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与党内外作家座谈，谈话内容广泛，谈到了党员和党外群众的关系问题，批评了拉普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以及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强调真实地表现生活的重要性，说如能做到这样，“就不能不在其中看到、不能不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斯大林还提出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发挥说，这是一种生产人的灵魂的重要的生产，而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1933年
1月19日以联共（布）中央名义向A.绥拉菲莫维奇发出经斯大林亲笔修改过的函电，祝贺他七十岁寿辰。
3月给M.高尔基写信，表示同意高尔基提出的有关建作家城的意见，认为成立文学家俱乐部也是需要的和有益的，并征求筹建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的文学院的意见。
4月2日给A.阿菲诺盖诺夫写信，对他的剧本《谎言》（后改名为《伊万诺夫一家》）发表了详细的评论。
4月16、22日连续两次给M.肖洛霍夫发电报，告知他的信已收到，对信中提出的农民挨饿和农庄可能完不成春播计划的问题已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5月6日给M.肖洛霍夫写信，对他揭露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问题表示感谢，同时提醒他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庄稼人实质上是在与苏维埃政权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
1934年
2月底给M.高尔基写信，提出他的《论灵巧》一文应尽快发表。
3月16日给M.高尔基写信，告知对他的《论语言》一文作了一处不大的修改。
5月决定由A.日丹诺夫负责领导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工作。
6月下旬给Б.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向他了解诗人O.曼德尔什塔姆的情况。
7月23日会见英国作家威尔斯，与他进行了交谈。
8月8日与А.日丹诺夫、С.基洛夫一起批评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是俄罗斯历史的提纲”，没有把其他民族的历史包括在内。
8月底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即将闭幕时，对作协领导机关的人员组成作了具体指示，并批评М.高尔基“对党的态度不端正”，说他“在自己的报告里不提中央关于拉普的决定”，“他的报告讲的不是苏联文学，而是别的什么事情”。
9月给A.日丹诺夫写回信，说大会“总的来说开得很好”，但是有三个不足之处，即“高尔基的报告从苏联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些平淡”，Н.布哈林惹了事和“发言者不知为什么没有利用中央关于解散拉普的决议来揭露它的错误”。
同月给Л.卡冈诺维奇写信，表示同意И.爱伦堡提出的解散或从根本上改组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及其在各国的分会的建议。
1935年
1月11日在苏联电影业十五周年之际发表《致苏联电影总局舒米亚茨基同志》，向电影工作者表示敬意。强调电影是一种巨大的、不可估计的力量，希望他们取得新的成就，拍出像《恰巴耶夫》那样的新影片。
6月28日会见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与他进行了交谈。
11月24日在Л.勃里克的信上作了批示，其中称“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指出“对他和他的作品采取冷漠态度是犯罪行为”，要求“做好因我们疏忽而未能做的一切”。这个批示是批给H.叶若夫的。
12月10日写信给B.斯塔夫斯基，要求重视作家Л.索波列夫，因为从《大修》一书来看，这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并且指出凡是有文学才能的人都是“任性的和性格不稳定的”，因此不要给他规定写小说第2部，让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什么时候想写，就什么时候写。
1936年
1月17日和B.莫洛托夫一起与歌剧《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座谈，指出了“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形式主义的危险性”。
5月21日给M.高尔基写信，同意他的意见，也认为年轻文学常常缺乏起码的文化，认为H.维尔塔的《孤独》和H.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不例外。同时又指出，这两部作品“对我国文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和重要的优点”。
1937年
1月8日会见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对他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其中与文学有关的问题有：学术着作的写作者与艺术作品的写作者的区别问题，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在苏联社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苏联文学对现实的批判的界限问题，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问题等等。特别要说一下，福希特万格问他对人们向他表示过分的尊敬和爱戴有何看法，他回答说，觉得很不舒服，也曾表示过反对，但无济于事，并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1940年
7月9日给.И博尔沙科夫写信，指出电影脚本《苏沃洛夫》的缺点。
9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对根据A.阿夫杰延科的小说拍的影片《生活的规律》提出了批评。
12月28日给A.柯涅楚克写信，称赞他的剧本《在乌克兰草原上》。
1941年
4月24日给И.爱伦堡打电话，询问他的《巴黎的陷落》的创作情况。
1942年
8月28日给C.铁木辛哥回电报，指出他对A.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的看法是不对的。
9月1日把他给C.铁木辛哥的电报转发给A.柯涅楚克。
本年打电话给Л.列昂诺夫，赞扬他的剧本《侵略》写得很好，支持它上演。
1943年
9月13日给И..博尔沙科夫写了一个便函，肯定电影脚本《伊万雷帝》第1部。
9～10月主持制定苏联国歌，对C.米哈尔科夫和埃尔－列吉斯坦写的歌词作了审阅和修改，并建议增加一段反映红军在反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的作用的话。
1944年
1月31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批评A.杜甫仁科的电影小说《烈火中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倾向。
1946年
4月13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进一步改进党的机关工作的领导、其中包括加强对文艺战线的领导作了指示。他尖锐地批评了大型杂志，提出了这些杂志是否应该减少的问题，并对文学批评表示不满，认为批评家是“受作家供养的”，是“朋友义气的奴隶”，提出了如何改进的具体意见。
8月9日出席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的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问题。斯大林发表了讲话并在讨论时多次插话。在讲话中首先强调报刊的政治性，反对非政治化和宣扬无思想性，接着批判了由非政治化产生的只讲友情、不进行批评的偏向，说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苏联杂志不是私人的企业，而是“人民的杂志，我们国家的杂志”，“谁也无权使其适应那些不想承认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发展的人的口味”，他把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归入这一类之中，说他们的作品不符合教育青年的要求，不必对他们讲客气。讲话中多次提到这两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斯大林还对改进《星》杂志的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建议停办《列宁格勒》杂志，以便集中人力物力把《星》办好。他还在插话中多次提到了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两人，话说得很不客气，甚至使用了骂人的字眼。
第二项议程是讨论影片《灿烂的生活》，斯大林也讲了话，指责影片没有表现优秀工人和英雄人物，歪曲顿巴斯矿区的恢复工作，把它描写成以过时的技术和陈旧的工作方法实现的。他在讲话中同时还对影片《纳西莫夫上将》和《伊万雷帝》第2部提出批评，批评它们歪曲历史真实。
8～9月间决定改组苏联作家协会领导机构，成立由十三人组成的书记处，A.法捷耶夫任总书记，K.西蒙诺夫、H.吉洪诺夫、B.维什涅夫斯基、A.柯涅楚克任副总书记。
1947年
2月26日与C.爱森斯坦和H.切尔卡索夫谈话，再次对影片《伊万雷帝》第2部提出了批评，认为影片没有充分表现被称为“伊万雷帝”的伊万四世的历史进步作用。他承认伊万雷帝残酷，可以加以表现，但是需要指出为什么必须残酷。
5月13日召集A.法捷耶夫、K西蒙诺夫和Б.戈尔巴托夫开会，讨论有关稿酬、作协的编制、作家的住房等问题，让他们读了联共（布）中央关于医学科学院院士H.克柳耶娃和她的丈夫Г.罗斯金教授擅自把研究恶性肿瘤生物疗法的专着送到西方出版一事的密信，提出“应当同我们许多知识分子身上妄自菲薄的心理作斗争”。
1948年
1月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吉拉斯，在谈话中谈到对一些作家的看法。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作家，又是伟大的反动分子”，说不出版他的书是因为他对青年能产生不好的影响。在谈到当代作家时，吉拉斯特别提到М.肖洛霍夫，斯大林说，“现在有更好的”，并说了两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女作家。
3月31日在政治局召开的审批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的会议上对И.爱伦堡的长篇小说《暴风雨》、B，潘诺娃的长篇小说《克鲁日里哈》等作品发表了意见，建议授奖。他说，他对H.吉洪诺夫的诗集《南斯拉夫笔记本》“也没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由于苏南关系恶化，不能给它评奖，要求对他进行解释，并答应明年给他评奖。
1949年
2月9日前给K.西蒙诺夫打电话，对他的剧本《异邦暗影》提出修改意见。
1950年
3月6日在政治局召开的审批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的会议上，赞成给K.谢德赫的长篇小说《达乌里亚》、B.潘诺娃的中篇小说《光明的河岸》评奖；在讨论A.科普捷耶娃的长篇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时，与法捷耶夫发生了争论，坚持要给它评奖。在讨论时，他还对Э.卡扎凯维奇的长篇小说《奥得河上的春天》提出了意见，要求进行修改。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就文学的党性问题作了新的说明，说过去处于在野地位时，曾反对无党性，向无党性开战，以便建立自己的阵营，而掌握政权后应为整个社会负责，就不能排斥非党作家。同样，过去在野时曾反对夸大民族文化的作用，但是现在赞成民族文化。
1952年
2月25日《真理报》发表由斯大林口授的《就拉齐斯的小说〈走向新岸〉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署名“一批同志”），批驳M.佐林发自里加的关于这部小说的报导，指出这部小说的主要优点在于“把拉脱维亚人民、人民当中的普通劳动者作为英雄人物来描写”，认为它是“苏联文学的重大成就，思想上和政治上从头到尾都是站得住的”。
2月26日在政治局召开的审批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的会议上称赞C.兹洛宾的长篇历史小说《斯捷潘·拉辛》，把作者称为“有才华的人”，尽管有材料说他被俘期间表现不好，仍然决定授予他奖金。他在这次会上谈到戏剧创作时提出应不应当表现生活中的反面现象的问题，认为既然生活中还存在着恶和不少缺点，那就应该加以表现，否则就会犯违背真实的错误。他还说，生活中是有冲突的，这些冲突应当在戏剧中得到反映。“我们需要果戈理，我们需要谢德林”的口号就是他在这次会上提出来的。
