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涉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涉及什么才是一个社会维持稳定的根基。
法国大革命是政治革命，所以并没有逾越所有权这一道围墙；而现在临近的革命则已经把热情从政治转向了社会，开始认识到目前为止人世间的财产划分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所有权得以成立的基础也并不公正，于是革命的目的也就不仅仅是为了推翻一些法律，改变某届内阁，而是针对这个社会本身，是要动摇它目前赖以支撑的基础（请参见后面马克思的有关论述）。
所以，托克维尔说，他之所以不愿意参加“宴会运动”，背后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情况已经与当年的法国大革命时完全不同，因为现在所爆发的任何革命都将是针对社会而来，都与所有权的废除有关；而这一点又是所有参与“宴会运动”的人（我们相信这些人都是一些略有资产的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当他参加在当地的竞选时，有人就曾厉声质问他为什么会脱离反对党的立场，他说：“我不想参加宴会运动是因为我不愿看到革命，而且我敢说，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倘若跟我一样预测到从中即将爆发的事件，他们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出席这些宴会的。因此在你们和我之间，我看到的唯一区别就是，我清楚你们在做什么，而你们自己却茫然不知。”
但反过来看，“在宴会中集会的权利，又是我们最不容置疑、最必不可少的权利之一；如果否认这种权利，那就是践踏自由，就是蹂躏宪章”；所以当国王禁止再举行这样的宴会时，革命就爆发了。
就发生在政治革命领域里的革命而言，托克维尔说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除了自由和人类尊严之外，我并无其他立场要扞卫。借助共和原则能够给予新政府的力量来保护社会种种旧法律，反对革新者发扬光大法国人民那显而易见的意愿，遏制巴黎工人的激情与欲望，因而以民主战胜愚民政策，这就是我唯一的目标。”
相对于这一目标而言，他说，个人的正义感与荣誉感不但远远高于“保住部长之位的需要”，而且也高于何种政体最好的所有争论；在他心目中只有一个温和的共和政体才能满足他对于自由、尊严、正义感和荣誉感的希求。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爆发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统治，恢复了共和体制（史称“第二共和”）；在这一意义上，托克维尔认为“二月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它不但赶走了国王，而且让法国历史上最腐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追求公职以靠税收生活，托克维尔说，这是法国民族本身最重大的缺陷，也是民主立宪与中央集权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是最不血腥的一个政府自行倒下。所以他不认为这是一场骚乱，而把它定义为真正的革命，并在蜂拥而至的民众中喊出了“改革万岁！”的口号。
同年的“六月起义”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从现象上看，这场起义的爆发与４月２３日的议会选举有关，因为在选举中，工人代表在八百八十个议席中只有区区十八席。所以，这场“起义的目的就不在于改变政府的模式，而是在于变更社会秩序。说实话，它并非一场政治斗争（就迄今为止我们给予这个字眼的含义而言），而是一场阶级斗争，一种奴隶战争。从事实上看，起义显示了二月革命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理论在思想上曾经显示二月革命的特征一样……人们不应从起义中只看到工人的反应是激烈的、盲目的这一点，而应从起义中看到，他们为摆脱被人们称之为非法压迫的生存环境，为了开辟一条通往他们向往的幸福生活——很久以来人们就给他们指出，那是他们的权利——的道路而不惜使用武力，工人的这种力量是强大的”。
“二月革命”成功了，“六月起义”失败了（或者说被镇压下去了），后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简单一点说，“二月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国王，恢复共和，参加者是一大群“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市民”，领导者则就是那些“宴会运动”的参与者；面对的则是国王与军队。托克维尔说，“我一向留意到在革命时期最易失去理智而且往往也就是最懦弱的人，那就是军人”。于是，当曾经下令向民众开过枪的布若（Ｂｕｇｅａｕｄ）元帅也下令现在的指挥官贝多（Ｂｅｄｅａｕ）将军镇压民众时，听着民众乱哄哄的呐喊，“再加上看到自己的士兵犹豫不决，有时还与对方暗中配合时……此时的贝多就已方寸大乱：无人知晓他的慌乱会带来什么后果；无人知晓一小撮人怎么就攻占了议院，而且他们就在守卫议院的骑兵队手枪射程之内；其后，也无人知晓议会又是怎样被宣布罢免的，临时政府又是如何选举产生的。”
相对来说，“六月起义”的被镇压却简单得多；起义者多为工人，他们的目标是废除所有制，没有明确的领导人（国民议会中的山岳党人也不敢赞同起义，他们对通过另外的途径来达到目标还存有幻想，但布朗基的影子一直都在起着实际的指导作用），只是一场“一个营垒的国民反对另一个营垒的国民的暴乱”（其中女性很多，而且坚持到了最后），在短短四天时间里，就聚集起十余万手持武器的人，他们大都轮番接受过军事训练，而且“巴黎半数的工人曾在军队中服过役”，所以操纵各种武器没有任何问题。站在他们对面的是国民自卫军，是立即宣布巴黎进入紧急状态（戒严）的国民议会（难能可贵的是最反对这场起义的托克维尔此时对戒严令却投了反对票，他是这样说的：“此举与其说是出于深思熟虑不如说是出于本能。我生来蔑视和反感军事专制，这种情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听到戒严，心中顿生蔑视反感，盖过了危难所产生的情感。在这方面，我犯了个错误，幸好，学我样的人还不多。”），是源源不断来自法国各地的各个阶层的人，他们多是农民、资产者、大业主和贵族，“大家混为一体，不分彼此”。其中最无精打采的是士兵，因为他们还摆脱不了二月革命的阴影；最积极、最活跃的是国民自卫队（来自各地的自愿军）和旧贵族、旧乡绅，包括业主、律师、医生、农夫。
农民进城与工人开战是镇压“六月起义”中一个最无法让我们理解的特点；按马克思的说法，他把农民定义为“占法国人民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所以当起义涉及所有权时，农民们就站了出来保卫自己“名义上的所有权”。
“六月起义”就这样失败了，但作者说，他还是对这场胜利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因为他知道这场危机过后，国民的性格将会发生某种改变，这就是“对自由政体的恐惧或者对它的厌恶行将取代对独立的热爱。自由既已滥用，矫枉必然过正”。
作为一个热爱自由与独立高于一切的人，在胜利后感到的是深深的悲凉，觉得所有的人，“不管是社会党人、山岳党人、共和党人还是自由党人，全部陷入威信扫地的境地，直至对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独特记忆远去、淡忘，直至时代的普遍精神重新树立起来为止”。
但马克思并不这样看。
马克思是这样分析问题的：七月王朝时的路易·菲利普集团所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指的就是“金融贵族”，包括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所有者，他们“都不过是流氓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原有着重号，请高度注意马克思的这一论断）。那时的工业资产阶级只能算作反对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月革命”就是工人与工业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的斗争，因为“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扞卫自己的利益”。当工人发现自己的利益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并未能得到实现时，“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际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不得不“由一个大胆的革命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二月革命”受到普遍赞美，“六月起义”则受到一致诅咒的原因所在。他说：“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５日使法国获得了共和制，６月２５日强使法国接受了革命。在六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二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