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许多人都建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76岁的邓小平婉言谢绝。邓小平申述了由他当不好的理由，而且他同其他几位老同志都主张，凡是70岁以上的老同志都不担任。因为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比较年富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
邓小平认为，在60多岁的人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邓小平认为，他可以在暂时没有其他适当人选的前提下，担任一段中央军委主席，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人将来接替。鉴于邓小平的考虑十分周详，中央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他并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接受了他在六中全会前不再主持目前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袁宝华回忆：李先念同他讲，华国锋很顾全大局，在当时情况下他要不检讨就顶着了，他一检讨，大家就没什么意见了。参见《百年潮》，2007年第7期。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但仍保持了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职位。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保持了中央委员的席位，但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1987年中共十三大，华国锋仍以1800多票当选中央委员。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华国锋继续当选中央委员。至此他已是连续七届的中央委员。这表明，中央对犯过错误但的确有过贡献的人，也是不会忘记的。
1984年10月16日胡耀邦在会见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时讲到了“四人帮”，接着又提到了华国锋。胡耀邦说：高原：《胡耀邦在中国政坛上的最后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四人帮”还活着，他们每天看电视、看报纸。国庆节他们还在电视上看了我们的阅兵游行。(王兆国插话说：王洪文说，阅兵搞得这么整齐，很佩服。他对阅兵的武器有评论，说有些武器很有发展。)江青看了电视，她说邓小平那么健康，真没想到。她说我和邓小平本来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只是小问题上有分歧。她是顾左右而言他。
国庆节那天观礼，外国记者发现华国锋、汪东兴也照样上了天安门。他们不同，他们打倒‘四人帮’有功，不过错误也不少。他们还是坚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华国锋现在的待遇比我高，我当组织部部长时把他的工资提高到三级。我们现在最高的是三级。毛主席五四年把一、二级取消了。现在三级的只有小平同志、叶帅、徐帅、刘帅、乌兰夫、陈云同志七八个人，其他的中央负责同志是四、五级，我是五级。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响。
华国锋失误的确是严重的，其要害在于：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认识到了“左”的错误的危害，但由于他从实用主义出发，过多地考虑了毛泽东晚年的信任和个人得失，不能及时纠正“左”的错误却又坚持“左”的错误，阻碍了邓小平等老同志出来工作。他对清除“左”的错误面临的困难顾虑太多，甚至在某些方面助长了“左”的错误，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失误。
经中共中央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是这样评价的：他没有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别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未能解决既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个复杂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法承担起拨乱反正、带领全党走向转折的重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当然也应看到，华国锋虽然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但他也和一般同志一样，有一个对“文化大革命”这类事件逐步提高认识、改变错误认识的过程。问题在于他身居高位，他的觉醒不但迟于党内的老革命家，甚至还落后于广大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这样，他在一定条件下就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纠正“左”倾错误的阻力，与历史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王洪模、苏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当断不断，坐失时机，这与许多老干部和人民要求纠“左”的情绪和呼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十一届六中全会起，华国锋的职位越来越具有特殊政治意义和荣誉身份的特点。历史的聚光点已从他的身上移走了。这一点，是大家共同承认的，华国锋也是应该和能够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