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哈贝马斯４月中旬起到北京、上海等地访问并作一系列讲演。４月１７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演厅开始第一讲，提倡全球化时代的普遍性价值，反对“亚洲价值论”。歌德学院院长魏松２１晚举行家宴，李慎之、雷颐和我等几人与哈贝马斯长谈。２２日在北海镜清斋，哲学所的学者与哈贝马斯再作交流。哈贝马斯来华访问引发了争论，我就哈贝马斯的讲演发表“天理”与“现实法律”之间关系的感想，社科院某学者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批驳；雷颐披露哈贝马斯与我们交谈时发表对于中国新左派的看法，受到人身攻击。
认识和肯定科学的价值
自牛顿力学问世以来，科学对于促进人类物质进步和精神文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就把科学当成破除迷信、摆脱贫穷、实现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科学的作用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利大还是弊大，从来就有不同看法。着名法国思想家卢梭曾对科学的影响发出强烈质疑，到了２０世纪，更有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大哲人深入揭示科学的负面价值，流风所及，对科学持怀疑与批判态度不但在发达的现代、后现代社会，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成了风尚。
中国人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上奋起直追，一方面也快速地吸收西方哲学家否定科学的思想。看来，对科学价值的评价，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像西方人那样，一般地谈论科学的本质、作用、后果；二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即长期落后，实现现代化是当务之急）探讨科学的价值。本文侧重于第二方面，分析梳理自２０世纪初直至今天中国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批判性态度，说明对科学基本上应该持正面肯定态度，同时也要真正懂得科学的精神、性质及其范围，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东方文明古国的抗拒心理
鸦片战争使我们这个“中央之国”、“天朝上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粉碎了中国苦心构筑的海防边防，失败首先使中国人领教到西洋枪炮的威力，然后领悟到科学技术的价值。但是，统治集团和上层知识分子的主流认识并无根本改变，顽固派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开明派也不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败再败和对西方了解的增加使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提倡学习西方，利用科学技术救国；另一些人依然拒斥科学，对之表示鄙夷不屑，认为固守传统以维系道德人心才是根本。从宏观角度看，这个古老而落后的大国既骄傲、又沮丧，对科学既羡慕、又抗拒，但向往也好，排斥也好，大家都对科学知之不多，了解不深。从微观角度看，肯定科学价值的新派人士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素养不足，当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反对迷信和无知时，他们的口号和姿态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我们什么都不迷信，我们只迷信科学”，这当然是与科学精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态度；而那些顽固守旧的人一方面轻视和敌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名流批判自身文明，称赞东方传统的片言只语视为知心话，当成抑西扬中的得力证据。
比如，辜鸿铭就最爱引用各种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赞扬来为他那抱残守阙的立场辩护。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说：“着名的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先生在比较欧洲与东方艺术时曾说过：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而且每幅杰作几乎都有让人无法忍受的、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印记。……我认为欧洲文明也是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梁启超的看法也很引人注目，他在脍炙人口的《欧游心影录》中写道：“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具有以上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是狭隘的、于国无益的。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中国人抱持着前世老冬烘的态度，把科学理解为只具有工具性、物质性、机械性，声称２１世纪是中国文化的时代，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精神性、伦理性的。对照近一个世纪前国门初开时国人幼稚而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真应该尽快用开放的心态取代那种狭隘的心态。
重审“科学玄学论战”
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初爆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着名学者梁启超、梁漱溟，着名科学家丁文江、王星拱等人投入了论战。这场争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界当时对于科学本性的认识水平，以及面对科技文明和科技思潮时产生的分化与对立。
论战起于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人生观”，他的论点分两个方面，第一，科学问题和人生观问题判然有别，科学并非万能，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核心问题；第二，人类文明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前者是精神文明，后者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依靠科学，导致人生观的机械与简单，中国人应该放弃科学的价值取向，回归传统，回归宋学。
论战以科学派大获全胜，人生观派（又被轻蔑地称为“玄学派”，甚至“玄学鬼”）完全失败告终。现在来看，这个结果是相当值得玩味的。
从学理上讲，张君劢等人将人生观与科学完全对立，否认两者之间有任何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狭隘的、因循守旧的见解。胡适辩驳说，人生观随经验和知识而与时俱进，比如，根据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根据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根据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之残酷。确实，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引起人们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深刻变化，就是明显的例证。
“玄学派”的失败明显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和思想大趋势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开放、革新的思潮锐不可当，使保守立场声名扫地，张君劢提倡回归宋学，显然是不合时宜，逆潮流而动；中国面临列强的侵略欺侮，不可能不走倚重科学技术、富国强兵之路。这时贬斥科技物质文明，倡言东方精神文明，不仅是徒托空言，简直是腐儒误国之论。
但是我认为，现在冷静地看，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决非万能，人生观问题不能靠科学解决，却有相当的合理成分。科学派固然可以主张科学与人生观有关系，但进一步认为人生观问题可以化约为科学问题，或者干脆就是科学问题，却是简单的、不正确的。诚然，人生观与经验、事实、知识有关，但它的本质与核心是价值观、意义观，它谈的是人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世界或事情是怎么样。价值和事实的区分在哲学上就是“应然”与“实然”的分别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休谟和康德对此早有明确论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它们是天然相通的。当时的科学派大多是西化派，但在这种复杂微妙的问题上，他们的理解简单了一些，未脱传统思想窠臼。当然，论战的中间派有较为全面合理的主张，比如范寿康认为应该区分说明科学与规范科学，前者（比如生物学、心理学）说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后者（比如伦理学和美学）说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
“科玄”之争对我们今天的思考很有启发。它既彰明了科学的价值，又表明了它的有限范围。我们今天特别应当注意，掌握科学知识绝不能代替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绝不能代替对审美能力的培养和向善情操的熏陶。
后现代科学观
自从８０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质疑和否定科学价值的倾向又多了一样思想武器。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福柯和德里达全力消解科学的价值，动摇、瓦解科学作为客观知识代表的地位。他们力图证明，认为科学知识反映了客观世界，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神话，科学不过是一种话语权力，它并不比其他形式的话语特殊和优越。
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ｏｉｓＬｙｏｔａｒｄ）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中国知识界有较大影响，此书认为，在当代条件下，科学知识正面临“合法性”危机，科学话语历来被当成元话语，是衡量其他话语的标准，现在，这种绝对真理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科学和其他叙事方式，如神话、寓言、民间传说等等处于同样地位。他说，以前科学家一直看不起其他叙事，因为它们无法用证据证明自己，而在今天，科学知识在证明自身时，却不得不依靠其他叙事性知识：“当科学家有所发现之后，在接受电视和报纸采访时，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多半会重复一套叙事诗的知识探索”，“科学性的语言游戏希望说法成为真理，但却没有能力凭自己的力量，将其提出的道理合法化。”利奥塔把什么都当成话语，这就抹杀了科学和迷信、巫术的区别，这不能解释人类文明史中科学战胜愚昧的事实。后现代主义者断言科学与神话、巫术没有区别，但当他们生病时是去医院，还是去找巫婆呢？科学家为了让社会和公众了解科学发现的成果和价值，会使用宣传和其他介绍手段，但科学理论和科学定律本身能否成立，却有自身的评判标准。这相当于医药的推销要靠广告，但它们能否治病，却不是广告吹出来的。
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对于科学落后、科学精神薄弱、逻辑和理性传统不深远的民族有相当的危害。中国科学和文化落后，人民大众要摆脱愚昧和陋习，尚需作出巨大而长久的努力，抹杀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巫术的界限，只会延滞中华民族摆脱愚昧落后。
科学是否与人文精神对立？
中国有些所谓文化人缺乏基本科学知识，对科学的历程和精神并不了解，却以人文精神的名义否定科学技术，诅咒科学文明。他们提倡返璞归真，脱离现代文明生活，其实不过是对海德格尔的学舌。请看以下言论：海德格尔说过，无家可归状态已经成了一种世界命运。是的，人类愈来愈想家了，回到那个自然、和谐、自由的家园……是科学首先分割了自然、分割了人类认识自然的统一性，是科学首先以一种合理的片面性和整体的孤立性切开了人类眼中浑然一体的自然世界，它解剖了人体、解剖了地球和整个宇宙，它将人的体力和功能延伸到人的异己的部位，并进一步让异己的器械取代了人的体力和功能，从而中断了人的体能的进化，使人的精神出现出分支状态，甚至发展到一种破碎状态……人文主义在维护和扞卫着世界和生命的整体性；科学主义在切割、分解着这个整体……人文主义在尊重并返归自然，科学主义在解剖、毁坏自然……科学主义在客观上促成了商业和战争；人文主义在主观上抵制着商业和战争……我认为，承认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某种程度的异化是一回事，无限美化原始生活，用只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原始乌托邦批判现代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人们都知道，原始的自然世界并不是人类诗意地栖居之地，地震、火山爆发、雷电、洪水等等轻而易举就使人丧生。而科学不但不降低生命的质量，反而是生命的守护神。
如果没有现代医学，鼠疫、黑死病、产褥热等疾病不知道会有多猖狂。至于说到世界的整体性，我们可以比较唐僧取经、马可·波罗来中国的艰辛和现代交通、通讯带给人们在旅行、交流方面的极大方便。确实，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愈来愈接近“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古往今来的人文主义理想。
科学给人理性和力量，使人自尊和自信，科学是人文的后盾，不是人文的敌人。
结语：我们需要肯定科学的价值
西方思想家中不断有人反思科学的后果，批评科学的方法，置疑科学的价值，了解他们的想法有其必要，但鼓吹他们的思想则必须三思而后行。这里没有篇幅讨论他们的合理与偏颇之处，只是有必要指出，就算他们说的有道理，西方科技过分发达西方人对科技太偏颇、太迷信，因此有各种副作用，但在中国情况又怎样呢？我们是科学太多太成熟了，还是太少太落后了？在中国，什么时候科学被滥用了，成了霸权，还是情况刚好相反，人们往往缺少最起码的科学态度，甚至让反科学、伪科学大行其道？
我认为，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现实，努力使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一道安家落实，发扬光大。科学的价值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会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和肯定。
原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