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清明节）
孙思白同志名兴诗，字思白，山东历城人。1934年我们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同住在椅子胡同四斋一间临街的宿舍里。他在文学院历史系，我在理学院数学系，由于我俩都喜爱文学，所以很快成为好友。1935年秋四斋撤销，我们搬到马神庙西斋，都住在天字号，住室相隔一排房，临近阅报室，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时局，对于日本军阀咄咄逼人、国民党当局步步退让非常不满，义愤填胸，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1936年我们又一起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他担任北平民先队部的总交通，我是北大民先队负责人，大家都忙起来，在一起议论少了，但仍保持经常联系。我在西斋办一个“炮火”壁报，每周出一期，他非常关心，还不时投稿相助。1937年七七事变，我们先后离开北平，8月在济南分手，我回河南工作，听说他到鲁西北范筑先处参加抗日活动。此后，战局瞬变，音问遂绝。
全国解放后，从孙陶林同学处得知思白同志在山东大学教书，由于工作隔行，联系不多。一直到“文革”后期，1973年思白同志调来北京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才得以重温旧交。他参加《民国史》的编著，诸如《大事记》、《人物传》、《译稿》、《专题资料》等，每出一本都送给我，近水楼台，先睹为快，获益匪浅。
1980年韩天石（时任北大党委书记）在北大临湖轩召集十多位北大同学座谈“一二·九”时期北大学生活动情况，我和思白同志都被邀参加，谈起青年时代往事，大家非常兴奋。次年春节部分老同学在我家聚会，后来又到刘玉柱家聚会，经过一番酝酿，决定每年春节轮流做东邀请在京老同学聚会团拜。这两次聚会思白同志都积极参加，对每年春节聚会也热情倡导。从1982年起，每年春节聚会他都协助刘玉柱同志组织筹备，并撰写诗文，活跃气氛。1982年春节，他亲笔写了一首《沁园春》条幅挂在会场，热情缅怀往事，歌颂改革开放，引起大家极大兴趣。
1985年“一二·九”运动50周年，思白同志主编的《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和《红楼风雨——北京大学“一二·九”历史回顾》两本书出版。这是他从1983年起以古稀之年亲自筹划组织主笔奋战编写而成的。为总结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60年代初宋应同志曾邀集我们几个老同学进行座谈，后因“文革”而流产，这次两本书的出版总算圆了这个梦，可以告慰宋应等已去世的老友了。
思白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入党，后失掉组织关系。但他一心向党，一直追随党组织为党工作，老而弥笃。1983年他重新入党，立即遍告老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思白同志比我大两岁，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他对我也关怀备至。1996年1月我写了一首《八十述怀》诗，2月他就送来和诗，称我为“救亡队里‘埋头派’，壁报墙头‘大主编’”。当年北大西斋火热的生活，使人难忘。1988年他还写过一首《题一二·九运动中史二班欢迎出狱同学纪念照片》，诗中有“负笈红楼忆少年，东西斋对汉花园。心期班马千秋业，呼号街头腊月天。豪气未消添白发，远怀无奈望婵娟”之句，抒情怀旧，往事如昨，及今诵读，犹感慨系之！
思白同志多年患背痛，常到协和医院门诊治疗。1999年初疼痛加剧，未能参加老同学聚会，特嘱朱穆之同志代为请假说明。后来，为了便于疗养，他由夫人陪同住入北京红十字东方养老院。2001年5月我去看他，老友相见，他非常兴奋，临别时拉着我的手一直送到楼梯口，并以新出版的《孙思白史论集》相赠。不料这次会面，竟成永诀！
今年春节期间，翻阅历年老同学聚会资料照片，发现参加聚会的人越来越少，过去曾有近40人，去年只有15人，老成凋谢，令人痛惜！当时我写了几句诗，现录如下，聊表对思白老友的怀念之情。
盛世即今万木荣，
红楼旧雨多凋零。
铁马金戈怀壮岁，
心潮汹涌久难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