考虑的：一个人有了闲暇时间，他就利用它进行思考，寻求事物的来龙去脉。对于希腊人来说，闲暇与追求知识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希腊人最热衷的学问“哲学”，本义也是“爱知识”。可见西方学校教育的传统是重知识，不重德性。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西方人不重视或放弃了德性教育，就完全错了。相反，教会承担了人格培养和德性教育方面的主要任务。今天，我们到欧美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哪怕人口只有几百人的小镇，也能看到三五座不同的教堂。很多西方人都是从小跟父母一起，在教会的熏陶下长大的。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是在父母和教会的教育下慢慢形成的。教堂所组织的、旨在培养人们如何做人的读经班和训练活动，可以说不计其数。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既然不可能全盘接受基督教传统，让宗教成为全社会最有效的道德教育手段，却又将中国古代的德性培养传统从现行教育体系中取消了，这不是学习西方教育体制的一个败笔吗？
我们大概也知道，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内容，本是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宗旨的；即使是治国平天下，也以自我完善为目的。孔子曾谆谆告诫弟子，做学问的根本目的是“为己”而不是“为人”（《论语·宪问》）。《论语》中孔子与弟子论“学”，通常都是指待人接物和性格修养。儒家经典《大学》一书，就是教人如何成为“大人”。所谓“大学”，指使人成为一个与天地并立的、“大写的人”的学问。易言之，“大学”就是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崇高的道德情操、理想的人格境界和辉煌的事业成就的人。这不正是我们多数人所梦寐以求的吗？这种学问今天已经过时了吗？
那么如何来学习《大学》呢？孟子认为关键在于一个“养”字（《孟子·滕文公》）。所谓“养”，既可指通过日积月累的培养，也可指让生命在修身中获得滋养。你修身不是为了别人或社会需要，而是为你干涸的心田施加营养，让它获得充分的滋润而健康地成长。今天，我们面对知识分子的中年早逝、职业精英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广泛的社会心理疾病，不能不认识到修身和养性的重要性，同时也更应该认识到，古人博大精深的修养学问并未过时。当我们每天拖着疲惫的躯壳上班，带着深刻的焦虑下班，感情、婚姻、家庭、事业、人际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哀叹为什么活得这么累时，也许该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教会我们一门生活的艺术，让我们从小学习如何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把握正确的生活方向，创造精神的幸福和快乐？古人在过去几千年漫长岁月里所摸索和积累的伟大智慧，我们凭什么轻而易举地抛弃？
宋代以来的理学家们认为，真正的道德进步不是去服从教条的规范，而是去挖掘合乎自己天性的东西。他们将“道德”的“德”解释为人性中固有的虚灵不昧的内在品质，认为学习和修养只是认识人性中固有的优良品质，成全我们的天性。只有这样，才能“有德”，而“有德”即“有得”。古人云：“德者，得也。”“得”，是心得，指心灵的收益和滋养。可见他们并没有把“德”理解为抽象的道德规范。古希腊文中也有一个“美德”（aretee）的单词，可指灵魂中高贵的部分。希腊哲学家强调美德是合乎人的天性的，可见其含义与古汉语中的“德”相近。但是希腊哲学家们主要从思辨的角度来理解美德是什么，关心美德是什么，而儒家关注美德如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