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意识到早期作出更有效反馈的尝试可能会有点不自然，但会在实践中得到改善。
巴克给发送反馈提出了基本的指导原则，他的建议证明是有用的。倾听者需要增强他们的反馈能力，并认识到他们是通过反馈渠道来发送语言和非语言信息的。
一个好的倾听者会避免发出与当时情境不相适宜的令人迷惑的、无心的反馈。一个好的倾听者会认识到，开放的、诚实的反馈才是沟通的最好形式。然而，我们更应意识到，诚实的反馈有时可能会对说话者产生负面的影响，甚至会导致沟通的终止。所以，倾听者应该仔细估计自己的反应可能会产生的影响，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于有效倾听来说必不可少的是一种特殊的反馈——全神贯注的行为。全神贯注的行为不仅表示倾听者对说话者及其传达的信息的兴趣，也促进了倾听者对信息的理解。通过表现出全神贯注的行为，倾听者传达出一种开放的邀请传播者说话的信息：
我对你个人感兴趣，而且我认为你感觉怎样很重要。我尊重你的想法，甚至即使我不同意它们，但我知道它们对你来说也许是符合逻辑的……我试图想要理解你。我认为你是值得倾听的，并且我想让你知道我是那种你可以与之交谈的人。
一个重要的全神贯注的行为是眼神接触。有效倾听者必须小心，不要转移自己的注视，不要扫视整个房间，不要盯着看，或者是保持一种焦点模糊的眼神。倾听者应该保持一种恰当的让人舒服的注视，并直接看着说话者的眼睛。一种让人舒服的注视包括眨眼睛，眨眼频率平均每分钟少于１５次到２０次的倾听者可能有点思维涣散了。而眨眼的次数增加之后，倾听者可能会经受身体上或者是心理上的压力——焦虑、愤怒、兴奋、厌烦——而眨眼次数减少的话，倾听者可能正在获取信息或者是进入了需要集中精力的视觉活动过程。
全神贯注的行为还包括倾听者的身体姿势。三种身体行为可以传达积极的态度：①直接的面对面的身体方位；②躯干前倾；③近距离的，但是不会让人感觉不舒服的互动距离。另外还有一种表示全神贯注的行为是开放的、接纳的姿势，这种姿势很自由、放松，反映了倾听者的兴趣和参与意愿。倾听者应该避免如下的身体行为：过多的姿势变换、坐立不安、更大的互动距离，以及封闭的身体姿势等，因为这些行为可能会暗示不安、烦躁，或者是对于另外一方沟通者的冷漠、缺乏反应等。
其他的全神贯注行为包括点头、保持有回应的面部表情、使用简洁的语言表达、鼓励表达，以及用温和的、悦耳的嗓音说话。研究表明，积极的倾听行为如“点头”、“微笑”之类的符号与倾听的有效性之间存在显着的正关系。除了在合适的时间微笑以外，倾听者应该表现其他的能够表示参与的面部表情。比如，为了表示理解不到位，倾听者可以皱眉或者拉长下巴。
总而言之，有兴趣的倾听者应该避免表现出一副“没有表情的”脸，因为缺乏面部回应可能很快地破坏沟通互动。
研究也表明，倾听者表达某些声音分隔词诸如“嗯”、“啊，哈”，以及简洁的评论，如“哦”、“我明白了”、“是的”、“对的”，其实都表示了倾听者对讲话者信息的关注。通过把这些表达语言化，倾听者表现出了一种很重要的关注行为，并且鼓励说话者继续说话。同样的，研究表明，另外一种积极的关注行为表现为倾听者使用一种温和的、安宁且悦耳的嗓音——这种嗓音能向讲话者传达出一种关爱与积极的参与态度。
为了使充满关心和关注的反馈技巧得到提高，我们作为倾听者，“应该不仅仅提供某种形式的反馈，更应该关注对方对于这个反馈的反应”。要体察对方对反馈的反应，需要我们完全地融入双向沟通中。倾听者不仅要意识到自己发出的反馈，还必须关注这个反馈是怎样被接收的。比如，如果你发现你发出的反馈与说话者正形成一种敌对的态势，那么你应该考虑调整一下反馈信息，避免形成一种防御性的沟通氛围。
对于所有敏感的倾听者来说，发展有用的、支持性的反馈能力是一个主要任务。反馈能力需要有意识的努力，你必须知道作为一个沟通者你正在做什么。当然，练习和经验可以使一个人发展并完善这些能力。正如巴克在他的第十个建议中所指出的，关注反馈技巧可能在一开始会有些不自然。然而，当运用了一个阶段以后就会发现，他们在向说话者发送反馈信息时已经非常自然。
实际上，反馈是一个很重要的倾听策略，正如一个人如何了解自我、发展自我激励一样，反馈在谈话中、课堂上、工作中，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很重要的。显然，倾听者是一个沟通者，在沟通行进过程中承担着最起码的平等责任。作为一名沟通者，倾听者必须运用这些关键的沟通策略，以完成自己的责任。
十个影响倾听过程的因素
正如那些影响倾听者参与沟通过程的策略一样，也有一些影响我们倾听表现的关键因素。作为倾听者的我们在整个沟通过程中被许多因素影响：信息源、信息本身、传播渠道、传播环境以及传播的噪音背景等。这些因素都在第２章里作过描述。
作为倾听者，我们还被其他一些关键因素所影响，它们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在倾听过程中的表现。对倾听行为的研究强调了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我们会把它们带入到每一个沟通体验中。影响到倾听者的主要相关变量包括文化、性别、年龄、大脑半球分工、身体和心理状态、态度、自我概念、接收者的忧虑、时间以及倾听者的偏好等。
因素＃１：文化
文化被理解为能够辨别出一个特定人群的一套习俗、行为、信仰以及语言，并且成为那个群体内部所有个体的背景、经验和认知过滤器。传播学者已经认识到文化是所有沟通行为中（包括倾听）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因为一个人的文化在本质上定义了这个人是谁，他怎样通过认知过滤器进行沟通。
当一个人尝试进行跨文化交流时，文化对他的影响尤其显着。比如，在日本旅游的美国人会发现在语言和非语言方面有许多不同的沟通习俗，作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这些习俗需要人们理解与适应。同样的，如果倾听者想理解美国的亚文化并作出恰当的反应，也得适应他们的文化。关于文化对我们的倾听行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跨文化传播学者萨莫瓦和波特描述得很详细：“我们的传播方式、我们的传播情境、我们使用的语言和语言风格，以及我们的非语言行为，其实都是对我们自身文化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功能。并且，因为每一种文化都不同于另一种文化，在不同文化中培养起来的沟通实践和行为也就有所不同。”
文化是倾听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
汤姆利森观察到，“跨文化倾听者的终极目标就是减少在沟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此外，他主张倾听是跨文化传播中的一个关键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种文化当中被认为是“有效倾听”的，可能在另外一种文化中是完全不合适的或者会被误解。坦恩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人们的沟通方式在文化间是有差异的，包括男性和女性文化。所以，奥斯特梅尔得出结论，“跨文化倾听对于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竞技场。因为在这里，除了语言以外，其他因素诸如文化价值观、非语言暗示等都具有非凡的重要性”。
一项对倾听行为看法的研究显示，国际学生认为美国人与来自非洲的、亚洲的、南美洲的或者是欧洲文化的人相比，充当倾听者的意愿和耐心更小。这项研究的受访者也表示，在任何文化中所谓好的倾听者，都是那些关心与他人关系的人。
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把文化定为低情境与高情境，并且描述了不同的文化如何用不同的方式管理时间和信息。在低情境文化中，比如美国和加拿大，沟通者期待发出和接收相当数量的信息，因为多数信息已经非常清晰地包含在语言中。所以通常情况下，他们的信息更长、更确切，也阐述得更详细。而在高情境文化中比如日本和沙特阿拉伯，沟通者认为比起通过语言传播的信息，更多的信息则包含在沟通的背景中（外部情境）和沟通者自身内（内部情境）。所以通常情况下，他们的信息更快、更短，更不确切。结果是，高情境文化中的说话者和倾听者更依赖于一种对文化价值观和规则的共同理解，包括那些与传播和传播行为有关的方面。
霍尔是这样描述跨文化倾听模型的含义的：“在高情境文化中，理解是倾听者的责任；在低情境文化中，说话者要负责确认倾听者理解一切。所以，当一个美国人在过度解释的时候，阿拉伯人可能会感觉受到攻击，感觉对方似乎是高高在上；而当一个日本人在假设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话题的前提下开始他的谈论的时候，一个德国人可能会感觉自己被忽视了。”《与全世界的顾客沟通》一书向与外国人做生意的美国人提出如下办法：“①观察。②倾听。③说话。在美国，很多人倾向于颠倒过来做。美国人重视速度，而在很多其他国家，等一会儿再作出反应，如发表观点或者提出建议，是一种尊重的表示。”
跨文化交流跨越了国际界限，也扩展了组织文化。每个组织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实际上，在一个组织中，每个部门甚至一个办公室团队可能都会有一种文化。因此，对个人来说，调整自己的沟通风格，学会在不同的文化中倾听并表现出恰当的反馈，是一种挑战。比如，某个办公室的气氛可能很放松，而你楼上的那个团队则可能有更多的规矩，更僵化。除了团队成员可共享的经验以外，组织文化还可以从语言符号（故事、传奇、传说、神话）或物质符号（布局、陈设、大楼建筑）中表现出来。
此外，文化差异还延伸到个人交往中的倾听习惯。语言学家坦恩认为，“来自同一个文化背景的人具有相似的说话方式，这些方式与那些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是不同的”。她的发现来源于自己居住在纽约期间所观察到的人们的谈话模式与居住在加利福尼亚期间的观察之间的对比。
因素＃２：性别
研究指出，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注意模式，甚至也许有不同的认知加工模式。而且，有些神经学者发现，女性和男性的大脑结构是不同的，这个不同可能会影响到个体处理信息的方式。这些因素可以影响女性和男性，甚至人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对同样一个刺激因素作出不同方式的回应。
有些早期的研究者断定，男人比女人作为倾听者更胜一筹，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能支撑这种理论。更确切地说，研究发现了男人和女人“学习倾听是为了不同的目的，同时有着不同的倾听目标。主要表现在人际交流上：男性倾向于听事实，而女性更关注沟通中的情绪”。
有些研究者重点指出了不同性别（女性／男性）对倾听模式产生的影响。心理学家黛安·麦克格温妮斯断定，男性和女性的确有不同的注意模式：女性倾向于被人所吸引，而男性则偏好物体，并且男性具有相对较短的关注跨度。不同性别的人在大脑发育及半球组织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倾听行为。皮尔逊提出，女性能够听到一条信息的更多内容，是因为她们通过接收这条信息原本的模式而拒绝了更少的内容。而男性则倾向于按照他们自己的目标重新建构信息，并且对情感因素反应更小。而且，有证据支持这个被广泛认可的观念，即女性倾向于更准确地感知感情。
在美国文化中，人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适应按照规定好的性别角色行事。这种适应已经影响到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谈话模式。韦斯特和齐默曼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点，即男性控制着对话，７０％的问题有可能是女性问的，而男性有可能用９６％的时间来打断对方。在这之后丁迪娅的研究表明，在同性组合中，两个性别都有同样的可能会打断对方。
解释这些差异主要围绕着文化适应性展开。在研究男性女性沟通的不同时，坦恩观察到，女性和男性在年龄小的时候就按照不同的沟通模式进行了调节适应。小女孩儿与一个她们最好的朋友分享秘密，而小男孩儿则在他们认为做远比说更重要的团队中玩耍和竞争。这个调节适应的过程主要是由老师在课堂上无意识地向学生灌输的。好动的、吵闹的小男孩儿会得到老师的注意，而女孩儿们则被期待做温顺、安静的学生。
坦恩认为，成年男人和女人抗议“他／她没在听我说话”时，这个问题更多的属于“表现倾听”这个层面。女性表现出更多明显的倾听行为（点头、“嗯”、面部表情），所以，安静的、专注的倾听着的男人，往往被女人视作没有真的在听……而男人期待女人只要通过凝视着他的脸来表现她在倾听即可，当女人保持着一个固定的“嗯”、“啊”语音流的时候，男人则会感觉她们是在过度反应。
人类学家马尔茨和博克解释说，男性倾向于把诸如“啊哈”、“嗯”或者“我明白了”之类的声音等同于表示同意，而女性则把这样的回应理解为“我在听”。一些研究的确显示女性在某些倾听能力上具有优势：女性可能在语言记忆和非语言行为解码（尤其是听觉和视觉刺激因素双重存在的时候）方面比男性更有效，并且在察觉与性别有关的特质方面比男性更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