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８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预示着造反的终结：官方报刊在这一年的元旦社论中指出：“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１９６７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９月７日的社论中说，随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文革”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在这之前的８月底，毛泽东接见学生“五大领袖”，要学生退下政治斗争舞台；紧接着，毛泽东派工人和解放军进驻大学和中学，恢复秩序；在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前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这表明“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标已经实现；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泽东下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至此，曾经以造反而显赫一时的青年学生不但被赶下政治舞台，而且被逐离城市。
近二十年来，许多人把１９６８年和朱学勤提出的“６８年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中，用蘸满感情的笔触，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曾经参加“文革”造反，但开始觉醒，大胆怀疑、艰苦思考的中学生。他热情讴歌他们以非知识分子身份思考知识分子分内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无限惋惜地感叹他们因为生不逢时和条件艰难而没有使自己思想的幼芽开花结果，被生活的重担压倒，被历史的尘沙淹没，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朱学勤的感觉是对的，对于那一代青年而言，盲从、狂热和造反始于１９６６年，在１９６７年达到高潮，１９６８年是觉醒和反思开始的日子。虽然，由于运动发展不平衡和觉悟有先后，在一些地方，很多人仍然在形势的驱使和派性的支配下陷于无谓的斗争而不能自拔，但对“文革”怀疑、反思、批判的标志性人物、事件和文字已经出现，虽然大部分思考仍然沿着“文革”的思路前行，但独立性却相当明显，而且，公开的反抗、无畏的呐喊也已出现，为真理而牺牲的烈士在这一年奉献自己的生命。
请记住以下事实：
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写出《出身论》等反抗血统论、呼吁人权文章的遇罗克被逮捕（他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被处决）；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上海大学生王申酉因为探索文革、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建设模式被抓（１９７６年正式被捕，１９７７年处死）；１９６８年１月６日，湖南长沙青年学生杨曦光（即后来着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发表引起轰动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他为此被捕，坐牢十年）；１９６８年春，上海的一些中学生以“中学生串连会”的名义发表探讨“文革”的文章《一切为了九大》；１９６８年，宁夏银川青年学生吴述森等自觉退出“文革”运动，有组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１９６９年成立“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创办油印小报《学刊》，１９７０年作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被捕，其中三人判死刑。
类似的事件和文字并不止于１９６８年，这一年只不过是开头。
１９６９年，江西赣州中学生造反派头领李九莲在信件和日记中质疑“文革”被告发，遭到抓捕、审查（因为坚持自己的立场，她于１９７７年底被枪决）；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广州三青年以“李一哲”为笔名张贴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系统批判林彪和“文革”的极左思想体系，提出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的目标。
中西“６８年人”相遇
中国和西方的某些“６８年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不期而遇，他们之间没有产生惺惺相惜之情，反而是话不投机、隔膜对立，充分说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人生经验和生活轨迹大相径庭。
相遇发生在某些国际学术会议上，这时大家都在四十岁上下，都是学术界、文化界的精英。西方的“６８年人”顺风顺水地在体制内成长，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新老更替自然规律，当上了大学的院长、系主任或社会名人；中国的“６８年人”道路坎坷，他们在“文革”结束之后进入或重回大学校园，读研究生、拿到学位，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但职称往往不过是副教授，他们使尽全身力气得到出国机会。来自中西的精英固然在专业上是一把好手，但将近二十年前的难忘经历使他们也关注社会和人类的大问题，他们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但一旦深入交谈，就会显露当年那种雄辩和好斗的本色。
开始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是“６８年人”，但很惊奇尽管有相同的年龄和相似的地位，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观点正相对立。比如，西方的“６８年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充满不满和批判，中国的“６８年人”却对之赞扬、羡慕，强调其先进和优越的一面；西方的“６８年人”把“革命”、“造反”当成褒义词挂在嘴边，而中国的“６８年人”却羞于提及它们，偶尔用到，也不免带上贬义。直到一方一往情深地谈到中国的“文革”和西方的学生造反，而另一方不假思索地使用“浩劫”、“狂热”、“上当受骗”等语词，大家才突然明白双方有共同的经历，对于那段历史，一方是肯定和怀念，一方是否定和谴责。
中国的“６８年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于产生“文革”的社会、文化条件，有一个从狂热盲信到批判否定的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有些人的转变除了亲身经历，主要是因为官方对于“文革”的定性，而更多的人转变看法，包括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的否定，并不来自简单地追随官方决议，而是来自自己的思索和反省。
刺激中国“６８年人”反省的，有１９６８年运动后期对参加造反的清算，有上山下乡对中国现实的真实了解，有林彪事件的嘲弄，他们痛苦地反省，艰难地阅读、思考，一步一步地告别原来的信念，向人类主流文明和价值回归。而西方“６８年人”在造反失败之后回归自己社会的主流价值时没有经历我们那么多的彷徨、挣扎，没有人处罚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必要以深刻的反思来折磨自己，其结果是，他们回归得容易，心安理得地享受回归后的一切好处，灵魂深处却不愿否定自己青春期的造反经历。就像让皮埃尔·勒·戈夫在《１９６８年５月，无奈的遗产》一书中所说，很多参加１９６８年运动的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反思，在８０年代明显地转向，他们的立场使新的几代人迷失方向。
我与一位日本教授的思想交锋可以算得上是不同社会两个极端的“６８年人”的对立，他是日本一所着名大学的着名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文革”，和我年龄相当，在１９６８年日本左派学生的造反运动中，他曾是积极分子。
我们是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交谈的，时间大概在１９９６年。他一开始就极口赞扬中国的“文革”，谴责抓捕“四人帮”，批评改革开放政策。我举出各种事例和数据来反驳他，比如“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被迫自杀，被冤假错案牵连的人数，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等等。
我提到了“文革”中最惨烈的事件——遇罗克和张志新之死，这位教授毕竟是专家，他对这些史实也很熟悉。但他突然得意起来，自以为找到了反驳我的证据：
“你们中国人中间产生了像遇罗克这样的思想家、烈士，多么了不起啊！但是，如果没有文革，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英雄啊！”我几乎无言以对，这样的逻辑！我最后说：照你的说法，我们应该称赞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没有它的迫害、侵略，不会有那么多为反抗而牺牲的英雄！
除了直接与西方的“６８年人”交锋，我还经常间接地与他们交手。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漂洋过海到西方留学的中国青年中，有一些学社会科学的学子投到了一些着名教授的门下，他们正是当年参与造反的“６８年人”。这些导师早已把自己的造反经历升华为学术理论，非常高兴和卖力地把这些理论灌输给来自“文化大革命”故土的新一代。西方的优越条件和话语霸权保证了“革命思想”的传承，这些洋博士们囫囵吞枣地咽下种种最时髦的洋理论后，又卖力地在西方和中国的大学中和刊物上贩卖，其中最走火入魔的是鼓吹“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中西“６８年人”的敌对，为始料所不及。
１９６８年遗产
中国的“文革”和西方的１９６８年运动给参与其中的年轻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个人在二十岁上下的经历、思想和感情会产生终身的影响，还会形成某种社会性遗产，影响好几代人。
首先需要指出，尽管时间只过去了四十年，但历史已经表明，那场运动并不具有当初青年学生认为的意义，即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那时青年学生以为，６０年代的运动将深刻地改变历史，既改造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又改变了人本身，自己就将成为与旧的一切决裂的“新人类”。法国学生以为１９６８年的五月风暴可以和１７８９年、１８４８年、１８７０年的事件媲美；中国学生以为“文革”完全可以与１９１８年的十月革命和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文革”是浩劫，是人类文明的逆流，西方的造反充其量是毁誉参半的历史插曲。
不能把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说成是青春期的任性妄为，他们的不满有复杂的社会原因，造反的目标没有实现，但造反运动的发生却极大地刺激和促成了民主社会的自我革新和完善。
如果说，西方的激进运动起因于对现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不满，运动的结果是大大地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流行，那么，中国的“文革”则导致青年学生的思想主流坚决认同现代化价值，因为“文革”虽然以“新”为自我标榜，却始终充斥着个人迷信的腐臭和专制主义的残忍，中国的“６８年人”到头来认识到，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骗人的神话，中国仍然需要科学、民主、理性与启蒙。
在“文革”结束之后，“６８年人”成了新一轮现代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对于改革开放政策，他们衷心地拥护，支持得最坚决。对旧体制的弊病，对“左”的路线和政策的危害，他们认识最清醒，抵制最得力。这是用青春和热血换取的宝贵认识。
中西“６８年人”也有共同之处，因为经历了社会性造反运动，他们具有不畏惧权威、思想大胆、精神独立的特色。大人物的光环消失了，舆论的压力不是那么可怕，大多数人的反对也不在话下。他们比上一代人有更大的决心和能力不一定依靠体制生活，把自由和独立看得比安稳与舒适更重要。
中西“６８年人”破除了旧的偶像和教条，但难于在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树立新的价值与意义，很多人没有固定的目标和参照对象，一些人夸张地回归传统，但往往显得并不沉稳、坚实，也许那不过是源于曾经投身于破坏之后的悔恨与自我安慰。当然，这也使他们容易接受文化多元论，在当前这个多元主义盛行的世界，他们的心理准备是充分的，而且，他们的失望出自极度的理想，而理想在他们心中不会火焰全灭而不留一点余热，所以他们的多元主义不至于沦为彻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中国的“６８年人”还要在两个方面与虚幻的遗产斗争。一方面，那些“文革”开始时尚在童稚之年的小孩当年只乐于无人管教的自由和随时发生打斗的刺激，现在不断炮制“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神话；另一方面，新左派和没有反思能力的造反者缅怀和宣扬当年“大民主”、“打倒特权”的神话，把现实的弊病曲解为“文革”所反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有责任讲述真实的历史，让１９６８年的遗产实现其价值。
原载《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