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所在。萨拉马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位回归欧洲“以思想为基础”的文学传统的现代派大师；说是“回归”“思想的传统”并不确切，因为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只能在童话式的寓意中加以接近的东西，它永远处于梦幻与现实、历史与虚构之间，就如“现实”或“历史”一样，只能在充满想象力、同情心和讽刺的寓意中才可变得易于理解（这是瑞典文学院给萨拉马戈的授奖词）；说是“现代派大师”，是因为他向“真实性”发起挑战，“使自由的种种可能成倍增加”。作为一个思想者，他想要人们看到内外两个世界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作家，他又只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感性（依赖于但也可能穿透皮肤）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被听觉、视觉、味觉、气息、忧郁、忘记、想象混合而成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什么都是可能的，什么也都可以被说成是另外的样子。使这样一个感性的世界得以成立的可能就建立在想象力与逻辑的力量之上，在想象中体现逻辑的力量，或在逻辑中给想象开辟无尽的空间，这就是萨拉马戈作品独具风格的魅力。
他的《石筏》（１９８６）假想欧洲大陆沿比利牛斯山裂开，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便脱离了欧洲大陆在大西洋上漂浮，宛如一块巨大的“石筏”，既有可能与附近的一系列群岛（如亚速尔群岛）相撞，也有可能寻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宿（与南美洲重新结合在一起）。可以对这种合逻辑的想象所蕴含的寓意进行各种猜测（如反对欧洲的一体化方案等等），但作者显然更关心的是“石筏”漂浮过程中人们的作为，关心的是一切看起来被固定下来的东西其实都有另外的可能。他的《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１９９２）和《所有的名字》（１９９７）也都贯穿着同样的意图，他要给人以想象的勇气，因为“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一塌糊涂”——这句话是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的一个基本观点。
而在想象中把这种逻辑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就是这本《失明症漫记》。
假设某种来历不明的原因使一座城市（与书中的人物一样也没有名字）里的所有的人都相继失明，大家都来想象一下会出现一幅怎样的景象？
美国好莱坞已有许多影片表现了这一主题：当一种死亡病毒即将降临到一个城市中的所有人身上时，政府、军队在人民（或大多数人民）的名义下所可能表现出的残忍与可怕，这种残忍与可怕远在病毒的威胁之上，而且就时时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又不被我们所意识（另一意义上的视而不见）；而那些执行任务的人也会在服从命令、履行职责中只把自己视为某种巨大的客观力量的体现或自视为比任何个体都更有力量的庞大机构的仆人，于是自己也就不再承担作为个体都应承担的任何道德责任。托马斯·内格尔在《人的问题》中把它理解为一种“道德隔离感”的产生，并且认为它是导致社会腐败的根源。现在，当最初的十几个人（其中就包括未失明但自愿与失明了的医生，也就是自己的丈夫待在一起的那位“唯一的女性”）被隔离起来的时候，那“巨大的客观力量”和“庞大机构”会怎么处置他们呢？这其实是一个谁都能想象得出来的问题，而“理性的盲目”也就正体现在这里。它还不像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大禁闭”的可怕描写，因为那种禁闭还可以通过身体接触的方式实施，而现在的“失明症”却是通过目光的对视传染的——“这是世界上最富逻辑的疾病：失明的眼睛把失明症传给能对看的眼睛，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吗？”（该书第七章）于是身体（甚至目光）的接触没有了，而禁闭方式却变得更野蛮、更恐怖，野蛮恐怖到除人类之外任何动物都想象不出来的地步。当局当然想到了把这些失明者统统杀死的最佳方案，但紧接着，一下子又送进来二百多人，再接着，负责看管或杀死他们的士兵们失明了，时刻准备着下达命令的上校也失明了，最后，全城的人都失明了。
到底要多少人失明才构成“失明症”？没有谁回答得了。人少时，可以理解为“巧合”或“非准确意义上的感染”；人多了时，最紧迫的又是封锁消息，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人更多时，恐惧已压倒了一切，而恐惧是不需要任何借口的，或者说恐惧就是干任何事和随便以任何方式来干任何事的最好借口。最早意识到这是一种“失明症时疫”并发现自己也已失明的医生，当他想尽快把这一疫情报告给自己的顶头上司（所属医院的医疗部主任）和卫生部有关官员的努力宣告失败（失败的原因是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想象得出来的）后，他就知道了一个自己其实早就应该知道的事实：“我们都是由这种混合物造成的，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该书第三章）只有在一个失明了的世界中，“一切事物才显示出其真正的样子”，不但人们平时所追求的金钱、美貌、健康、年轻、才学，甚至生命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就连人们平时所厌恶的行为也在无所谓中被普遍接受，其中最使人无法忍受的就是随地大小便和周围环境的龌龊，包括空气中迅速弥漫开来的腐烂的气味。当医生的妻子看着（只有她一个人看得见）自己的丈夫与戴墨镜的姑娘笨拙地性交时，想到的却是“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所有的故事都如同“创世纪”一样，人类又回到了原始部落的时代。于是出现了“盲人歹徒”，他们结成一伙，利用手中偶然拥有的一把手枪而独占了食物的分配权，再利用这一权力强迫别的女人轮流前来“服淫役”。如果说暴力是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话，残忍和想着办法来凌辱他人则纯粹是人类的发明。这是一个一切希望都已丧失殆尽了的世界。在这样一个谁都看不见什么的世界里，要是有一个人还有哪怕一只眼睛，他（或她）也就既可能成为国王，也可能成为所有人的奴隶；这实际上也就正是医生的妻子所充当的角色。
当然也有人希望大家就这样一直在失明中生活下去，这至少使所有的人都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感，而且戴墨眼罩的老人还可以爱上比自己小很多的戴墨镜的姑娘，姑娘也说爱上了他。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什么是“足以使最坏的恶也成为一般的恶的善”？什么又是“在我们自己把这个地狱变成了更坏的地狱”中，一个人仍可保有的最起码的尊严与廉耻？在一个只有依赖于听觉、嗅觉、触觉来重建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周边关系中，什么又是有意义的语言实验？
萨拉马戈说，艺术的目的不是模仿，而是通过创造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现实”来使人们懂得如何去“看”。“失明”的本来含义就是“盲目”，它不是指看不见，而是指不懂得如何去看或拒绝去看；在这一意义上，真正的“盲人”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因“盲目”而“失明”的人；死去的人不可能复活，活着的人却可能再生，就像全城的人又都莫名其妙地复明了一样。当然，重新复明了的世界已与先前大不一样，而且再也恢复不了先前的样子，但这又能、又该怪谁呢？
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在于：复明不是因为重新看到了“光明”，恰恰相反，而是因为“黑暗”。当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眼前一片“光明”时，失明的时刻就要来临了；而当最先的失明者重新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时，他“竟然看得见了”。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蒙蔽、白昼与黑夜一直是对立的两极，但什么才是光明（真理）中的黑暗（蒙蔽）体验？使得所有的人都相继失明的“白色眼疾”恰恰是与“一片光明”联系在一起的。就有一位评论家这样评论萨拉马戈的作品：他在想象、寓言、虚构、梦幻中所给予我们的这个卡夫卡式的世界，“作为对那种娱乐式的或简直就是消遣式的文学的一种反思，是文化的一次不寻常的胜利”，这种有意识地或强迫自己去“看”的努力，哪怕骨子里是悲观主义的，也是“抗拒在思想一律中普遍失明的解毒剂”。
原载《读书》２００１年第１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