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海因里希·海涅（亦译亨利希·海涅，1797—1856 ）出生在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一个破落的犹太商人家庭。二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一八三年，受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写出了“我是剑，我是火焰”的革命诗歌，为德国反动统治者所不容，被迫流亡法国。从这时起直到逝世为止，他都被普鲁士的间谍们包围着。在巴黎流亡期间，他与雨果、巴尔扎克等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一八四三年他又与马克思结识。
“老兄！我奉劝您别叫我在您的商标上画个黄金的安琪儿，而让我画上一头火红的雄狮。我已经画惯了红狮。您会发现：即使我为您画的是黄金的安琪儿，可是看起来它还是像一头火红的雄狮。”
一位可敬的艺术同道所说的这番话应当加在本书的拳头，因为这些话非常坦白地把一切可能找到的责难预先堵住了。同时，我还要提起一件事，以便于把一切都说清楚。本书中除了极小部分之外，都是在一八三一年夏、秋两季写成的。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忙于未来红狮的画稿。当时在我周围有各式各样的叫嚣和喧闹。
我今天难道不是很谦逊了吗？
你们可以相信：世人的谦逊总有他们善良的缘由的。亲爱的上帝常常使他的臣仆易于表现谦逊以及诸如此类的美德。例如宽恕自己的仇敌是容易的，假如一时没有什么妙计可以伤害他们的话。又如不引诱妇女是容易的，假如上帝赐给他的是一副过于丑陋的相貌。
各式各样的伪善者将又会对本书里的一些诗篇发出深长的叹息———但是长叹是无济于事的。其次，“后人”已经体会到；我全部的言论，我全部的诗歌是从一种伟大壮丽，欢乐无比的新春思想中开放出来的。这种新春思想即使不比那忧郁腐朽的圣灰日思想高明，但至少和它同样地值得尊敬。圣灰日思想使得我们美丽的欧罗巴闷郁凋零，使得美丽的欧罗巴成为鬼怪和伪君子聚居之地。我曾一度用轻微的讥嘲反对过他，现在却成了一种公开的、正式的战斗，———我甚至已经不在最前列了。
赞美上帝，七月革命解放了沉默已久的舌头。是啊，正因为那些突然醒悟过来的人想一口气把缄默至今的一切全说出来，所以形成了许多喧嚣。这些喧嚣有时非常不友好地震荡着我的耳膜。我曾好几次有意放弃这发言人的职使，但在实行时却比放弃一个国家枢密顾问的位置还要困难，尽管枢密顾问的进益比最好的、公开的保民官要好得多。一般人都认为我们的所行所为纯粹是一种选择，只是从新思想的仓库里挑选出一种新思想来为它说话、为它工作、为它战斗、为它受苦，就像普通的一个语文学者选择自己的宗师、终生为宗师做注解似的。———不，不是我们掌握思想，而是思想掌握我们。是思想驱使我们、鞭策我们走上角斗的战场，使我们像受强制的角斗士来为它战斗。每一个真正的保民官或使徒都是这样的。
阿摩思曾经对阿马齐亚王说：“我并不是个预言家，也不是预言家的子孙，我只是个采集桑果的牧羊人。但是天父把我从羊群前面叫去，对我说道：走吧，去预言！”这些话是伤心的自白。有一位可怜的僧人，由于自己的主张而遭到控诉。他站在沃姆斯王国和皇上的面前，尽管满怀忠诚，但还是宣布不可能撤回自己的主张，而用下列的言词结束了自己的话：“我站在这里，我不能改变自己的主张，上帝帮助我。阿门！”这些话也是伤心的自白。
要是你们懂得这种神圣的强制，那么你们就不会再叱责我们，不会再羞辱我们，不会再诽谤我们了。———真的，我们不是主人，而是言论的奴仆。马克西密梁·罗伯斯庇曾经说过：“我是自由的奴隶。”这也是伤心的自白。
我现在也要作些自白。我离开了祖国为我繁荣、为我微笑的高贵的一切———那边还是有几个人爱我的，例如我的母亲———这并不纯是我本心的愿望。但是我走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走，是因为我不得不走。后来我感到非常疲倦。七月之前，我一直从事预言的工作，内心的火焰几乎把我烧毁了，内心汹涌出来的强烈言词，把我的心折磨得非常虚弱，像是产妇的身体……
我想———即使人家不再需要我，我也该为自己活下去，写出我脑袋瓜里贮积的诗歌、喜剧、小说以及可爱的、滑稽的思想游戏。我又想悄悄地潜回诗境，潜回我童年曾幸福地在那里生活过的诗境。
可是，我找不到能够使我更好地实现这一愿望的地方。这里是紧靠海边的一所小别墅，坐落在诺曼底的阿弗·德·格拉斯附近。远眺一望无际的北海，实在美不可言。风景变化不已，但又是非常平凡。今天是令人厌烦的风暴，明天又是讨人欢心的宁静。天际的白云，壮丽而惊险，好似那过去在这带海面上经营他们野蛮营生的诺曼人的鬼影。在我的窗下却开放着最可爱的花木：玫瑰花含情脉脉地向我投送秋波；红丁香羞答答地放出乞求爱怜的芳香；月桂树，越过矮墙，向我依偎过来，几乎伸展到我的房里，像是追逐着我的荣誉。是啊，我曾一度带着相思的憔悴追在达芙奈身后，现在是达芙奈追在我身后，她就像个娼妇似的挤进我的卧房。我过去所追求的东西，现在却使我感到厌烦。我需要安静，我不希望有人讨论我，至少不希望在德国有人议论我。我要吟出宁静的诗篇，但只是为了我自己，至多不过为了诵读给某一只隐藏起来的夜莺听听。开始的时候还行，诗兴又包围了我的心灵，熟识的，高贵的形象，金色的图画重又浮现在我的脑中。我又变得像过去那样如梦如痴、沉醉入迷。我只需用一支安静的笔，把我感到的、想到的写下来就行了———我就这样开始了。
但是，人人都知道，在这样的心情下是不能一直安静地坐在房里的，有时还是会带着兴奋的心情、炽红的脸颊跑向野外，连路都不看一看。我也是这样，不知怎样一来，我突然站在阿弗的大道上。在我面前有许多高大的农车在缓缓地挪动：车上载满了各种穷得可怜的大小箱子，古老法兰克式的家具，还有妇女和小孩。男人都在一旁走。听到他们说话时，我不禁大吃一惊———他们说的是德语，是许瓦本的土话。我不用思索就知道这些是移居人。我走近去，仔细地看了看，就在这时候我感到一阵急剧的痉挛，这种感觉是我一生中从来不曾有过的。全身的血液突然升向心室，冲击着肋骨，像是血液要从胸膛里冲出来，像是血液不得不赶快冲出来。呼吸抑止在我的喉头。不错，我所遇到的就是祖国本身。在那些车上坐着的就是黄金发的德国，那诚挚的蓝眼睛，那亲切而又顾虑多端的脸庞，嘴角边还带着愁人的浅薄。这种浅薄曾经使我感到无聊和气恼，现在却使我痛心地感动了。诚然我在年少气盛的时候，常常厌恶地评谪故里的混乱与鄙俗，诚然有时和幸福的、养尊处优而又迟钝得像蜗牛似的祖国，发生大家庭所常有的小争执，但现在，流落国外，尝尽艰苦，看到祖国处于困苦的境地，所有这一类的记忆全从我的心灵中消失了。连它的缺点都突然使我感到可敬可爱。我甚至对它那浅薄偏窄的政见表示和解。我跟它握手，跟每一个移居人握手，好像我是在和祖国本身握手，表示重新言归于好。我们说着德语。那些人在国外的大街上听到了这种声音，他们同样地非常高兴。忧虑的阴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他们几乎在微笑。连那些妇女———其中有几个是非常美丽的———她们也从车上向我喊出她们好心的“上帝保佑你！”那些小孩红着脸、彬彬有礼地向我问好。一些最小的孩子，张着他们还没长牙齿的、可爱的小嘴向我欢呼。“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德国呢？”我问那些可怜的人。“土地是好的，我们很想留在那里，”他们回答道，“但是我们呆不下去了。”
不，我不是个煽动家，不是要来鼓动大家的情绪。我不想重述我在阿弗大街上，在朗朗青天之下所听到的一切：关于高贵的和最高贵的乡亲的故里所作的不法勾当———较大的苦痛不一定表现在词句本身，而表现在语气之中，用这种语气直截了当地把话说出来，或者不如说是发出悲叹。那些可怜的人也不是煽动家，他们诉说完苦处之后，常常用这样的结束语：“叫我们怎么办呢？叫我们来一次革命吗？”
我在天地间全部神灵面前赌咒说：这些人在德国所忍受的十分之一痛苦就足以在法国引起三十六次革命，使得三十六位国君失去王位和头颅。
我们本来可以熬下去，不离开的。”一位八十岁的，也就是见识倍于常人的许瓦本老人作了些说明，“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们。他们还不像我们这样健壮。还不习惯于德国。可能他们会在国外得到幸福。当然，在阿非利加，他们也得忍受一些苦难。”
这些人是到阿尔及利亚去的。有人答应给他们方便，给他们一块土地来殖民。“据说土地是不错的，”他们说道，“但是听说那边有许多非常危险的毒蛇，在那边还得忍受猴子的危害。那边的猴子会偷窃田里的果实，会把小孩拖进树林去。这真是可怕。但是家乡的官吏也是有毒的，假如你不把捐税付清的话。兽害，特猎使我们的田地荒芜得更厉害，而孩子们又会被拉去当兵———叫我们怎么办呢？叫我们来一次革命吗？”
为了人类的荣誉，我必须在这里提到同情心。根据移民人的话来看，他们的受难是受到全法国的同情的。法国人民不只是富于思想，而且还最有怜悯心。连那些最穷苦的也想办法对这些不幸的外国人表示自己的怜爱，他们帮助移居人装卸，把自己的铜锅借给移居人煮饭，帮助移居人劈柴、打水，洗衣服。我亲眼看到一个法国的女丐把自己的面包掰下一块，给一个可怜的许瓦本小孩。连我都衷心地感激她。此外还应当说明：法国人只知道这些人物质上的苦痛。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德国人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因为统治者的压迫一旦使法国人感到不能忍受的时候，或者使他们感到过分不便的时候，他们绝不会想到逃走，而会给他们的压迫者一张出境证书，把那些压迫者赶出境去，自己却快活地留在国内。总而言之，他们会来一场革命。
至于我自己呢？那次相遇—一直使我的心里感到悲切的痛苦，伤心的忧虑和沉重的失望。这类心情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我方才还像个胜利者，高傲地摇摇摆摆，现在却虚弱带病地像个丧魂失魄的人。说实在话，这并不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爱国主义所起的作用。我感到那是一种更高贵，更善良的东西。长久以来，凡是带有爱国主义字样的，一切东西都使我感到厌恶。那些讨厌的蠢材，出于爱国主义而卖命地工作着。他们穿着合身的工装，当真地分成师傅、伙计和学徒的等级，行施着同业的礼节，并且就这样在国内进行“争斗”。是的，我看到这副化了装的嘴脸时，的确有些气恼。我说“争斗”，是带有最龌龊的双关意义的。因为使用刀剑的“争斗”不是他们手工匠人的习俗。人人都知道杨伯伯，那客栈老板杨伯伯在战斗中也是怯弱而愚蠢的。许多伙计也像师傅一样是些下流东西，是一些卑鄙的伪君子，他们的粗野根本不是真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德国的忠厚还一直把粗野看作勇敢和诚实的标志，虽然看一看我们的监狱就足以明了：世上还有粗野的无赖和粗野的懦夫。法国的勇敢是温文有礼的，诚实也是很有教养的。法国的爱国主义也在于热爱自己的家邦，而法国也同时是个文明之邦，是个人道的、进步之邦。上面提到的德国的爱国主义却相反地在于仇恨法国人，仇恨文明和自由。我不是个爱国者，因为我赞扬了法国，对吗？
爱国主义、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一个人可以爱他的祖国，可以爱到八十岁，但还一直不了解它，不过这个人大概是一直留在家乡的。春天的特色只有在冬天才能认清，在火炉背后才能吟出最好的五月诗篇。爱自由是一种监狱花，只有在监狱里才会感到自由的可贵。因此，只有到了德国边境，才会产生对德意志祖国的热爱，特别是在国外看到德国的不幸时才感到。手头的一本书里正好包含有一个亡友的一些信札，有一处是她在国外描述一八一三年战争中看到自己同胞时的感触的。昨天，这一处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想把这些可爱的话写在这里：
“我又感动又伤心地哭了一上午，痛苦的眼泪流个不已！哦，我从来不曾想到我竟是这样热爱我的祖国！好比一个学物理的可能不知道血液的重要性，要是旁人抽掉了他的血，他就会跌倒下来。”
就是这样。德国，这就是我们自己。那些移居人就是血液的洪流，从祖国的伤口滚滚地向外流，消失在阿非利加的沙漠上。因此我看到那些移居人时，突然就变得虚弱无力了。就是这样。这好像是肉体上的损失，但是我在心灵中却感到一种近乎肉体的痛苦。我徒然用聪明的理由来安慰自己：阿非利加也是个好地方，那边的蟒蛇不会吐射基督的爱，那边的猴子不像德国的猴子那样讨人厌———为了解闷，我哼着一支歌曲，恰好是修巴特的老歌：
越大地过海洋投奔他乡，
离祖国往非洲热带地方。
停留在德意志国境线旁，
挖掘起故乡土捧握手上。
亲吻我故乡土感激家乡；
多谢你赐与我蔽身草房，
多谢你赐与我饮料食粮；
多谢你保护我让我长成。
多谢你，亲爱的祖国家乡！
童年时代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只有这几句歌词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每逢我来到德国边境的时候，这几句歌词总又出现在我的脑海。关于歌词作者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是个贫苦的德国诗人，他的大半生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以及他是个爱好自由的人。他已经死了，而且他的尸骨早已化为灰土，但是他的歌还活着；因为他们不能把言论关进监狱，不能使言论化为灰土。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个爱国者。假如我那天哭了的话，那只是为了那个小女孩。那时天色已近黄昏。一个德国的小女孩，就是先前我在德国移居人群中注意到的那个，她独自站在海滨，像是在沉思，并且眺望着浩瀚无垠的大海。这小女孩大概有八岁吧！拖着两条可爱的小辫子，系着一条许瓦本式的短裙，是法兰绒的料子，印有美丽的条纹；脸色苍白，面带病容，长着两只诚挚的大眼睛。她用委婉不安而又好奇的语调问我：这是不是大海洋？
直到深夜，我一直站在海边涕泣。我并不因为我流了眼泪而感到羞愧。连阿契勒斯都在海边哭过，哭得他的银足母亲不得不从波涛中出来安慰他。我也听到一种水里的声音，但不像是给我安慰，倒像是叫我觉醒、给我命令，并且说得深刻而透彻。因为人海知道一切：星星在夜晚把天上最隐秘的谜语托给它；海底有神奇地沉没的王国，以及大地上古老的、早已失传了的传说；在各个海岸上，波浪竖起成千只好奇的耳朵谛听着；流向大海的江河带给它各种消息：从偏僻的内陆打听来的消息，以及从小溪和山泉的闲谈中偷听来的消息。假如大海向一个人吐露自己的秘密，向他的心灵偷偷地说出宇宙之谜的谜底，那么，再见吧，安宁！再见吧，静静的梦境！再见吧，小说和喜剧，我已经那么美妙地开头了的，而现在又很难马上继续下去的小说和喜剧！
从那时起，画安琪儿用的黄金色在我的颜色板里几乎干涸了。润湿地留下的只剩那刺眼的红色，像血一样，只能用它画红狮。是的，我的下一部作品一定会是一头红狮，敬请敬爱的读者根据上述的自白赐予谅解。
品味
本文是一篇思想独特、议论透彻、感情充沛、情理并重的政论散文。政论与抒情的紧密结合是它最大的特色。
文章的论题非常明确，就是论述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在作者看来，只有与反动统治者誓不两立，改变祖国被封建统治者造成的落后、反动的面貌，使她逐渐步入昌盛民主，使人民摆脱水深火热的贫困境地，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作者对祖国的感情是充满矛盾的，他爱她的山川和人民，又恨她的落后和盲从。这样矛盾的心情，在作品中有充分的流露，表达出对祖国痛苦的爱和爱的痛苦。
形象性、抒情性和哲理性，是这篇政论散文的一大特色。
通观全文，思想开阔而气象恢宏，纵横捭阖而自由驰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表达使命感时是那样的真挚诚恳，叙述爱国心时又是那样执著深沉。文章之气势有如浩淼的大海，容纳了丰盈斑斓的思想感情的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