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重建”，实际上指的是：这样一套推理性构成的话语系统是否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认作是与价值剥离了的、中立的、无意义的或只体现为一种可无限探究下去的话语空间呢？西方哲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其最精彩的努力，就在于为我们人类的思想提供了这样一套至少是“貌似”“中立化”的话语空间；大家都用这样一套话语所提供的推理性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理性原则）去思想——为各个阶级，为各种私利，总之为着利益与需要去思想，但这套话语本身的“中立化”又使它自身成为学术的或思想的标准；哲学话语就可以在最中立、最抽象、最思想的意义上视为最纯属推理性构成的一套话语系统。中国传统哲学，第一并不追求思想的纯粹性，第二不再能为我们今人的思想提供这样一套话语系统，对这两点，也应该有个清醒认识。而“文革”的年代，人们之所以失去了推理（理性）的能力，又是因为汉语中当时已找不出任何一个词可以被认为是“中立”的。到今天，我们这块热土上可以说更没有人相信思想的纯粹和独立的学术了；大家有的只是彼此心里都明白的源于最切近日常实践的“心照不宣”；而这种“心照不宣”越是有普遍性，差不多会成为全民族的“共识”，那种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推理性构成的话语系统也就越具有实用性——否则就将被淘汰。思想变得越来越生疏，运思者变得越来越古怪，这难道不既是生活的现实，又是思想的现实吗？
思想者不能不思想，但又不能太过严肃地对待思想，这里面确有一种很消极的东西；这种消极并不是指什么都没有意思或什么都不必去做，而是对“做”的过程的一种警觉。当我写作《沉默的视野》时，就常常回忆起“文革”以来我曾偶尔在各个场合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消极言论，那种声音总很微弱，比如“文革”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时，比如“三结合”成立革委会，包括粉碎“四人帮”迎来知识分子真正的春天时。这些话由于太微弱也太消极，加之不可能诉诸报刊，所以总是转瞬即逝，并无人加以理睬。然而今天，我却常常努力回忆着当时的面孔、气氛、语境和姿态，至于具体的结论倒显得微不足道。
结论微不足道，结论的对错就更微不足道了，也许真正的消极就表现在这里，但那种吸引着人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与儒家学说中关于杀身成仁、修齐治平的教诲比较起来，道家的学说无疑要显得消极一些。儒家的学说是说给圣人或想成为圣人的人听的。“文革”时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圣人，比如路上拾到一分钱交给警察或扶残疾人过了一次马路，就好像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似的，而现在，则觉得真是平常不过，包括雷锋干的那些事，也无所谓圣人不圣人，让雷锋活到“文革”，一样打倒刘少奇。觉得世上没有圣人了，才看老庄的书，但那种消极是穷尽了、看透了之后的消极，似乎天地自然、人世安宁皆在阴阳五行、八卦爻辞的古老经义之中。而我所谓的消极，恰恰是针对着那种可以穷尽和看透的姿态而来的。
微弱自不必说了，因为对任何时代的人来说，对纯粹思想的追求总是微弱的；更何况现实的苦难使自己不得不有意坚持住一种微弱以抵抗强大；至于消极，倒真可以多说几句。
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一、二版序文中，康德多处说他“貌为冷淡之人”，说他研究的成果“仅为消极的，唯在警戒吾人决不可以思辨理性越出经验之限界耳”。从康德开始，精神本体作为“自在之物”是超出那套推理性构成的话语系统之外的，这才给消极的积极意义保留了真正的话语空间。
后来在读书中，曾记录下三位完全不同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诗人）所论及的消极：
一是阿多尔诺（Ｔ．Ｗ．Ａｄｏｒｎｏ）所理解的“消极的辩证法”（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它指的是不再像黑格尔那样靠辩证法来克服片面，而是认为真理的场所与全面（整体性知识）无涉，它指的是个体在“消极”（或理解为否定）中所能达到的真实，而且这种真实只有相对于全体的虚假而言才有意义。
再是哈耶克（Ｆ．Ａ．Ｈａｙｅｋ）所讲的“消极的自由”（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ｆｒｅｅｄｏｍ），这是１９７２年当哈耶克在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使用的一个词。他说，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建构是威胁个人自由的主要思想资源，因为它赋予了理性以上帝般的全知全能。他所谓的“知识的僭妄”指的就是社会科学妄称它能揭示社会历史规律，藉此干预并破坏社会中的自发秩序如市场经济。所以哈耶克理解的自由不是指积极参与中获取的权力或表现的能力，而是指退到最后，在市场秩序下对任何个人而言都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这种权利是在消极的固守或维护中体现出来的。
最后是英国诗人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８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在一封信中提到的人在某种境况下所具有的“消极的能力”（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这种能力指处在各种不确定的、神秘的和充满疑虑的处境中，当人既无法弄清事实也无法获得清晰概念时所表现出来的生存能力。
其实人总得活着。这又使我想起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也许人只有在一种“消极的幽默”中才能与现实和解。这种和解仍是对生命过程的一种命名与解释，而且其所谓的“消极”也是针对着对生命过程的另外的看似更为积极的命名与解释（比如应该怎样、理应怎样、为怎样而奋斗等等）而来的。就生命现象本身而言，其实人都这样活着，差别只在于一种有关“活着”的命名与解释寻求的是对生命过程的支配与影响，即所谓的创造历史或改造世界；于是渐渐有了一套关于“活法”的“说法”（写作形式）；而另一微弱而又消极的声音则起警戒作用，不是警戒严肃、热情与理想，而是对表达或体现严肃、热情与理想的写作形式保持警戒，而且这种警戒实际上只具有理论的或学术风格上的意义，所以在这里把“消极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理解为“负面的”或“否定的”也许更为恰当。
因其是负面的或否定的，所以才是一种“拒绝”。
因其是负面的或否定的，所以我所理解的“重建”，指的是一种倒退、恢复或还原，即让日常话语日常化，不要在推理中严肃为政治话语；同时也指的是让推理性构成的话语系统学理化，如黑格尔１８１８年１０月２２日在柏林大学开讲辞中所说，不要让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
同时给“自在之物”，给信仰，给不可说之神秘保留足够的话语空间，这种拒绝下的重建所需要的，恐怕也就正如济慈所言，是一种在各种不确定的和充满疑虑、甚至根本无法获得清晰概念下的生存能力。
“文革”时最通用的一个口号叫“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是的，在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受蒙蔽的，但这“蒙蔽”的运作或支配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特殊愿望而获得的有效权力以及所表现出来的行动能力却都是在知识、科学、真理、规律、必然的名义下成为正面的或积极的服从的；当我们发现这种服从已经成为思想活动的写作形式，当我们意识到就连拒绝也不得不打着知识、科学、真理、规律、必然的旗号时，什么才是我们所可能发出的微弱而又消极的声音？
如果人不受这种写作形式就受那种写作形式蒙蔽的话，也就谈不上“反戈一击有功”；但在此前提下，什么才是对思想者来说真正具有一种“重建”性的“反戈一击”呢？
原载《浙江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